省外务工经历、家庭创业决策及机制分析

本文利用中国家庭金融调查2015年数据,研究了省外务工经历对家庭创业的影响.研究发现,省外务工经历能显著提高家庭创业的可能性.从创业动机上看,返乡家庭被动创业的可能性更低,并且未创业家庭中,有省外务工经历的家庭创业意愿更高;从创业项目特征来看,返乡家庭创业初始投资更大,提供就业岗位更多.机制分析发现,省外务工经历促进返乡家庭创业主要通过财富的积累、人力资本的提高和社会网络的扩大等渠道来实现.最后,异质性分析发现,省外务工经历在高教育水平、发达省份回流和有创业经历的返乡家庭中对创业的促进作用更强,这进一步验证了省外务工经历促进家庭创业的作用机制.本文研究表明,积极引导省外务工人员返乡创业,不仅可以促进我国新型城镇化和新农村建设,还为减缓特大城市人口负担提供了可行路径.     

家庭风险金融资产选择城乡差异与因素分析

金融资产已成为城乡家庭重要的资产构成，文章利用CHFS数据，基于Probit和Tobit模型考查城乡家庭风险金融资产参与可能和深度的差异。研究发现：在控制了其他主要变量后，家庭风险金融资产参与可能和深度均存在显著的城乡差异，表现为城镇家庭风险金融资产参与可能比农村家庭高7.16%，参与深度高33.56%。高收入样本和东中西部地区样本的检验结果表明，仅仅是家庭收入提高和地区经济增长，风险金融资产选择的城乡差异反而有扩大的迹象。     

外出务工经历与农村劳动力新技术获得

农村劳动力的城乡迁移改变了农村劳动力的发展空间,而流动空间的开放会促进农村劳动力的能力发展。本文使用湖北省农户调查数据,利用计量经济模型对外出务工经历与农村劳动力的农业和非农业技能获得之间的关联进行了研究,研究发现:在外就业流动累计时间对农村劳动力农业生产新技术获得有显著的正向影响,曾经是技术人员或者私营业主的返乡劳动力相比一般工人回流后更愿意接受农业新技术;在外务工时间越长、工作越稳定,获得技能培训的机会也就越多,曾经是技术人员、管理人员以及私营业主的农村劳动力,相比一般工人获得非农技能的概率更高。     

高管贫困经历与企业金融资产配置

本文以2008～2016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考察高管贫困经历对企业金融资产配置的影响,研究发现:具有贫困经历的高管所在企业的金融资产配置水平更高;但配置的金融资产仅是流动性强、易于变现的金融资产,而非追逐相较实业投资的超额利润。异质性分析发现,上述现象在高管籍贯地受灾程度严重、公司风险水平高和管理者权力大时更为突出。进一步研究显示:具有贫困经历的高管所在企业持有现金更多、研发投入更少;高管受教育水平的上升会弱化贫困经历与企业金融资产配置的关系;地区金融发展水平越低,贫困经历对企业金融资产配置的影响越大。     

外出务工经历、社会资本与返乡农民工创业——来自CHIPS数据的证据

在经济新常态背景下,返乡农民工的创业选择日益成为大家关注的焦点.文章借助CHIPS微观调查数据,系统评估了外出务工经历对返乡农民工自主创业的影响.研究发现,外出务工经历显著提高了农民自主创业的概率.在处理了遗漏变量和外溢效应等内生性问题后,结果依旧稳健.在基本结论的基础上,文章还对社会资本的中介作用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发现:与留守本地农民相比,有过外出务工经历的农民的社会关系网络更加广泛,且更容易获取创业资金、客户资源和经营许可.此外,文章进一步考察了外出务工经历对不同类型创业项目的异质性影响.具体看,外出务工经历对初始投资规模较小和以发展为目的的创业项目影响显著,对初始投资规模较大和以生存为目的的创业项目无明显作用.文章研究不仅有助于解释不同类型农民在创业决策上存在的巨大差异,还为当下政府支持返乡农民工创业提供了可借鉴的理论依据.     

金融排斥视角下非农就业与农村家庭金融资产配置行为研究

随着农村地区非农就业比例呈增长趋势及农户收入增加,农村家庭的投资理念逐渐趋向多元化,由此产生的投资理财需求开始得到人们的关注.本文运用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2017年数据研究了非农就业对农村家庭金融市场参与的影响及影响机制.结果显示,户主从事非农行业可有效促进农村家庭参与金融市场,并显著提升投资性金融资产的配置水平;非农就业可以通过缓解农村家庭需求端金融排斥程度对其资产配置产生影响,并且农户的社会信任程度越高,非农就业的促进作用越强.异质性分析表明,从事非农行业对中年群体、财富收入较高群体的资产配置行为影响更加显著;户主从事第三产业或外出务工对家庭持有风险金融资产的促进作用更强,而对于户主为兼业或创业人员的家庭而言,该影响则不显著.本文基于实证结果和农村地区劳动力市场结构变化的现状,结合当前增强金融普惠性和提高直接融资比重的政策目标,提出了改善家庭资产配置的相关建议,鼓励与促进农户进一步参与金融市场,享受资本市场发展带来的红利.     

子女性别与家庭金融资产选择

以往研究重点关注父母对子女的代际传递,但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关注子女是否会反过来塑造父母的行为和决策。本文利用中国微观调查数据,检验子女性别如何塑造家庭金融资产选择及其作用机制。结果表明：子女性别会影响家庭金融资产选择,受传宗接代等传统观念的影响,男孩会通过“为儿买房”机制增加家庭储蓄率、减少风险资产投资;由于女儿对父母提供的代际支持相对更多,女孩家庭参与养老和医疗保险的概率相对男孩家庭更低。     

中美日家庭金融资产选择行为的差异研究

在经济波动日益频繁的现代社会,如何在规避风险的同时尽可能地提升资产价值进而提高生活质量,是各国家庭不得不直面和重视的问题.本文对美国、日本和我国家庭实际的金融资产组合配置行为进行了比较,归纳总结出各国家庭资产选择行为的差异和规律,并提出了改善和优化我国家庭金融资产配置的相关建议.     

中美日家庭金融资产选择行为的差异研究

在经济波动日益频繁的现代社会,如何在规避风险的同时尽可能地提升资产价值进而提高生活质量,是各国家庭不得不直面和重视的问题。本文对美国、日本和我国家庭实际的金融资产组合配置行为进行了比较,归纳总结出各国家庭资产选择行为的差异和规律,并提出了改善和优化我国家庭金融资产配置的相关建议。     

健康与家庭资产选择

本文采用中国居民家庭微观调查数据,运用资产参与和资产分配模型,分别讨论健康状况对居民家庭资产配置行为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投资者的健康状况不显著影响其参与股票市场和风险资产市场的决定,但影响家庭的股票或风险资产在总财富中的比重,健康状况不佳会导致这两个比重较低,在控制了参保情况或时间展望期后这一影响仍然显著;而投资者风险态度和遗赠动机能够一定程度上解释健康风险的影响。     

预期社会化、资产选择行为与家庭财产性收入

文章从心理、经济和社会的综合视角,通过提出预期社会化的形成与传导机理,构建"心理(预期社会化)→行为(资产选择行为)→结果(财产性收入)"的分析框架,运用无条件分位数回归等估计技术,采用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数据,实证检验了预期社会化影响资产选择行为与财产性收入的研究假设.研究发现:预期社会化促进了家庭的金融投资行为,加快了财产性收入的增长.但是预期社会化对家庭财产性收入的积极效应并非同质,家庭预期社会化水平和能力的差异加剧了家庭财产性收入差距的扩大.文章的研究结论不仅为解释家庭财产性收入积累与差距找到了新的理论依据和经验证据,而且为预期管理政策的制定提供了重要参考价值.     

Precautionary Saving,Financial Risk,and Portfolio Choice

Relying on a direct question about the desired amount of precautionary wealth from the 2002 wave of the Italian “Survey of Household Income and Wealth,” I assess the main determinants of the precautionary motive for saving, focusing on the role played by financial risk on households' saving decisions. Households that invest mainly in safe assets do not need to protect themselves against future and unexpected financial losses. Consequently, once we control for households' sources of risk beside financial ones, the amount of precautionary savings of a household investing exclusively in safe assets should be lower compared to households who detain a non‐negligible share of risky assets in their portfolio. Results show that, as expected, a strong and negative correlation exists between the desired amount of precautionary wealth and the ownership of a portfolio made exclusively of safe assets.     

户籍对价、劳动力迁移与土地流转

土地流转的根本目的在于社会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需要城市化的大力发展,劳动力迁移和土地流转是城市化发展的一个重要环节。然而,在中国目前的制度约束下,户籍制度成为劳动力迁移的退出和进入壁垒。户籍制度之所以成为城市化的一个障碍,就在于附着于其上的福利价值,所以,要消除这一障碍必须交换其福利价值。本文认为,在农村劳动力城市化迁移中,通过户籍对价来解决迁移劳动力的土地退出和城市安置,不仅能够鼓励劳动力迁移,而且也有利于土地流转。这是一种可行的户籍改革措施和城市化的发展策略。     

数字金融、居民劳动参与及家庭财务脆弱性

国内居民劳动参与不足、家庭财务风险隐现,发展数字金融能否破局？基于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本文从微观视角探究数字金融对居民劳动参与及家庭财务脆弱性的影响。研究发现,数字金融发展与数字金融使用程度的加深,有助于促进居民劳动参与,降低家庭财务脆弱性。机制分析表明,数字金融通过增加居民创业、吸引劳动力流动促进居民进行劳动参与,居民劳动参与的增加有助于降低家庭财务脆弱性,另外,数字金融降低家庭财务脆弱性的效应还可通过提升家庭金融素养、提高家庭金融资产配置比例来实现。异质性分析表明,不同特征的个体、家庭与地区,数字金融促进居民劳动参与、降低家庭脆弱性的边际效应既存在“数字红利”,也存在多维“数字鸿沟”。本文的结论为优化数字金融发展,利用数字金融来破解居民劳动参与率不足和家庭财务风险激增两大难题提供了政策参考。     

福建农村劳动力转移的行为特征

本文以福建农户问卷调查为基础,分析了农民工就业地点选择、职业选择、就业单位变更频率、务工动因及满意程度,以及农民工未来就业意愿、农业劳动力转移意愿等问题,提出了完善农村劳动力转移政策的建议。     

中国农村劳动力转移问题探析

农村劳动力转移对于"新农村建设"具有重要现实意义,但不受限制、无序的人口向城市流动也会带来许多城市问题和社会问题.当前我国农村劳动力转移面临许多问题,而转变劳动力转移观念,创造各种有利条件,实现农村劳动力就地转移也许更能促使城乡协调发展.     

福建省区域间产业转移模式研究

经过30年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福建省区域间经济发展差距日益突显,主要表现为闽东南的高速发展,闽西北的相对发展滞后.针对福建各地发展水平和资源分布的差异,以及当前闽东南沿海所面临的产业结构调整,从沿海向内地产业转移是企业的一种理性选择.本文分析了福建省区域间经济发展现状,总结了区域间产业转移的模式,指出其存在的问题,最后提出对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