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体企业金融化对企业效率的影响研究 ——基于融资约束的门槛效应

近年来,实体企业"弃实投虚"现象愈演愈烈,资产金融化趋势逐渐涌现,对企业生产经营的影响越来越明显.文章以2007—2018年沪深A股非金融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将企业效率分为综合效率和主业效率,分别考察实体企业金融化对二者的影响,并检验了实体企业金融化与企业效率的关系是否受到金融资产流动性差异的影响.结果表明:实体企业金融化对综合效率和主业效率均具有抑制作用;相比短期金融资产而言,配置长期金融资产对企业效率的抑制作用更为明显.考虑到金融投资决策受融资约束的影响,采用面板门槛回归方法进一步探讨了不同融资约束下实体企业金融化与企业效率的关系,发现实体企业金融化与综合效率间不存在融资约束门槛,但实体企业金融化与主业效率间会因融资约束的差异呈现显著的倒"U"型非线性区间效应.研究结果可为监管层规范实体企业金融投资行为以及企业制定金融投资战略提供决策依据.     

减税降费与实体企业金融化抑制——兼论内部控制有效性的调节作用

以2007～2019年我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的样本数据,实证检验减税降费对实体企业金融化的抑制作用,以及内部控制有效性对上述效应的影响.研究表明,减税降费能够有效抑制实体企业金融化,内部控制有效性越高,越能够强化减税降费对实体企业金融化的抑制作用.进一步研究发现,减税降费能够通过缓解融资约束和提高投资效率抑制实体企业金融化.本文拓展了减税降费经济后果的研究,对企业提高内部控制有效性以提高减税降费政策的抑制金融化效果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实体企业金融化抑制了企业创新吗？——基于高质量发展背景下企业创新双元视角

基于2009—2017年我国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数据,从创新投资和创新效率双元视角考察金融化对企业创新的影响效应,并分析在不同内外部环境下的异质性影响。研究发现：金融化显著抑制了企业的创新投资和创新效率。与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低相比,经济政策不确定性高时金融化对创新投资的抑制作用增强,对创新效率的抑制作用则会减弱;客户集中度高缓解了金融化对创新效率的负面影响,而财务柔性削弱了金融化对创新投资的负面效应。进一步分析发现,金融化对创新投资的影响存在门槛效应,即存在一个合理的金融化水平波动区间,在这一区间内金融化对创新投资的“挤出”效应最小,但无证据表明金融化对创新效率的影响存在门槛效应;此外,金融化还会通过抑制创新投资对全要素生产率的促进效应发挥深远的间接影响。     

企业金融化、融资约束与企业创新

创新是推动产业模式变化和升级的重要动力源泉,从融资约束的视角研究实体企业金融化影响企业创新的作用机制,能够为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理论依据.本文选取2015-2019年制造业上市公司的数据,分析了企业金融化、融资约束与企业创新之间的关系.研究表明:企业适度金融化可以有效促进创新能力的提升;融资约束在企业金融化对企业创新的影响中具有部分中介效应.     

金融发展、金融资产配置与企业投资效率北大核心

作为经济发展的根基,实体经济的转型升级离不开持续的技术进步和资本投入。以我国A股非金融类上市企业2005~2016年的数据作为样本,通过构建面板计量经济学模型,实证检验了金融发展系数、企业广义金融资产配置和狭义金融资产配置对企业投资效率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金融发展、金融资产配置对企业提升新增投资预期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进一步比较不同行业类别样本企业的实证结果发现,金融发展仅对制造业企业存在显著性影响,金融资产配置仅对采矿业,制造业,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以及综合类企业存在显著性影响。由此拓展了金融发展、金融资产配置与企业投资效率关系的研究视野,对于促进我国企业适应金融发展形势、合理配置金融资产、审慎进行投资决策具有一定的启示作用。     

企业金融化对实业投资效率的双重效应及门槛特征

以我国2007~2017年非金融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采用多元回归和门槛回归模型,研究企业金融化如何影响实业投资效率。研究发现:企业金融化与实业投资效率之间存在非线性“倒U型”关系;以企业规模、企业成长性及产品市场竞争分别作为门槛变量时,企业金融化与实业投资效率之间的关系会随着门槛变量的不同而改变,呈现出区间效应;相对于非国有上市公司,国有上市公司的实业投资效率随金融化水平变化的敏感性更高,呈现出更加陡峭的“倒U型”曲线特征。     

金融发展如何影响实体企业投资 ——基于融资约束与投资理性视角的分析

本文以2008～2018年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基于融资约束与投资理性视角,实证检验金融发展对我国实体企业投资的影响效应.研究发现:金融发展对实体企业投资行为的影响具有两面性.一方面,金融发展能够缓解实体企业融资约束,即能够降低实体企业的投资-现金流敏感性;另一方面,金融发展可能会降低实体企业投资理性,具体表现为降低实体...     

实体企业金融化对中国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机制与效应

本文从金融化影响企业市场势力和劳动力市场竞争的角度出发,通过理论推导将金融化与劳动收入份额联系起来,分析实体企业金融化如何通过成本加成渠道和利润分成渠道对劳动收入份额产生影响。并利用2008—2016年中国上市公司的经验数据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表明,金融化程度加深使实体企业成本加成率与利润分成下降,最终对劳动收入份额产生抑制作用,并且在东部地区、资本技术密集型行业以及货币政策紧缩时期金融化程度加深对实体企业劳动收入份额的负向影响更强。进一步,本文还对金融化不同动机以及不同配置方式的差异性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实体企业金融化与劳动收入份额的负向关系在融资约束不同的企业之间并不存在显著差异,而基于市场套利动机下的实体企业金融化则对劳动收入份额的负向影响更明显;实体企业金融化抑制劳动收入份额主要是通过发放贷款及垫款与投资性房地产发挥作用。     

产品市场竞争、竞争地位与企业金融资产配置

实体经济"脱实向虚"的微观表现就是企业金融化,而产品市场竞争程度和企业所处的竞争地位无疑是影响企业金融化的一个重要因素。本文选取2007~2018年我国A股非金融类上市公司的经验数据为样本,实证检验了产品市场竞争程度和企业竞争地位对企业金融资产配置的影响。结论表明:产品市场竞争程度和企业竞争地位与企业金融资产配置均呈正相关关系,产品市场竞争的加剧和企业竞争地位的提升都会增加企业金融资产配置规模。进一步的分析还发现:企业竞争地位在产品市场竞争程度与企业金融资产配置的关系中起到了反向的交互作用,而且竞争地位高的企业更倾向于配置金融资产,市场套利动机是企业进行金融资产配置的主要动因。因此,应降低行业进入壁垒和行业集中度,加强对企业融资后资金去向的监管,缓解企业融资难融资贵困境,提高实体经济活动的投资回报率。     

实体企业金融化与投资效率:蓄水池效应还是挤出效应？

实体企业金融化行为既可能改善企业投资环境从而促进经营生产，也有可能挤出实体投资降低投资效率。以我国2012—2021年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构建非线性模型与面板门槛模型检验企业金融化对投资效率的影响效应。研究结果表明：总体上看，企业金融化对投资效率呈倒“U”形的影响效应，当小于最优金融化程度时，表现出促进的“蓄水池效应”，当企业出现过度金融化时，表现出抑制的“挤出效应”。从不同产权性质上看，国有企业的倒“U”形影响效应更为显著，对投资效率的“挤出效应”大于非国有企业；从不同行业性质上看，制造业具有显著的倒“U”形影响效应，而非制造业并未表现出这种特征。进一步引入企业规模和企业成长性门槛变量分别检验发现，大规模企业存在进一步金融化即加杠杆的空间，而小规模企业表现出过度金融化的投资效率抑制影响；成长性小的企业金融投资有助于投资效率的提升，高成长性企业过度金融化负面效应严重。据此，提出应该加强政府有效引导、健全市场管理机制、优化金融结构体系、完善金融监管体制、规范公司治理体系等针对性建议。     

委托理财会导致企业“脱实向虚”吗？

近年来,大量非金融企业呈现出显著的金融化趋势。使用上市公司委托理财作为企业金融化的表征变量,分析委托理财对实体经济的影响。基于固定效应模型和双重差分检验的分析结果显示,企业投资委托理财这类周期短、灵活性高的金融资产,会促进企业对实体经济的投资。渠道分析显示,委托理财可以缓解企业的融资约束,降低企业的融资成本,从而增加企业的实体经济投资。此外,当企业外部环境更好、内部治理水平越高时,委托理财对实体经济投资的促进作用更加显著。鉴于此,对于非金融企业的金融化行为,监管部门不应采用“一刀切”的处理方式,而应针对不同的投资标的设定不同的监管规则,从而帮助企业实现更高质量的发展。     

企业如何重返实体经济?——基于高铁通车的一个经验证据

大量企业选择将资金投向金融市场而非实体产业的重要原因之一在于不完全市场下的投融资障碍。本文研究发现，高铁通车能抑制企业金融资产配置，且主要抑制企业的长期金融资产配置而非短期金融资产配置，从而降低企业风险，提高企业长短期绩效。机制分析发现，高铁通车通过增加实体投资机会和减少融资摩擦两条路径推动企业重返实体经济。进一步分析发现，高铁通车对企业金融资产配置的抑制作用主要存在于投资机会较少、融资约束较高、所处地区初始交通禀赋较差的企业中。本文研究既从完善交通基础设施方面为推动企业重返实体经济提供了一个可能的方案，也从金融投资与实业发展的视角丰富了高铁通车经济外部性的研究，为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的双循环发展格局提供了理论参考。     

金融资产配置、金融杠杆与现金流风险

金融资产会计安排是企业执行金融工具准则的重要环节,具有显著的经济后果。基于实体企业金融化现象,研究金融资产配置与现金流风险关系,分析金融杠杆的调节功能,探讨非效率资本配置的传导作用,研究发现：金融资产配置与现金流风险之间存在U型关系;金融杠杆能够调节金融资产配置与现金流风险的关系,使关系曲线拐点右移与扁平化。区分金融资产配置类型后发现：交易类金融资产与现金流风险呈U型关系;委托贷款等新兴金融资产负向影响现金流风险;投资性房地产和长期金融股权投资未显著影响现金流风险。考虑企业生命周期后发现,成长期与衰退期企业金融资产配置与现金流风险呈U型关系,成熟期企业金融资产配置负向影响现金流风险;按照产权性质分组检验发现,金融资产配置与现金流风险的关系以及金融杠杆的调节效应在非国有企业中更显著;机制检验发现,非效率资本配置在金融资产配置影响现金流风险的过程中发挥中介作用。     

控股股东股权质押与企业投资效率

股权质押融资是资本市场常见的融资方式,可以缓解上市公司融资约束问题,进而影响企业投资行为。文章以2007-2018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研究控股股东股权质押对企业投资效率的影响。研究发现,控股股东股权质押会降低企业投资效率。相较于国有企业,民营企业控股股东股权质押与投资效率的负相关关系更显著;相较于国际"四大"审计的企业,非国际"四大"审计的企业控股股东股权质押与投资效率的负相关关系更显著。文章扩展了控股股东股权质押经济后果的研究范围,丰富了企业投资效率影响因素的研究内容,研究结果对企业、监管层、外部投资者等均有一定借鉴作用。     

融资融券制度如何影响中国的实体经济?——基于非金融企业金融化的视角

通过实证检验融资融券制度对上市公司金融化行为的影响,发现与没有进入试点的上市公司相比,融资融券试点公司的金融化水平显著上升,且融资融券对企业金融化的效应在非国有和区域市场化进程较低的样本中更显著.进一步研究发现,融资融券制度是通过提高企业的融资约束和被收购的威胁等因素促使企业更多地进行金融资产配置.因此,证券监管部门需...     

我国制造业企业非效率投资净效应分析——基于融资约束和政府补贴的实证研究

在投资支出预期模型的基础上,构建一个考虑融资约束和政府补贴的双边随机边界模型,用以考察融资约束和政府补贴对中国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非效率投资的影响程度和净效果,并进行稳健性检验。实证研究表明:融资约束对制造业企业实际投资支出的抑制作用高于政府补贴的拉动作用,两者的净效应表现为投资不足;另外,增加现金流量有助于缓解融资约束效应,且中小规模企业获得的政府补助更为显著;最后,由于企业产权性质和企业规模不同,非效率投资在制造业企业中存在一定的差异,其中国有企业的投资不足更为严重,小规模企业的非效率程度更高。     

差异化利息政策能否有效治理实体企业金融化

对中国A股上市公司的实证研究发现,作为国家扶持实体企业的政策,利息优惠能提高实体利润率,促进资金向实体经济回流,减少企业金融资产持有比率,治理实体企业金融化问题。同时,我国推进企业国际化并未带来实体企业金融化与经济“脱实向虚”,反而能促进企业实体投资。然而,利率优惠政策要对症下药,降低本土企业贷款成本,积极治理效果显著,但对国际化企业提供优惠治理效果较差,因为国际化改善了企业利润水平,与信贷优惠政策存在替代效应,政策实施效率低,带来过度融资,浪费信贷资源。因此要采取针对性的差异化利息优惠政策,治理金融化问题。信贷优惠要向本土企业倾斜,服务经营困难的企业,提升利润率;避免对国际化企业过度贷款,要加强监管,合理融资,鼓励其加快国际化步伐。     

压力还是监督：机构投资者调研与企业金融化

基于2013—2021年深交所A股上市公司面板数据，从监督效应和压力效应两种竞争视角，考察机构投资者调研对企业金融化的影响。结果表明，机构投资者调研对企业金融化具有正向影响。划分金融资产配置结构后发现，机构投资者调研能够促进企业配置“蓄水池”类金融资产，抑制企业配置“投资替代”类金融资产，这说明机构投资者调研对企业金融资产配置具有监督效应。进一步研究发现，融资约束较低、代理成本较高的企业，机构投资者调研对其金融资产配置的监督效应更强；机构投资者调研对金融资产配置的监督效应有助于提高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研究结果对有关部门完善投资者关系管理，借助市场手段改善“脱实向虚”问题提供了可行依据。     

"一带一路"倡议下企业战略差异与投资效率研究——基于沪深A股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文章基于沪深A股上市企业样本,深入研究"一带一路"倡议政策对企业战略和投资效率的影响机理.实证研究表明:企业战略能够显著影响投资效率,战略差异度越大的企业,其战略偏离行业战略平均水平的幅度越大,非效率投资程度也随之上升;"一带一路"倡议通过政策科学引导、促进资源配置和缓解融资约束等途径,可以调节战略差异对投资效率的负向效应;同时缓解了过度投资和投资不足,进而改善企业非效率投资现象.     

"一带一路"倡议下企业战略差异与投资效率研究——基于沪深A股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文章基于沪深A股上市企业样本,深入研究"一带一路"倡议政策对企业战略和投资效率的影响机理.实证研究表明:企业战略能够显著影响投资效率,战略差异度越大的企业,其战略偏离行业战略平均水平的幅度越大,非效率投资程度也随之上升;"一带一路"倡议通过政策科学引导、促进资源配置和缓解融资约束等途径,可以调节战略差异对投资效率的负向效应;同时缓解了过度投资和投资不足,进而改善企业非效率投资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