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上半年及全年经济形势分析

今年以来，欧债危机从希腊向西班牙等大国蔓延，发达经济体增长乏力，新兴经济体经济增速回落，世界经济复苏进程艰难曲折。复杂多变的内外部环境使得我国经济下行风险加大，特别是4月份以来主要宏观经济指标呈全面趋弱态势，但就业形势表现尚可，物价上涨压力明显减缓，国际收支趋向平衡。展望下半年，在“稳增长”预调微调政策效应显现、房地产市场企稳等因素影响下，我国经济有望逐步企稳回升，初步预计，上半年及全年GDP分别增长7．6％和8．1％左右，CPI分别上涨3．4％和3％左右。应妥善处理好“稳增长”与调结构的关系，着力落实结构性减税，加大企业技改投入，增强经济稳定增长的后劲。     

财经人语

蔡昉：“十三五”期间GDP增长仍可保持7％中国社科院副院长、学部委员蔡昉日前在“中日经济增长与劳动力市场研讨会”上表示，虽然中国经济平均潜在增长率逐年下降，但是可以通过改革创造新的红利，提高潜在增长率。     

“巨国经济”：中国经济持续发展的驱动力

1978年至2010年，中国经济以年均9．8％的速度高速增长。但自全球金融危机以来发达国家经济低迷，债务风险阴霾重重，各种形式的保护主义乘势抬头。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问题十分突出，我国经济发展面临严峻挑战。笔者认为，尽管我国经济发展面临许多困难，     

协调改善、知识增进与经济持续增长

本探讨了经济持续增长的一般原理．构建了协调改善、知识增进的增长效应模型，并通过计量模拟的方式进行了比较静态分析。生产要素之间的互补效应是经济持续增长的动力源泉，而要素之间的互补效应则来源于因协调改善而导致的广义知识的增进。由于各个经济增长要素“协同”地作用于经济增长，经济增长路径可能是不确定和复杂的。     

新经济增长理论与中国农产品加工业的发展

法国经济学家佩鲁20世纪50年代提出的以“发展极”为标志，以“不平等动力学”为基础的不平衡增长理论，曾经为世界经济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我们也曾经用经济不平衡增长理论，对农产品加工业优先发展以带动农村经济全面发展进行过分析。20世纪90年代初，“发展极”理论被经济学家重新认识形成了新的理论，对世界经济的繁荣与增长又一次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大国效应”和自主宏观政策选择

中国经济从2001年开始进入了一个高速平稳增长的时期,已经长达5年多了,经济增长沿着潜在增长率稳步前行,通货膨胀指标也显示出如此的平稳状态,似乎高速平稳的经济增长会自然而然地带着中国经济一直往下走。但是,在这高速平稳的经济增长的底下其实也开始在涌动着巨大的波浪,这潜在大浪被人们逐步认识为“流动性泛滥”和“资产价格上涨”。这使人们不自觉地想起了日本的“升     

虚拟经济与经济增长之关系研究

本文从金融发展层面来探讨虚拟经济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首先从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的一般路径方程入手，讨论了货币扩张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然后依次探讨了金融市场以及衍生工具市场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得出了虚拟经济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经济增长，但在发展过程中必须加强监管，防范风险的结论，即要把握好虚拟经济发展的“度”。     

开放中技术扩散对地区间生产率变动的影响

经济结构和经济政策在构造中国地区间经济增长不均衡机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开放实践中的技术扩散通过经济结构的变化和生产率提升幅度的差异。影响地区经济不平衡增长的发展趋势。本文就技术扩散的方法，重点，协调及相关政策条件作了探讨。     

宏观审慎政策与经济增长

近年来,全球经济持续低迷、国际金融市场波动频繁,如何在防范系统性风险的同时促进经济可持续发展已经成为世界各国的共同诉求。本文发现,建立合理的宏观审慎政策框架是协调两者的重要政策工具。我们考察了宏观审慎政策影响经济发展的理论机制,发现社会融资杠杆率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一个“倒U”型关系,而宏观审慎政策可以约束融资杠杆率在合理区间进而促进经济增长。利用110个国家2000—2017年间的宏观审慎政策数据,我们构造出宏观审慎政策综合指数及其分类指数,并实证考察了宏观审慎政策对经济增长的理论预测。结果表明,宏观审慎政策框架从多个维度规范了信贷融资活动,因而可以通过限制社会融资杠杆率,动态调整信贷规模(占GDP的比重),对平衡经济增长和防范系统性风险两个政策目标起核心调节作用。     

国外产业平衡增长和不平衡增长理论综述

经济增长理论从增长方式看包括平衡增长理论和不平衡增长理论，从研究对象上看可分为产业增长（发展）理论和区域增长（发展）理论。本文仅对产业的平衡增长和不平衡增长理论综述如下。     

土地财政的经济影响及其后续风险应对

土地财政已内生化于经济增长,但作为中国经济转轨进程中一种过渡性的非传统、非正式的政府收入,其自身具有的易波动、不规范、不可持续等特点,使得现行依赖于土地财政的增长模式不可持续。文章分析了土地财政给中国经济增长与经济结构变动带来的影响,以及后土地财政时期的潜在风险及应对。分析表明,土地财政加剧了经济的波动,带来短期内的政府公共支出增加和经济增长,但长期内并不必然促进经济增长,且会导致经济结构日趋不合理。在后土地财政时期,随着土地财政的退出将引发诸多潜在经济风险,如不能提前应对,将制约中国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产业发展的不平衡度与经济增长之定量研究

早在20世纪40年代，西方经济学家就提出了平衡增长理论和不平衡增长理论，之后又有很多的学者加入平衡和不平衡增长的讨论，然而有关平衡和不平衡增长的定量研究一直是理论的薄弱之处。本文以我国的产业发展为样本，在对产业发展和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量化研究的基础上得出了产业发展的不平衡度与经济增长率之间确切的数量关系式。     

经济风险视角下中国经济增长质量的评价研究

伴随着社会的进步和经济高速增长,风险问题已经渐渐崭露头角成为经济长足高效增长的障碍。本文通过对于中国经济增长质量中关于经济风险的问题予以研究,并利用熵值分析法计算自建国以来中国经济增长中存在的经济风险。结果表明,自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经济增长中的经济风险更多的表现为市场风险,因此应该在高效经济增长的同时,切实有效地规避和降低市场风险,从而提高经济增长质量。     

中国经济增长:阶段性、风险性和波动性

与我国经济增长已经实现的“软着陆”对应，我国经济增长开始进入“软扩张”阶段。经过近年来的扩张性宏观经济调控，积极经济政策的长期效应逐渐体现出来，形成了对经济增长持续和稳定的促进作用。由于我国经济增长方式发生了由总供给驱动向总需求驱动的转变，我国经济运行的稳定性明显增强，在保持较低风险水平的同时，将开始形成新的周期模式和第一轮增长型长波。     

楼市调控又到十字路口

最近一段时间，楼市调控所面对的局势似乎正在变得更加微妙，国务院日前将8个督察组派赴16省（市）进行楼市调控落实情况调研，其背景啥在”年中经济工作会议“定调”稳增长“以及统计数据显示房地产市场连月“升温”之下，面对即将临近的“金九银十”，未来的调控如何平衡“稳增长”和”控房价”两者的关系自然备受期待。     

投资结构的优化与经济增长支撑点的选择

投资结构的变化对经济增长的数量和质量产生着直接影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与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要求实现投资结构的帕累托最优。本文通过对投资与经济增长内在相关性及投资、供给、需求、经济增长之间诸矛盾的分析,说明投资结构的优化,要以产业结构合理化、高级化为中心,以国内国际潜在市场为导向,以知识经济的推动为动力,制定超前的投资战略,建立能吸纳不同投资主体的投资体制和投资机制,以形成既符合产业布局又有利于产业梯度推进的投资结构和经济稳定、协调增长的序列支撑点     

中国金融市场发展与经济增长不协调问题分析

文章以中国金融市场发展与经济增长不协调问题为研究对象,考察了两者之间不协调的状况,分析了该问题的形成原因和影响,并对主要不协调市场提出了政策建议。     

金融助力经济回归潜在增长水平

2022年,国际方面,乌克兰危机叠加美联储加息,海外经济滞胀风险上升,全球金融市场动荡加剧;国内方面,经济增长从快速下降到缓慢回升,宏观杠杆率前高后稳,社融和信贷冲高回落,理财赎回潮增大年末债市波动,股市于深度调整中显较强韧性,中美经济、政策周期错位加大人民币贬值压力。总体上,面临国内外多重复杂因素冲击,2022年我国货币金融政策坚持“以我为主、稳字当头”总基调,助力稳住了经济基本盘。随着我国新冠肺炎疫情防控进入新阶段,促进房地产、平台经济健康发展以及金融业扩大开放,经济增长有望回归潜在增长水平。进入2023年,“稳增长,扩内需”成为宏观调控主基调,货币金融政策的首要目标是激发市场内生动能,发挥消费的基础作用和投资的关键作用,并着力稳物价、稳就业,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     

美国经济非均衡增长风险的理论观点评析

始于1992年的美国经济增长周期，虽然由于新经济泡沫的破裂而有过短暂衰退，但经过本世纪头三年的调整，至今增长态势较好。从2003年到2005年，美国经济增长平均保持在3．5％以上。然而，仔细研究分析发现，美国经济的这一增长态势是建立在一系列经济的非均衡基础之上，其中包括财政赤字、储蓄不足、过度消费、贸易逆差、过度的国际负债融资等一系列潜在的风险，使得越来越多的学者担心：这样的经济增长还会持续吗？近年来，一些学者分别从不同的角度对此进行了解读，并提出值得我们深思的观点。     

潜在产出增长放缓背景下宏观政策的选择

“十一五”期间潜在增长率已在放缓,根据劳动力、资本及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变化趋势,预计“十二五”时期年度潜在增长率将进一步放缓至8％左右。2011年产出缺口率说明短期内经济仍面临下行压力,物价涨幅将走低。当前的经济增长放缓有短期需求收缩的影响,但主要是中长期潜在供给条件趋弱的结果。宏观经济决策需要适应和确立“中速”增长预期,宏观调控要立足“稳足”,防止“过度刺激”。在短期政策着重“稳”需求的同时,应更加重视供给政策的中长期效应,注重产业和产品升级,提升潜在产出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