盈余管理动机与商誉减值研究

本文首先介绍了商誉的现实表现与经济含义,其次对比了新旧会计准则下对于商誉减值准备的处理规定,进而重点介绍了商誉减值准备的计提金额与时间和企业盈余管理之间的关系,最后针对企业实施高商誉并购后续计提减值准备的现象进行了思考,并提出了几点建议.     

商誉减值的价值相关性——基于中国A股市场的经验证据

本文以2007—2014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研究商誉减值的价值相关性,并从盈余管理、内外部监督角度探究市场对商誉减值信息的价值判断。研究发现,商誉减值与股价和股票收益负相关,说明投资者对发生商誉减值的公司给予负面评价。进一步的研究显示,亏损公司的商誉减值信息的价值相关性较低,内部控制质量和审计质量高的公司商誉减值信息的价值相关性较高。上述发现表明,商誉减值信息具有价值相关性,且其价值相关性的高低受到盈余管理动机和内外部监督机制的影响。     

上市公司合并商誉减值测试实证研究——基于盈余管理的视角

本文对我国上市公司2007～2008年计提商誉减值准备的状况进行了统计性描述,并利用统计检验的方法对商誉减值准备计提进行了差异分析,同时在控制会计师事务所类型以及财务状况因素的影响下,采用2007～2008年的截面样本数据对影响商誉减值准备的盈余管理因素进行回归分析。实证研究结果显示:其他资产减值准备计提率、合并商誉规模以及资产负债率、净资产收益率等因素对商誉减值测试有显著影响。上市公司合并商誉减值测试存在明显的盈余管理动机。     

我国上市公司资产减值政策与盈余管理动机

我国上市公司一直存在利用计提或转回资产减值准备对企业进行盈余管理的行为。新的会计准则规定,资产减值损失一经确认,在以后的会计期间不得转回。这对上市公司利用资产减值政策进行盈余管理产生了一定的遏制作用,但新准则的实施同时也促进了新的盈余管理手段的产生。本文在国内外研究的基础上对我国上市公司利用资产减值政策进行盈余管理的动机进行分析。     

中国上市公司 商誉减值风险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

本文从投资者股价高估和管理层盈余管理两个方面,结合2018年出现的政策预期,考察2015—2018年上市公司商誉减值风险的影响因素。本文通过实证研究发现,股价高估程度越高,未来商誉减值的风险就越大,此时,成长性较差的上市公司会比成长性较好的公司面临更高的商誉减值风险。相比民营企业,股价被高估的程度对国有企业商誉减值风险的影响更显著。此外,政策预期增加了上市公司通过计提商誉减值进行“洗大澡”管理的行为,减少了上市公司通过计提商誉减值的方式进行盈余平滑管理的行为。     

上市公司巨额商誉减值问题研究——以影视行业为例

本文以影视行业为例,结合盈余管理理论,对华谊兄弟巨额商誉减值进行了分析.结果显示,华谊兄弟连续两年计提大额商誉减值的行为存在盈余管理动机,通过洗大澡等手段,提前释放了未来商誉减值的风险,减少了公司未来盈利的不确定性.基于此,本文提出了防范上市公司利用商誉减值进行盈余管理的建议,其中包括规范商誉的初始确认、调整商誉减...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商誉减值的影响

商誉减值风险是影响资本市场秩序的重要风险之一。本文以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为切入点,选取2009～2020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数据为样本,实证检验外部宏观环境要素对企业商誉减值的影响。研究发现,经济政策不确定显著增加了企业商誉减值,而盈余管理会削弱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商誉减值间的关系。进一步地,从企业经营、公司治理和产权性质角度探究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商誉减值影响的异质性,发现经营风险高、自由现金流不确定性高、代理冲突严重和产权性质为非国有的企业,商誉减值规模更大。上述研究结果为宏观经济政策不确定性背景下商誉减值计提提供了新的经验证据,也提示有关部门关注当前经济政策不确定下的商誉减值风险问题。     

ST公司异常扭亏、商誉减值与审计风险——基于盈余管理视角

本文以沪深两市2009-2018年间连续两年ST企业的第三年财务数据为研究对象,首先以理论分析的方式对盈余管理视角下ST公司异常扭亏、商誉减值与审计风险关系进行假设,然后利用实证分析的方式对假设进行检验.研究发现:商誉减值会加剧审计风险,出于盈余管理动机的商誉减值对审计风险的推动作用更为显著;ST公司异常扭亏会加剧审计风险,出于盈余管理动机的ST公司异常扭亏对审计风险的加剧作用更为显著;ST公司异常扭亏正向调节商誉减值与审计风险间的相关性,出于盈余管理动机下ST公司异常扭亏对商誉减值与审计风险间关系的调节作用更为显著.     

A股上市公司商誉减值现状、成因及对策

近年来,随着资本市场的不停发展与国家政策的支持,并购重组成为不少上市公司经营业绩迅速提升的重要途径。但在资本市场争抢优质标的的背景下,高溢价收购使得商誉减值现象愈演愈烈。通过描述A股上市公司商誉减值的现状,分析导致商誉减值的成因,提出降低商誉减值风险的建议。     

新资产减值准则对盈余管理影响的实证研究——基于房地产业沪、深A股上市公司的经验数据

文章在新资产减值准则执行背景下,选用2004年至2009年房地产业沪深A股上市公司作为研究样本,通过建立回归模型,研究新准则颁布实施对于上市公司利用资产减值进行盈余管理行为的影响.结果表明:新准则实施后,房地产业上市公司过度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行为有所抑制;经济因素对于房地产业上市公司资产减值计提行为影响较实施前更为显著;同时,盈余管理动机对资产减值变动的影响程度反向变动.由此可知,新资产减值准则的颁布实施,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企业的盈余管理行为,提升了会计信息质量.     

资产减值视角的上市公司盈余管理

过度的盈余管理不仅会误导投资者决策,损害利益相关者的利益,还会影响社会经济资源的有效配置。资产减值作为盈余管理的一种重要的常用手段,被上市公司广泛应用以此来操纵利润。因此,必须采取可行性措施来抑制上市公司利用资产减值进行过度的盈余管理。文章在揭示具体现状及原因的基础上,寻求抑制上市公司利用资产减值进行盈余管理的具体办法,希望能为有关监管部门、上市公司内部管理以及政策制定者提供一些具有可行性的参考意见。     

浅议资产减值会计政策与盈余管理的关系

关于资产减值与盈余管理之间的关系,诸多学者进行了大量研究,证明了企业特别是上市公司,常常利用计提或者转回减值准备来调节利润,进行盈余管理活动,以达到自身的目的。本文研究中国资产减值会计发展的历史,试图证明准则制定者和管理者之间的博弈关系,在此基础上对资产减值会计的完善,提出一些建议。     

上市公司慈善捐赠动机：利他还是利己——基于中国上市公司盈余管理的经验证据

基于2010—2015年间存续的深沪A股上市公司样本数据,从企业捐赠与应计及真实盈余管理的互动影响视角出发,探讨上市公司慈善捐赠是出于高度的社会责任感,还是企业或其管理层谋取私利的工具。研究发现：企业慈善捐赠水平与应计盈余管理程度存在正向的互动关系,与真实盈余管理程度存在负向的互动关系。按产权性质和股权集中度区分检验后发现,各类企业的捐赠私利性均较明显,且民营企业捐赠私利性强于国有企业,股权分散企业捐赠私利性强于股权高度集中企业。     

定向增发与应计及真实盈余管理——基于中国A股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本文运用我国2009-2010年进行定向增发的A股上市公司数据,实证研究了在定向增发前一年的应计项目和真实活动盈余管理问题。结果发现:定向增发前一年,上市公司会通过将应计项目和真实活动相结合进行盈余管理;从公司治理结构来看,国有控股公司更倾向于通过真实活动进行盈余管理,而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越高,公司越有能力选择通过应计项目进行盈余管理;从外部监督力量来看,债权人监督一定程度上压缩了公司实施应计项目盈余管理的空间,使公司更多的转向了真实活动盈余管理,提供审计的会计师事务所是否为国际四大并没有对盈余管理行为产生显著的影响。     

盈余管理动机和现金流量操纵动机的融合与分离

盈余管理动机与现金流量操控动机主要有资本市场动机、契约动机、监管动机和其他动机.在应计制基础会计与现金制基础会计融合的大背景下,盈余管理动机与现金流量操控动机也出现了一定程度的融合.由于我国上市公司具有特殊性、盈余信息与现金流量信息编制的基础不同,盈余管理动机和现金流量操控动机的融合并不是很彻底.     

资产减值准备计提与盈余管理的相关性研究——来自沪市A股亏损上市公司的证据

自2001年1月1日起,上市公司开始执行新的《企业会计制度》,资产减值准备的计提从原来的四项扩大到八项,资产减值准备的计提在上市公司中全面展开。2006年2月15日,财政部颁布了新的减值准备准则,最大的区别在于规定资产减值一经确认不得在以后期间转回。八项减值准备的计提,一方     

资产减值与盈余管理关系的实证研究——来自沪深两市制造业上市公司的证据

本文从我国沪深两市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中选取部分公司作为样本,对2007年和2008年计提资产减值的情况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发现：准则实施后影响资产减值的主要因素是经济因素,上市公司进行盈余管理的动机不是很强,只有亏损上市公司的盈余管理动机明显。这说明现行资产减值准则的实施提高了资产的质量,对上市公司的盈余管理行为起到了一定的遏制作用。     

债务重组与盈余管理——基于2007年深市A股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本文以2007年深圳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研究了债务重组与盈余管理的关系。研究发现：与没有进行债务重组的公司相比,进行债务重组的公司盈余管理程度更高;确认了债务重组收益的公司债务重组程度与盈余管理程度显著正相关,而确认了债务重组损失的公司债务重组程度与盈余管理程度无显著的相关关系;在进行了债务重组的公司中,盈余管理的主要目的是为了避免亏损。研究表明,我国现有债务重组准则给公司留下了盈余管理的空间,应进一步完善或加强对准则实施情况的监督,特别是要加强对面临亏损压力公司的监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