税收优惠对企业研发投入的政策效应研究

研究目标：税收优惠对企业研发投入的政策效应。研究方法：以2015年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A股主板）的面板数据为基础,采用倾向得分匹配法（PSM）,并对比传统OLS回归方法,估计不同税收优惠方式对企业研发投入的政策效应。研究发现：税收优惠政策对企业研发投入量及企业研发投入强度具有激励作用,但研发费用加计扣除、研发费用加计扣除与税率优惠并用、税率优惠三种优惠方式,激励效应依次递减。研究创新：采用倾向得分法,将未享受税收优惠的企业作为享受税收优惠企业的“反事实”结果,对比分析税收优惠政策对样本产生的“净效应”。研究价值：根据当前我国企业特征,优化研发投入税收优惠政策。     

税收优惠与中小板上市公司的技术创新——兼论机构持股的调节作用

利用2010-2016年中小板上市公司数据,从研发投入和专利产出的视角,研究税收优惠对中小板上市公司技术创新的影响以及在中国资本市场背景下异质机构持股的调节作用。将专利划分为高质量与低质量两类,研究发现:税收优惠在研发投入和专利产出阶段均能促进企业创新;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持股负向调节税收优惠与研发投入的关系,却能增强税收优惠对专利产出的激励作用;基金持股、保险持股和券商持股均无显著调节作用。因此,要推动企业创新,需完善税收优惠政策,细化具体规定,提升扶持的精准度;同时加强对机构投资者的引导和监督,充分发挥机构持股的积极作用。     

财税补助与研发投入:倒U型关系的检验

文章构建非线性模型探究财税补助对研发的影响,引入财政补助和税收优惠的交乘项,探讨二者之间的调节作用;又加入财政补助和经营现金流的交乘项,探究经营现金流是如何调节财政补助进而影响研发投入的。研究表明:财税补助对研发投入具有激励作用和挤出效应,都呈倒U型关系;经营现金流对财政补助起到了负向调节作用,削弱了企业的研发投入;财政补助比税收优惠对研发投入的作用更明显,并且两种政策之间存在互补作用,共同促进企业的研发投入。     

税收促进企业研发投入效应研究综述

税收优惠政策是各国激励企业研发投入的常用手段。早期文献主要研究税收优惠政策对研发投入是否存在激励有效。近年来不少国内外学者研究了税收优惠政策对于不同特征企业促进作用的差异性,给人以新的启发。本文对这些论述进行了归纳,并就如何完善税收优惠政策提出建议。     

税收优惠政策能否激励中国企业创新？——基于创新链视角的探究

选取2007—2019年中国上市公司的面板数据，从创新链视角探究税收优惠政策如何激励中国企业自主创新。研究发现，税收优惠政策对企业创新链的投入、产出以及效率环节均有显著激励作用。通过更换估计模型、构建工具变量等稳健性检验后，研究结论依然成立。异质性分析发现，税收优惠政策在创新投入端对非国企研发资金投入激励效果更强，对于国有企业研发人员投入以及企业创新链产出端激励效果更强；对于处于高技术行业的企业，税收优惠政策在企业创新链各个环节的激励作用都比非高技术行业企业更强。研究为企业创新决策、优化税收优惠政策增加了新的认知，为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提供了有益启示。     

风险投资行业专长、政府补贴与企业创新产出质量

本文选择2009—2019年创业板高新技术上市企业为研究对象,以专利对创新产出质量进行测度,从财政补贴和研发费用税收优惠政策解释政府补贴,实证检验风险投资行业专长和政府补贴在高新技术企业创新产出质量中的作用与影响.研究发现:不同类型政府补贴对高新技术企业创新产出质量的影响呈现出异质性,其中财政补贴对创新产出质量产生显著抑制作用,而研发费用税收优惠政策则显著提升创新产出质量;风险投资行业专长显著提升高新技术企业创新产出质量;风险投资行业专长显著削弱财政补贴对创新产出质量的抑制作用,同时显著增强研发费用税收优惠政策对创新产出质量的正向推动作用.     

所得税优惠政策对华为科技企业技术创新影响研究

创新在科技企业发展历程中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所得税优惠政策作为政府的宏观调控手段之一,在企业的创新活动中发挥积极影响。本文以华为科技企业为例,研究所得税优惠政策如何对企业创新产生影响进行实证分析。以税率优惠,加计扣除,税收激励作为自变量,分析三者对华为科技企业研发投入的影响。通过线性回归模型分析出加计扣除政策和税收激励中企业所得税额减少能促进华为科技企业创新投入,且税率优惠和创新投入无关。本文的研究也从丰富税收优惠政策和完善税收优惠程序方面提出了建议。     

管理层激励、R&D投入与企业绩效——基于国有上市公司的实证分析

选取2015年国有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对企业研发投入强度、管理层激励以及企业财务绩效和市场价值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发现,研发投入强度对国有上市公司企业财务绩效的影响并不明显,但对企业市场价值具有显著的正面影响,管理层激励对二者均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进一步研究发现,管理层薪酬激励对国有上市公司研发强度与财务绩效关系起到显著的正向调节作用,而管理层股权激励对二者关系的调节作用较弱;同时在对企业市场价值(托宾Q值)的研究中发现,管理层股权激励对国有上市公司研发强度与企业市场价值关系起到了更加显著的正向调节作用,而管理层薪酬激励对二者关系的调节作用并不明显。     

压力还是监督：机构投资者调研与企业金融化

基于2013—2021年深交所A股上市公司面板数据，从监督效应和压力效应两种竞争视角，考察机构投资者调研对企业金融化的影响。结果表明，机构投资者调研对企业金融化具有正向影响。划分金融资产配置结构后发现，机构投资者调研能够促进企业配置“蓄水池”类金融资产，抑制企业配置“投资替代”类金融资产，这说明机构投资者调研对企业金融资产配置具有监督效应。进一步研究发现，融资约束较低、代理成本较高的企业，机构投资者调研对其金融资产配置的监督效应更强；机构投资者调研对金融资产配置的监督效应有助于提高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研究结果对有关部门完善投资者关系管理，借助市场手段改善“脱实向虚”问题提供了可行依据。     

高新技术企业融资约束对创新绩效的影响 ——基于高管外部异质性视角

基于2013—2018年574家高新技术企业上市公司的财务数据,引入研发投入为中介变量,高管团队外部异质性为调节变量,实证分析了高新技术企业融资约束与创新绩效的关系.结果表明:融资约束对创新绩效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研发投入在融资约束与创新绩效之间发挥部分中介效应;高管团队年龄异质性在研发投入和创新绩效之间起显著负向调节作用,高管团队教育背景异质性在研发投入和创新绩效之间起显著正向调节作用,高管团队任期异质性在研发投入和创新绩效之间的调节作用不显著.上述研究不仅在理论上证明了高新技术企业融资约束与创新绩效的关系以及影响路径,而且在实践上为高新技术企业高管团队的选择提供了经验证据.     

企业信用、地区法治环境与研发补贴的创新驱动效应

选取2009～2017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为基本样本,实证检验优良的企业信用究竟是促进还是抑制政府研发补贴对企业创新的驱动效应。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尽管企业所获得的政府研发补贴对企业的创新投入起到显著的促进作用,但是优良的企业信用显著地抑制了政府研发补贴的创新驱动效应。由于企业信用不仅是一个道德问题,其实质更是一个法治问题,本研究还对完善的法治环境能够产生的调节作用进行了进一步探讨。结果一致表明,完善的法治环境对于优良的企业信用促进政府研发补贴对企业的创新驱动效应具有正向调节作用。     

所得税优惠政策对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创新作用——以生物医药产业数据为样本北大核心

本文以沪深两市生物医药上市公司为例,基于2004~2014年的面板数据,采用双重差分模型,从研发投入和研发产出两个方面探讨了2008年《企业所得税法》税收优惠对战略性新兴产业上市公司研发创新的效果。结果表明,所得税优惠政策显著地促进了企业研发投入即研发费用的增多,但是政策效果会受到企业资金状况的影响,资金状况越好,政策的促进作用越明显;所得税优惠政策能够促进战略性新兴企业的研发产出,并且随着时间的推移,税收优惠对于研发产出的激励作用会愈加显著,但是政策效果会受到同时段其他政策的影响。     

融资约束、公司治理与企业研发投入

本文以2009~2015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分析融资约束与企业研发投入以及融资约束、公司治理和企业研发投入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1)融资约束会对企业研发投入存在显著的抑制作用;(2)公司治理对于二者的关系能够起到有效的调节作用,即当股权集中度较低、两职合一、高管薪酬较高时,融资约束对企业研发投入的抑制作用会显著减弱。本文为理解经济转型背景下的中国企业研发投入的影响因素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也为理解融资约束、公司治理与企业研发投入之间关系的微观机理提供了新的经验证据。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财务柔性与企业研发投入

以2008—2019年中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分析了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研发投入的影响,并将企业的融资政策(财务柔性政策)纳入研究框架,进一步分析了不同财务柔性政策对二者关系的调节作用。研究发现: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显著促进了企业的研发投入,财务柔性加强了二者的正效应,通过对财务柔性细分研究发现,相比负债柔性,现金柔性更显著强化了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研发投入的促进作用。研究结论为企业在经济政策不确定下加强研发投入、合理选择财务柔性政策提供了证据,企业应积极利用经济政策带来的红利加大研发投入力度,从而提升企业价值,同时应合理选择财务柔性政策。     

金融资产配置、金融杠杆与现金流风险

金融资产会计安排是企业执行金融工具准则的重要环节,具有显著的经济后果。基于实体企业金融化现象,研究金融资产配置与现金流风险关系,分析金融杠杆的调节功能,探讨非效率资本配置的传导作用,研究发现：金融资产配置与现金流风险之间存在U型关系;金融杠杆能够调节金融资产配置与现金流风险的关系,使关系曲线拐点右移与扁平化。区分金融资产配置类型后发现：交易类金融资产与现金流风险呈U型关系;委托贷款等新兴金融资产负向影响现金流风险;投资性房地产和长期金融股权投资未显著影响现金流风险。考虑企业生命周期后发现,成长期与衰退期企业金融资产配置与现金流风险呈U型关系,成熟期企业金融资产配置负向影响现金流风险;按照产权性质分组检验发现,金融资产配置与现金流风险的关系以及金融杠杆的调节效应在非国有企业中更显著;机制检验发现,非效率资本配置在金融资产配置影响现金流风险的过程中发挥中介作用。     

规范民营企业研究开发费用账务处理研究

为激励企业增加研发投入,减少企业研发投资市场风险,弥补研发投资收益损失,有效支持和推动企业技术创新活动,国家出台并实施对企业研究开发费用税前加计扣除政策。民营企业要了解、掌握国家对企业研究开发费用税前加计扣除优惠政策,才能在投入研究费用搞科技创新活动时,运用好政策,做好会计核算、税务处理,充分受益于税收优惠政策。     

供应商集中度、内部控制与研发投入

基于资产专用性理论和信息不对称理论,选取A股主板制造业上市公司2012-2018年的面板数据,研究了供应商集中度对企业研发投入的影响,并考察内部控制对两者关系的调节作用.实证结果表明:供应商集中度与企业研发投入呈负相关关系;高质量的内部控制能够有效抑制供应商集中度对研发投入的负向影响.进一步研究发现,非国有企业中内部控制在供应商集中度与研发投入中起到的调节作用更为明显.文章为企业合理优化供应链结构,发挥内部控制治理效用及提高创新能力提供有益参考.     

政府补助、税收优惠对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以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为例

选取2016—2020年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286家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根据产权性质、企业规模的异质性特征，基于融资约束和企业风险承担的中介效应视角，实证分析政府补助、税收优惠对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研究发现：（1）政府补助和税收优惠均对示范区企业创新绩效具有正向促进作用。（2）政府补助对示范区国有企业创新绩效的促进作用大于非国有企业，税收优惠对示范区非国有企业创新绩效的促进作用大于国有企业。（3）政府补助、税收优惠对示范区大企业创新的促进作用均大于小企业。（4）融资约束在政府补助、税收优惠作用于示范区企业研发投入中起到部分中介效应。（5）企业风险承担在政府补助、税收优惠作用于示范区企业研发投入中起到部分中介效应。     

CEO更替、经理自主权和研发投入研究

文章以2009—2015年我国沪深两市A股上市装备制造业公司为研究对象,分析了CEO更替、经理自主权和研发投入在不同产权性质下的关系。将国内实际情况与国内外研究成果相结合,提出相关假设,并依据假设构建回归模型,最后用实证分析法得出以下结论:经理自主权与研发投入显著正相关;相较于民营企业,国企中经理自主权与研发投入之间的正相关更为显著;CEO更替对经理自主权和研发投入之间的关系有调节作用,且在不同产权性质企业中的调节效果不一:国有企业中CEO更替对经理自主权和研发投入关系具有正向调节作用,非国有企业中CEO更替对经理自主权和研发投入关系具有负向调节作用,且影响程度不同。     

产业政策优化调整能否缓解企业“脱实向虚”？——基于双重差分模型的分析

运用2016年“十三五”规划出台伴随的产业政策变更作为外生冲击事件,通过双重差分（DID）模型分析产业政策的优化调整是否有利于抑制企业金融资产配置行为。实证分析得出：首先,产业政策的优化调整能够显著抑制调出行业中企业金融资产的配置行为,其中对于短期金融资产配置的抑制作用更为明显;其次,异质性分析得出,上述效应对于民营企业更为明显;最后,产业政策优化调整通过补贴套利的抑制效应和生命周期的延长效应两种机制可以降低企业金融资产配置比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