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干预、管理层自利与国企过度投资

利用我国上市企业2009—2014年数据，从企业外部和内部探寻引起国企过度投资的原因，并探讨最终控制人对国企过度投资的影响，结果表明：现阶段国有企业依然存在过度投资的现象；政府干预是导致国企过度投资的外部因素，管理层自利是引起国企过度投资的内部因素，二者与国企过度投资均呈显著正相关关系；与政府机构控制的国有企业相比，国有公司控制的国有企业过度投资更为严重。     

公共治理目标、政府干预与企业过度投资

本文以上市公司（2003—20LO）为样本,实证研究了公共治理目标导致政府干预企业投资行为的动因及后果。结果表明,GDP增长率越低和地方财政赤字规模越大的地区,政府干预动机越强,所辖范围内的上市公司过度投资现象越严重;就业率同企业过度投资没有显著地相关关系;国有企业受干预程度大于非国有企业。说明上市公司过度投资并不都是由代理问题引起的。     

国有企业双重目标与投资效率改进——基于独立董事网络和国企混改视角

立足国有企业具有社会和经济双重目标的理论逻辑,本文选取2007~2016年A股国有上市公司作为研究样本,分析了独立董事网络和国有股比例对投资效率的影响以及调节效应。研究发现:独立董事网络降低了国有上市公司的投资效率,较高比例的国有持股抑制了投资效率,但当国企更加关注经济目标时,则有助于改善投资效率;进一步研究发现,相比于特定功能类企业,独立董事网络在商业竞争类企业中发挥投资效率的改善作用更加显著。因此,独立董事应因地制宜在国企中发挥治理作用;政府应分类推进国企混合所有制改革;竞争性国企应引入较大比例的优质民营资本,优化投资决策、提高投资效率。     

政策性负担对企业财务行为影响研究综述

我国经济转型过程中,政府与企业之间的关系始终是经济体制改革中最重要的问题之一,越来越多的企业承担了政府赋予的政策性负担,影响了自身的发展。与此同时,政策性负担对企业财务行为的影响也逐渐成为学术界研究的重点课题和领域。对该领域的核心文献进行梳理和述评,可以把握其目前动态,明确这一领域研究的发展轨迹和脉络,为更深入研究政策性负担对企业的影响提供参考和启示,以提升承担政策性负担企业的财务行为,促进企业发展。     

管理层权力、产品市场竞争与企业创新投资

本文以2010—2017年度我国A股非金融类上市公司为样本,分析了管理层权力与企业创新投资的关系.研究发现:管理层权力对企业创新投资产生正向促进作用;产品市场竞争对企业创新投资产生正向促进作用;企业所在产品市场的竞争越激烈,越会促进管理层权力与企业创新投资的正相关关系.进一步研究发现:在非国有企业之中,企业所处产品市场的竞争程度越激烈,越能显著促进管理层权力对企业创新投资的正相关关系.而在国有企业中这种作用效果不显著.     

管理层权力、非货币性私有收益与企业投资效率

文章选用2011—2018年沪深A股上市企业为研究对象,实证研究管理层权力、非货币性私有收益与企业投资效率之间的关系,并深入分析管理层权力在非货币性私有收益与企业投资效率关系中发挥的调节作用.结果表明:非货币性私有收益和企业投资效率之间存在负相关关系;管理层权力和企业投资效率之间存在负相关关系;管理层权力会显著增强非货币性私有收益和企业投资效率之间的相关性.     

国有企业政策性负担原因及其影响分析

国有企业在推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承担了大量的政策性负担,通过对企业承担政策性负担的动因的探索以及对承担政策性负担后果的研究,发现政策性负担虽然能够为企业带来一定的经济利益,但过量的政策性负担则会不利于企业的经营发展,借此为国有企业经营发展提供一些参考.     

税收目标、政府控制与企业税负

与以往简单按照产权性质把企业划分为国企和民企不同,文章根据上市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将企业划分为民企、市(县)级国企、省级国企和央企4种类型,研究政府税收目标的层层加码是否会传递到微观企业层面,即不同层级政府控制的国企税负是否存在层层加重的现象。实证结果表明:央企的税负最低,省级国企税负与央企税负没有显著差异,而市级国企税负显著高于央企;市级国企与税收压力显著正相关,说明市级国企承担了最多的税收压力。     

国有资本授权经营是否有助于缓解国有企业非效率投资?

本文以纳入国有资本授权经营制度改革试点范围的国有控股上市公司为处理组样本,采用双重差分方法,分别从政府干预和内部人控制视角对国有资本授权经营与国有企业非效率投资的关系进行了理论分析与实证检验。研究结果表明,国有资本授权经营对抑制国有企业过度投资和投资不足均具有显著作用。进一步研究表明,与中央企业和行政垄断行业企业相比,国有资本授权经营对地方国有企业、非行政垄断行业企业过度投资的抑制作用更显著,但对投资不足的影响不存在显著差异;公司类别未对国有资本授权经营与国有企业非效率投资的关系产生显著影响;机制检验证明,国有资本授权经营能够通过减少政府干预来抑制国有企业过度投资,能够通过治理管理层的代理行为来抑制国有企业过度投资和投资不足。     

产权性质、资本结构与企业并购——基于中国制度背景的研究

本文从资本结构的视角考察政府干预对企业并购决策与绩效的影响。在政府干预少的地区,过度负债的国企会谨慎进行并购,导致并购可能性和金额均较小,但并购后的绩效有显著提高,而在政府干预多的地区国企受到行政干预,导致了非市场化并购;我们还发现民企较少受到政府的干预,并购更有可能为市场化行为。研究结论表明政府干预扭曲了资源配置,对进一步推进市场化改革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投资机会、管理层能力与税收规避北大核心

本文以2008~2015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研究管理层能力对企业税收规避的影响。结果发现:管理层能力越强,企业税收规避程度越低;当企业面临较好的投资机会时,管理层能力与税收规避之间的负向关系更显著。该研究表明,管理层能力在决定企业的税收规避决策中会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丰富了企业税收规避影响因素、管理层能力经济后果的相关理论研究。     

政策性负担与审计费用——基于企业冗员的证据

我国企业普遍背负一定的政策性负担,政策性负担对企业经营的影响是学术研究的重要话题。利用2007—2018年A股非金融上市公司数据,从审计费用视角,以企业冗员为例,检验了政策性负担对企业经营的负面效应。研究发现,企业背负的政策性负担水平越高,审计师收取的审计费用越高;经营风险、代理成本和盈余操纵是导致上述效应的三个渠道。进一步研究表明,政策性负担与审计费用的正向关系受到劳动保护程度的影响,劳动保护程度越高,政策性负担与审计费用的正向关系越强。政策性负担对审计费用的影响在国有企业更显著。另外,政策性负担对审计费用的增加既有审计师增加了审计投入的原因,也有风险溢价的原因。研究结果表明,政策性负担对企业存在明显的负面效应,审计师在做出审计收费决策时考虑了政策性负担对企业经营的负面影响。     

公司治理理论和国企的委托代理问题

总体说来，国有企业的问题主要有经济效率低，各级政府仍然通过各种方式干预企业的重要决策（如任命重要管理人员），的主要管理层在职消费惊人（包括各种腐败）等。当然还有诸如职工下岗和企业经营的短视现象。实际上，从程度上讲后者并不一定比前者轻，但是我们说前者是国企主要的问题是因为前者正是造成后者的原因。国企的所有者是国家（各级政府是具体的代表），即各级政府的角色是委托人；国企的管理者（本文假设为经理），其角色是代理人，其职责是向委托人负责。不难看出，国企的主要问题可以归结为国企委托代理这两方面的问题，首先，各级政府会命重要管理层人员（经理或厂长）和干预企业重大的投资决策的行为属于委托人方面的问题。其次，企业经理的职消费行为则是各类文献讨论得很多的代理人问题。本文利用公司治理理论的部分成果来具体诊断国企的这两方面问题，最后提出政策建议。     

地方国企非效率投资来源选择：债权资金优先还是股权资金优先？

以2001—2009年地方国有上市公司为样本对地方国企非效率投资来源选择进行研究,结果显示：地方国企非效率投资来源选择首先是债权资金,其次才是股权资金;当拥有较多长期贷款时,企业会更倾向使用债权资金代替股权资金,并且这种选择是理性和不可逆的;在产权保护较强和信贷配置市场化程度较低的地区,企业选择债权资金替代股权资金的动机更强;随着政府干预的增强,债权资金对股权资金的替代作用减弱。     

政府干预对企业过度投资及其后果影响研究——基于产权性质与政治关联的调节视角

依据权变理论观点,将产权性质和政治关联作为情境因素,探讨政府干预对企业过度投资及其后果的影响。研究发现:(1)政府干预加剧了企业过度投资,对民企影响更大;(2)民企政治关联能弱化政府干预影响,国企则恰恰相反;(3)政府干预降低了民企经济效益,提升了国企社会效益。研究结果揭示了产权性质、政治关联对政府干预不同所有制企业投资行为的差异化影响,为国企混合所有制改革及创新和完善治理机制提供了实证支撑。     

CEO年龄对企业风险承担与资本配置效率的影响研究

文章以沪深A股上市公司2006—2012年的数据为研究样本,实证检验了CEO年龄对企业风险承担与资本配置效率的影响。研究结果发现,CEO年龄越年轻,企业风险承担水平越高;CEO年龄越大,企业风险承担水平越低。进一步研究发现,年龄越大CEO的这种风险规避行为会导致资本配置行为的扭曲。具体来说,与年龄较年轻的CEO相比,年龄较大的CEO更容易导致投资不足问题的发生。     

市场化进程、企业冗员与费用粘性

本文以我国2008-2015年上市公司数据为例,从社会性负担政治视角考察企业冗员对费用粘性的影响。研究表明:在经济下滑时期,企业基于寻租、名誉等主观因素以及政治干预、社会压力等客观因素会承担较多冗员,从而加剧其费用粘性,且在国有企业中表现更加明显;进一步研究发现我国市场化进程的推进,使得地方政府的干预行为减缓,企业调整资源的主动性增强,冗员导致的费用粘性水平有所缓解。由此提出政策启示:政府部门应简政放权,加速建立有效市场体系,不断优化混合所有制改革;改善市场化进程不均衡局面;完善失业保障体系,纯化企业经济目标,进而提升我国企业竞争能力及其资源配置效率。     

管理层权力与国企高管腐败——基于政府审计调节效应的研究

以2011—2017年沪深A股国有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检验管理层权力诱发腐败以及政府审计对管理层权力与腐败之间关系进行调节的作用机制，在此基础上揭示政府审计参与国有企业腐败治理的具体路径。研究发现：管理层权力越大，国企高管腐败越严重；政府审计能够显著抑制由管理层权力诱发的腐败，即政府审计对管理层权力与国企高管腐败之间的关系有显著的负向调节作用。研究结果揭示了政府审计作用于腐败治理的渠道机制，对国有企业腐败治理和进一步发挥政府审计在深化国企改革方面的作用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国有企业部分民营化能否减轻其政策性负担?

本研究基于中国国企改革的现状及其取得的效果,讨论了不同国企改革路径对中国国企改革效率的影响。本文运用2000～2009年间在深沪证券交易所首次发行A股的所有终极控制人为国有股东的公司为初始样本,使用企业员工冗余率作为衡量企业政策性负担的代表变量,进行实证检验。实证结果显示,产权改革可以通过降低政策性负担来提升企业的经营绩效。进一步检验发现:对垄断性行业国企进行产权改革的效率大于竞争性行业国企的改革效率。     

国企分红的投资效应研究——基于投资效率与投资风险的双重视角

如何在企业层面处理好“国企分红”与“促投资”的关系,寻求既能促进投资效率又能规避投资风险的国企分红比例,是当前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制度改革中的焦点。以2008—2019年沪深A股国有上市公司为样本,采用面板固定效应和Probit模型对国企分红的投资效应问题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国企分红比例与非效率投资和投资风险之间呈U型关系,当国企分红比例小于38.89%时,能够有效改善投资效率,同时降低投资风险;当国企分红比例超过38.89%时,随着分红比例的继续提高,投资效率随之下降,同时投资风险显著上升。基于企业异质性的研究表明,国企分红的投资效应因国企规模、行政级别、所属行业的技术特质和竞争程度的不同而存在差异。因此,政府需要充分考虑不同国企的具体情况,有针对性地分类制定国企分红比例,以提高政策的精准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