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外股票期权激励机制比较研究

通过介绍美国和日本的股票期权激励机制,并与我国的股票激励机制进行比较分析,提出了关于我国股票期权在公司治理、市场建设和法律法规方面的建议。     

关于股票期权激励机制设计的实证研究

股票期权是一把双刃剑,有利也有弊。我国部分上市公司已经开展了股票期权激励机制的尝试,但在尝试过程中还存在着很多问题。本文在简要介绍了股票期权的含义、利与弊的基础上,分析了股票期权激励机制在我国的适用范围及实施条件,阐述了股票期权激励机制设计所运用的理论,并重点从组成股权激励机制的各要素方面探讨了股票期权激励机制的设计。     

论股票期权激励机制异化与舞弊财务报告

本文探讨和分析了美国股票期权激励机制背离其激励初衷的原因,认识到由于股票期权的滥用、公司治理结构的缺陷、外部监管的不力和法律上的漏洞导致股票期权激励机制的异化及由此产生的舞弊财务报告。针对上述原因,结合我国实施股票期权激励机制的情况,对防范我国股票期权激励     

建立我国特色的股票期权计划之我见--结合我国国情和美国的经验

股票期权计划作为一种长期激励机制起源于50年代的美国，在90年代得到长足的发展。由于股票期权通常是授予给公司的经理层，因此经济学界也将其通称为经理股票期权，股票期权是企业与其高级管理人员之间约定在将来一定时问内可以以行权价格购买公司一定数量的股票，并在一定的时间内将所持有的股票在一级市场上出售，以获得股票市价与     

股票期权激励机制在我国的发展状况

股票期权激励机制对上市公司能够起到协调利益冲突的作用,引入经理人股票期权可以缓解股东与经理层之间的矛盾,设计出科学的股票期权激励机制对企业的发展具有重要的作用,对企业生存发展产生一定的影响。文章研究股票期权激励在我国的发展以及取得的成就并着重分析盈余管理存在的可能、股票期权终止和制度保障力度等情况。通过分析对我国股票期权激励机制发展进行深入探析,分别从市场监管、激励机制设计、会计制度基础方面阐述。     

关于期权激励的理性思考

近年来 ,随着国企改革的不断深入 ,一种新的管理方法———股票期权激励走上前台 ,并受到了国内理论界和企业界的普遍重视。目前 ,国内一些地方已经开始将期权激励计划付诸实施 ,同时有更多的企业也正在准备实施。那么期权激励的作用到底怎样 ?它是否符合中国的国情呢 ?什么是股票期权激励股票期权激励最初出现于７０年代的美国 ,经过２０多年的探索 ,目前已发展成西方国家普遍采用的企业激励机制之一。据报道 ,全球排名５００家的大工业企业中 ,至少８９%的企业实行了股票期权制度。在其发展初期 ,股票期权往往只授予公司高级管理人员 ,近…     

股票期权激励的制度分析及我国股票期权方案设计

股票期权作为激励方式中的“金手铐”，将激励与约束很好地结合在一起，实现了经理人和股东利益实现渠道的一致性，作为一种长期的激励机制，实现了公司治理的帕累托改进。美国作为股票期权制度的产生国，其公司90％的CEO都持有公司授予的股票期权，期权数量的速度也很惊人。根据美国职工持股研究中心的报告，拥有股票期权的雇员人数从90年代初的不到100万人，蓬勃发展至2002年的1000万人。     

经理股票期权的信息经济学解说及效应分析

经理股票期权作为一种长期激励机制起源于50年代美国,在90年代得到长足的发展。从经济学的角度看,股票期权的作用是改善公司治理机制、协调经理人与股东之间的利益、防止企业经理人员的短期行为及降低代理成本。随着经济学理论的不断完善,经理股票期权研究也日趋深入,特别是在引入信息经济学之后,经理股票期权制度是形成最优化激励契约的必要条件。     

我国实施股票期权的制度环境分析

<正> 2002年上半年,美国资本市场发生了以安然、环球电信、世通、施乐财务造假为代表的丑闻事件,使美国国内引发了对股票期权的质疑,要求改革股票期权的呼声也越来越高。我国理论界和实务界人士也广泛关注由此暴露出来的股票期权“失灵”问题,甚至推出“股票期权激励在中国要慎行”之类的结论。事实上,作为一种长期激励机制,股票期权本身是具有创新性的,它能充分调动经营者的积极性,将股东利益、公司利益和经营者个人利益结合起来,鼓励他们更多关注公司的长期持续发展。美国的问题是授予高管股票期权的比例过高,滥用期权导致对公司或股东利益受损,而我国的现实情况则是管理层持股比例过低,根本无法起到其应有的激励作用。因此,我国应当以积极的态度对待股票期权。但是,股票期权的有效实施需要配套的制度环境。 一、法律法规环境 股票期权的实施,首先需要有相应的法律法规予以保障,做     

对我国上市公司建立股票期权激励制度的思考

股票期权制度作为一种长期激励机制，在国外受到了普遍的重视，在我国也日益引起人们的关注。本文对我国上市公司建立股票期权制度所需的客观环境进行了全面的分析，并提出了在我国逐步建立股票期权制度的对策：先规范试点、总结经验，然后分类推广、逐步实施。     

ESO激励的风险、对策研究

管理层股票期权(ESO)是对公司高层管理人员的一种较好激励方式,但局于本身激励相关内在因素所限,仍存在激励失效的可能。本文在概述股票期权激励特点的基础上,建立模型探讨其内在风险,并在最后给出相应对策建议。     

区际产业转移的效应分析及相应政策建议

本文在对经营者股票期权进行理论分析的基础上 ,对其在我国企业改革中推行的制约因素 ,从企业理论出发、结合我国实际 ,进行了详尽的分析 ,并指出应该使其从行政给予型转变为市场诱导型。     

澳门经济“适度多元化”与大珠三角经济一体化研究

早在上世纪90年代中期,澳门便提出经济应"适度多元化"的思路,但至今仍未得到有效的推进。本文认为,澳门的经济"适度多元化"应建立在大珠三角经济一体化的基础上,以"区域锲入"和"产业融合"为基本定向,科学地推进彰显型、共建型和平台型三个不同层面产业的建设。     

国有产权的缺陷与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缺位

股权激励缺位是我国上市公司激励制度建设中存在的重大问题,其产生原因有很多,国有产权的固有缺陷是我国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缺位的重要原因之一.要实现有效引入股权激励的目标,需通过一定手段,消除上市公司中由于国有产权固有缺陷所导致的不良后果.     

东部沿海某市保税区突发事件应急预案研究

为了有效应对频繁发生的突发公共事件,提高保税区应对突发公共事件的能力,东部沿海城市积极开展了保税区突发公共事件专项应急预案的编制工作。目前,各保税区的应急预案体系已经基本建立,但针对保税区突发事件应急预案的研究还比较少,因此有必要对其展开详细研究,来更好的保证保税区各项功能的正常运行。本文基于东部沿海某市保税区突发事件应急预案,着重介绍其各要素的编制内容,并对其进行详细的分析,提出存在的问题及不足,给出了解决以上问题的方法。     

从农业产业结构演变看产业结构调整——建国60年广西农业结构演变与展望之二

建国以来,广西农业结构逐步由种植业为主和粮食为主演变为农林牧渔业全面发展及粮食作物与经济作物并重。这种变化的动力,主要是改革推动、市场拉动和科技促动。今后广西农业结构调整需市场手段与计划手段并用,构筑多元化的农业产业结构。     

高新技术企业知识型员工的激励

员工激励是企业管理中最重要的问题之一。在知识经济时代,高新技术企业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知识型员工激励的问题也比以往更加复杂和重要。本文通过分析知识型员工的心理特点和工作特点,结合我国高新技术企业知识型员工激励特点,提出对我国高新技术企业的知识型员工进行有效激励的对策建议。     

相对贫困对农村劳动力迁移决策的影响研究——来自江西的经验分析

相对贫困假说认为影响农民外出务工的因素不仅仅在于城乡两地的绝对收入差距．也在于农民在农村参照系内感受到的相对贫困程度。本文基于作者2006年对江西两村54户家庭、183位个体劳动力的问卷访谈数据,验证了相对贫困对农民迁移决策的显著影响;研究同时发现可耕地数量与农民迁移决策的非线性关系,“种田可以解决温饱问题,却不能解决收入问题”;教育支出已成为影响农户经济决策的重要因素之一,大量农民因孩子的教育费用而离家务工。     

物流一体化服务中的多任务委托代理模型分析

在物流一体化服务中,物流成本指标与服务质量指标具有互补性。应用多任务委托代理理论,考虑物流企业完成一项物流成本指标和两项服务质量指标,建立外包商对物流企业的多任务委托代理激励模型,求解收益分享率和整体绩效等结果,通过结果分析得出多个有意义的结论。     

Employee Stock Option Fair‐Value Estimates: Do Managerial Discretion and Incentives Explain Accuracy?*

We examine the determinants of managers' use of discretion over employee stock option (ESO) valuation‐model inputs that determine ESO fair values. We also explore the consequences of such discretion. Firms exercise considerable discretion over all model inputs, and this discretion results in material differences in ESO fair‐value estimates. Contrary to conventional wisdom, we find that a large proportion of firms exercise value‐increasing discretion. Importantly, we find that using discretion improves predictive accuracy for about half of our sample firms. Moreover, we find that both opportunistic and informational managerial incentives together explain the accuracy of firms' ESO fair‐value estimates. Partitioning on the direction of discretion improves our understanding of managerial incentives. Our analysis confirms that financial statement readers can use mandated contextual disclosures to construct powerful ex ante predictions of ex post accurac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