金融危机影响下我国上市公司EVA的估计与评价

全球金融危机对世界经济产生了巨大冲击,也直接影响了企业实体经济的运行及发展。EVA(经济增加值)作为企业业绩评价和考核价值创造能力的指标,得到了越来越多的关注。本文从EVA的角度,以我国A股主板上市公司为样本,诠释在危机影响下我国企业创造价值的能力,并提出应对策略,同时也供广大投资者做投资参考。     

新冠肺炎疫情下货币政策工具中外比较分析

面对前所未有的新冠肺炎疫情冲击,各国央行迅速采取了强力有效的应对措施,主要包括资产购买、前瞻性管理、流动性和信贷支持等非常规货币政策工具;央行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创设的非常规货币政策工具为迅速应对疫情危机提供了借鉴。国外央行应对疫情的非常规货币政策工具及时缓解了疫情冲击,但我国央行采取的货币政策措施更加稳妥有效,未来我国货币政策应继续保持战略定力,坚持稳健的货币政策灵活精准、合理适度。     

融资约束还是需求冲击？——金融危机期间中国上市公司资本投资研究

本文从需求冲击视角和融资约束视角考察金融危机期间上市公司资本投资变化及其原因。使用上市公司季度数据,我们发现资本投资在危机后期相比危机之前下降幅度达到19.4个百分点。并且,海外市场经营程度更高的公司资本投资下降显著更多。没有证据表明,危机爆发前公司的融资约束程度同危机期间资本投资的变化相关。研究还发现,伴随着资本投资的下降,危机后期公司的现金持有上升而债务融资有所下降。本文认为,来自市场的需求下降和需求不确定程度的增加这一需求冲击假说相比于融资约束假说更有助于解释金融危机期间上市公司的投融资行为。上述发现对于当前经济增速放缓环境下宏观调控政策选择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外部需求冲击与贸易下滑——基于全球价值链重构视角的实证分析

本文基于全球投入产出表，将影响全球贸易增长的周期性因素和结构性因素纳入统一框架，以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和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两次外部冲击引发的贸易下滑为例，探究全球价值链的变化如何改变外部冲击对全球贸易的影响效果。本文通过测度及对比两次外部冲击在需求侧对贸易下滑的解释力度，检验全球价值链在其中发挥的作用。实证结果表明：新冠肺炎疫情暴发时期，需求侧冲击可以解释贸易下滑的59.0%，显著低于金融危机时期需求侧的解释力度（71.1%），表明随着全球价值链的收缩，外部需求冲击通过价值链传导产生的放大效应也随之减弱。外部冲击对全球贸易的影响具有行业异质性，相比非耐用品行业和服务业，耐用品行业的需求变化对全球产出和贸易的冲击更剧烈，价值链传导的放大效应在耐用品行业中表现得更为明显。从国家或地区层面而言，参与区域贸易协定的经济体最终需求变化更加敏感；相对而言，中国各行业需求变动均为最小，侧面表明中国庞大的国内市场是抵御外部冲击的中坚力量。根据上述结论，本文有针对性地提出推动中国贸易高质量发展的对策建议。     

金融危机对中国制造业的冲击与对策

由次贷危机引发的金融海啸波及全球,它对我国的金融体系产生巨大冲击的同时也给经济形势和产业形势带来了深刻影响。传统的中国制造业以劳动密集型的低附加值产品为主,其在国际上的巨大市场随着金融危机的到来而迅速萎缩,"中国制造"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冲击。同时,金融危机也让中国制造业面临着新的机遇,产生深刻的变革,提高我国制造业的整体素质,中国制造企业应当积极应对挑战,使制造业有一个更加良性的发展。     

金融危机对中国制造业的冲击与对策

由次贷危机引发的金融海啸波及全球,它对我国的金融体系产生巨大冲击的同时也给经济形势和产业形势带来了深刻影响。传统的中国制造业以劳动密集型的低附加值产品为主,其在国际上的巨大市场随着金融危机的到来而迅速萎缩,"中国制造"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冲击。同时,金融危机也让中国制造业面临着新的机遇,产生深刻的变革,提高我国制造业的整体素质,中国制造企业应当积极应对挑战,使制造业有一个更加良性的发展。     

疫情冲击下组织冗余对股票收益率的影响研究

本文以2019年12月至2020年3月中国A股上市企业为样本,分析组织冗余对疫情冲击下股票收益率的影响.研究发现,疫情发生后上市公司的股票收益率普遍下降,而组织冗余作为调节变量,缓解了疫情对股票收益率的冲击;这一效应在非国有企业中尤为明显.并且,当组织冗余水平达到当年同行业的49％时,这一缓冲作用才得以显现.由此可见,企业内部适当的冗余资源对有效防范、应对突发性的灾难事件具有重要意义.     

疫情冲击下组织冗余对股票收益率的影响研究

本文以2019年12月至2020年3月中国A股上市企业为样本,分析组织冗余对疫情冲击下股票收益率的影响.研究发现,疫情发生后上市公司的股票收益率普遍下降,而组织冗余作为调节变量,缓解了疫情对股票收益率的冲击;这一效应在非国有企业中尤为明显.并且,当组织冗余水平达到当年同行业的49％时,这一缓冲作用才得以显现.由此可见,企业内部适当的冗余资源对有效防范、应对突发性的灾难事件具有重要意义.     

日本:面临“二战”后最严重的经济衰退

金融危机虽然并非源自日本,并且日本受到本次危机的源头——美国次贷危机和楼市衰退的打击相对较轻微,但日本目前面临的是"二战"以来最为严重的经济衰退。日本出口因全球需求下滑以及日元大幅升值而受到严重冲击,并导致企业投资和     

固定资产投资企业融资风险研究

近年来,受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我国外部需求大幅萎缩,政府出台了一系列扩大内需的措施,确保经济稳定增长,尤其是固定资产投资增加显著,融资金额不断增加。在确保固定资产投资正常进行的情况下,融资风险亦不容忽视。文章通过对政策约束,生命周期理论分析,建立模型,确定固定资产投资企业融资结构及风险防范。     

贸易成本与中国制造

制造业是立国之本、强国之基,是大国经济的压舱石,更高水平、更有竞争力的制造业是高质量发展的基础。改革开放后中国制造业发展既受益于推动对外开放和融入全球贸易体系,也深刻影响了世界分工格局和外国福利水平。本文结合长期收入效应、投资结构变迁、国际贸易失衡等中国经济特征建立了一个两国多部门结构转型模型,从理论和定量上研究了贸易成本对中国制造业发展和外国福利提升的影响。本文发现:1995-2010年中国出口贸易成本持续下降,既增强了中国制造产品的比较优势,使制造业产出增长了29%,分别提高了制造业就业比重和产出比重4.7个和5.1个百分点;也由此降低了全球消费品价格,对同期外国总体福利水平提升的贡献率接近15%。对中国制造产品加征关税提高中国出口贸易成本,会显著降低外国福利水平。本文结论表明,中国是经济全球化的受益者,更是贡献者。本文为全面提高对外开放水平构建新发展格局提供了现实依据,并为加快建设制造强国、推动高质量发展提供参考。     

耐用品、投资专有冲击与货币政策福利

本文构建蕴含耐用品与非耐用品的两部门DSGE模型,研究投资专有冲击对货币政策及社会福利的影响。投资专有技术进步改进了投资转化为生产资本的效率,放大边际成本波动,增加了厂商调价动机和价格水平变动。即使耐用品价格完全灵活,最优货币政策也无法同时稳定价格和实际GDP。研究发现:(1)耐用品相对价格缺口波动率的上升虽然增加了实际GDP波动,但能够有效地降低投资专有技术对边际成本的冲击,减少价格变动的福利损失。所以两部门投资专有冲击时,央行倾向于稳定价格水平。与其相反,在单部门投资专有冲击和两部门生产技术冲击时,最优货币政策应降低耐用品相对价格缺口波动,稳定实际GDP。(2)对比三种泰勒规则:钉住非耐用品PPI、钉住加权平均PPI及钉住CPI,福利分析发现钉住非耐用品PPI最优,钉住CPI次之,钉住加权平均PPI的福利损失最大。就损失程度而言,投资专有冲击的福利损失是生产技术冲击的2倍,表明投资专有冲击加剧了最优货币政策在稳定价格与实际GDP间的权衡。     

美联储政策变化、国际资本流动与宏观经济波动

本文构建包含国际投资者、外资企业和银行流动性冲击的DSGE模型来探究美联储货币政策变动和政策不确定性对我国宏观经济的影响和作用机制。研究发现:(1)美联储加息会导致我国产出、投资和通货膨胀的下降、汇率贬值、国际资本外流和银行系统流动性紧张。随着金融摩擦程度的增加和银行杠杆率的上升,美联储加息对我国产出、投资和资产价格的负面影响会进一步增强。(2)美联储货币政策不确定性的增加会直接导致外资企业的投资、劳动需求和产出的下降,并对我国总产出、总投资和资产价格产生明显的负向外溢效应,进一步加剧我国宏观经济的波动。(3)为应对美联储的利率变动,适当限制国际资本流动能有效稳定我国经济波动和改善社会福利,而实施固定汇率和央行盯住美国利率的政策会加大宏观经济的波动,并导致社会福利下降。     

货币政策与宏观审慎政策共同支持宏观经济稳定

货币政策是维持宏观经济稳定运行的重要政策工具,但2007—2009年国际金融危机表明,仅仅保持物价水平稳定,忽视金融风险,并不足以维持宏观经济稳定。近年来中国提出双支柱宏观政策框架以支持宏观经济稳定,这一创新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我们首先提出了双支柱宏观调控的框架,强调应该注重两类政策目标的协同与矛盾、政策传导渠道的相互交叉与影响、冲击类型与开放条件的差异等,从而保证双支柱宏观调控对宏观经济的稳定效应。接下来,我们建立了一个DSGE两国模型,作为分析双支柱宏观调控稳定宏观经济的案例研究。研究表明,第一,金融冲击下,货币政策有助于稳定宏观经济,且随着汇率制度从固定转向浮动,货币政策稳定宏观经济的效果会明显加强。第二,在货币政策的基础上,增加以跨境资本流入税为代表的宏观审慎政策工具,可以有效遏制金融市场的顺周期机制,进一步提高宏观经济的稳定性,从而验证了双支柱宏观调控的有效性。第三,双支柱宏观调控的有效性与汇率制度有关,当汇率灵活性水平较低时,双支柱宏观调控对宏观经济的稳定效果更好。     

货币政策冲击对实体企业投资选择影响的“宿醉效应”

本文研究货币政策冲击对实体企业投资选择的动态影响效应。与传统分析方法不同,本文运用利率衍生品价格数据来识别中国货币政策冲击,利用工具变量局部投影法获得货币政策冲击对微观实体企业投资选择的动态影响效应。研究表明,动态效应呈现出更丰富的信息:货币政策冲击对企业金融资产占比有显著驱动效应,效应大小表现出先升后降趋势,在冲击发生一年半后达到峰值。值得注意的是,货币政策冲击会导致企业货币资金占比在短期内显著减少,而在中长期显著增加。进一步分析表明,货币政策冲击使实业投资和金融投资在短期内都更有利可图,所以在短期内企业倾向于减少货币资金占比,增加非货币金融资产投资和实业投资;政策冲击在中长期对企业资产收益率的提升作用消退,盈余效应使企业在中长期的金融资产占比提高,表现出一定的“宿醉效应”。     

产业政策促进全球价值链升级的有效性研究——基于出口加工区的准自然实验

本文利用我国出口加工区(EPZs)成立之初所实施的“主导产业”扶持政策构造“准自然实验”,实证检验了该政策对于企业全球价值链(GVC)升级的效果并进一步探讨政府实施产业政策的有效性,发现:(1)EPZs的“主导产业”政策对我国出口企业GVC升级存在负向影响,而这种负向影响在多重稳健性检验下均成立;(2)异质企业视角下考察产业政策对GVC升级的影响发现在国有资本份额较大的企业和重工业企业中产业政策对GVC升级的负向影响尤为明显;(3)对EPZs的“主导产业”政策发挥作用的前提进行检验,发现在比较优势较强的行业,产业政策对GVC升级的负向影响不明显甚至存在正向影响;同时,在错配程度较低的行业负向影响也不明显。由此本文认为,政府在推动GVC升级方面应当“有所作为”,但也不能“无所限制”,即产业政策要针对比较优势“精准定位”,但也应当以不造成资源严重错配为前提。     

中国的通货膨胀:外部冲击抑或货币超发——基于贝叶斯向量自回归样本外预测模型的实证

本文运用贝叶斯向量自回归样本外预测模型分析了中国通货膨胀的诱发因素,发现本轮通货膨胀的最主要原因是近年来中国货币过度发行,而外部冲击则是次要原因。在外部冲击中,国际食品价格变化对中国通货膨胀的影响较大,国际石油价格变化影响较弱。Diebold-Mariano(D-M)检验也表明包含货币供应量的贝叶斯向量自回归样本外预测模型对通货膨胀的预测能力要高于其他模型,开放经济模型对中国通货膨胀分析有较好的适用性。     

中国实业部门金融化的异质性

本文基于实业和金融两类投资组合模型的构建,重点考察不同所有权性质和不同行业企业的金融化驱动机制是否具有异质性,并探究不同类别金融投资对应结果的差异性特征。实证结果与已有研究以及传统印象并不一致:我们发现,风险规避是中国非国有企业和制造业企业金融化的显著驱动因素,而国有企业和非制造业企业则不存在这一特征;同时,非制造业企业的金融投资主要由收益率差驱动,而在其他企业样本中均没有证据显示追逐利润是企业金融化的推动因素。不同企业样本的融资约束、杠杆率、成长性、流动性水平以及资产质量等因素对企业金融资产占比的影响也存在显著差异。进一步区分企业金融投资中货币和非货币类金融资产的不同特性并考虑企业的长期股权投资,结果表明货币类金融资产和非货币类金融资产的驱动机制存在明显差异:对于货币类金融资产投资,国有企业主要受资本逐利因素推动,其他企业则未体现这一特征;对于非货币类金融资产投资,非国有企业、制造业和非制造业企业均受到风险因素驱动,而国有企业则不受影响;将企业长期股权投资纳入金融资产后结果则未产生明显差异。     

The Covid-19 outbreak,corporate financial distress and earnings management

This study explores the association between the Covid-19 outbreak, corporate financial distress and earnings management practices in China. We investigate whether firms took advantage of the downturn in economic conditions during the pandemic to adjust their earnings using different earnings management techniques. Utilising a sample of 1832 listed firms and underlying theoretical frameworks (i.e., positive accounting and signalling theory), we find that firms were more inclined to manage earnings during the pandemic period. They favoured using the accrual-based rather than the real activity-based earnings management technique. We also find that firms engaged more in income-increasing practices in the shadow of the outbreak. In addition, our results further demonstrate that financially distressed firms were involved in earnings management, particularly accrual-based earnings management. However, compared to privately-owned firms, state-owned enterprises seem to be involved less in earnings management during the Covid-19 pandemic. Findings from this study raise some concerns for policymakers about the credibility of financial reporting information during Covid-19.     

供应链经济背景下供应链金融发展现状、问题与策略研究——基于构建经济发展新格局的视角

构建以国内经济大循环为主的国内国际经济双循环的经济发展新格局,是党中央应对当前国际国内新形势提出的新的发展战略。供应链经济是实现经济双循环目标的重要抓手,而供应链金融则是供应链经济能否持续繁荣的重要保障。近年来,我国的供应链金融虽然有了较快的发展,但面对复杂多变的经济金融形势,特别是构建经济发展新格局的战略背景下,必须根据供应链经济变化新特点,扎紧供应链金融的风险敞口,设计好供应链金融的新布局,提升供应链金融在各项金融产品中的比重,加快供应链金融各项政策落地,以数字化为主要手段全面推动供应链金融生产能力的再释放,充分满足供应链经济发展的需求,发挥金融在供应链经济发展,特别是经济发展新格局构建中的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