融资约束差异会提高企业金融化水平吗?——来自我国A股上市非金融企业的经验证据

目前,我国越来越多实体企业偏离主业,将资金投入金融等收益率高的部门,出现经济的“脱实向虚”现象,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实体经济的发展。本文基于2009—2018年我国非金融类A股上市公司数据,研究融资约束与企业金融化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融资约束与企业金融化之间存在显著的负向关系,受融资约束越小的企业,配置越多的金融资产,提高了企业金融化水平。进一步研究发现,融资约束与短期、长期金融资产之间均存在显著的负向关系,但与长期金融资产之间的负向关系更加明显。在受融资约束小和非国有企业的样本中,融资约束对企业金融化的影响程度更大。作用机制检验表明,企业业绩是融资约束影响企业金融化的中介变量。     

退市新规能否抑制实体经济金融化?

本文以2012年退市新规的出台作为准自然实验,选取2007-2017年A股上市企业的样本数据,利用双重差分模型实证检验趋严的退市监管对实体经济金融化的影响。研究发现：退市新规与实体经济金融化为抑制关系,即趋严化的退市监管能够抑制实体经济金融化。该结论在进行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机制检验表明,退市新规可能通过提升实业投资和完善内部控制抑制实体经济金融化。通过异质性检验发现,这一抑制效应在高绩效的非国有企业更显著,且对于长期金融化的抑制作用更加明显。本文为研究实体经济金融化提供了退市监管的宏观视角,从完善退市监管角度为抑制实体经济金融化提供一定的经验证据。     

论普通法立宪主义的贡献与不足

摘 要：本文以2012年退市新规的出台作为准自然实验,选取2007－2017年A股上市企业的样本数据,利用双重差分模型实证检验趋严的退市监管对实体经济金融化的影响。研究发现：退市新规与实体经济金融化为抑制关系,即趋严化的退市监管能够抑制实体经济金融化。该结论在进行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机制检验表明,退市新规可能通过提升实业投资和完善内部控制抑制实体经济金融化。通过异质性检验发现,这一抑制效应在高绩效的非国有企业更显著,且对于长期金融化的抑制作用更加明显。本文为研究实体经济金融化提供了退市监管的宏观视角,从完善退市监管角度为抑制实体经济金融化提供一定的经验证据。     

财政补贴、企业家信心与实体企业过度金融化北大核心

本文采用2007年-2020年深沪A股实体上市公司的面板数据,从心理学视角探讨了财政补贴对实体企业过度金融化的影响。研究发现,财政补贴显著提振了企业家信心、抑制了实体企业过度金融化,企业家信心在财政补贴与过度金融化之间具有显著的部分中介作用。深入三者内在的作用机理发现,财政补贴通过提高主业业绩、提升企业风险承担水平和缓解融资约束来激励企业家信心,企业家信心的提升会促使企业增加实体资产投资和创新投入,对金融资产投资产生“挤出”效应,进而有效抑制了过度金融化。考虑产权性质、创新依赖性以及财政补贴类型的异质性,发现企业家信心在财政补贴与实体企业过度金融化的中介作用仅在非国有企业、非高技术企业中具有显著性,仅有创新类财政补贴通过激励企业家信心显著抑制了过度金融化。本文对优化宏观经济政策、治理实体经济“脱实向虚”具有一定的启示作用。     

非金融企业金融化会损害企业价值吗? ——基于经济增加值视角

本文基于"非金融企业金融化"这一热点问题,以2002～2017年中国沪深A股非金融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分别从宏观经济周期和行业异质性角度实证检验了非金融企业金融化对企业价值的影响。研究发现:非金融企业金融化损害了企业价值,非金融企业金融化与企业价值之间的关系会受到宏观经济周期的影响。其中:在经济上行时期,非金融企业金融化与企业价值显著负相关;在经济下行时期,非金融企业金融化对企业价值无显著影响。在纳入行业异质性因素后的进一步分析发现,不同行业的企业金融化程度与企业价值之间关系的差异性较大。     

数字金融、高管激励与实体企业金融化

在遏制“脱实向虚”经济背景下,数字金融到底是促进还是抑制了实体企业金融化？本文考察了数字金融对实体企业金融化的影响,以及高管激励方式的调节效应。研究发现,数字金融发展可以降低实体企业金融化,这种作用主要通过抑制代理问题实现。进一步的调节效应检验表明,高管薪酬激励可以通过提高代理成本,抑制数字金融对企业金融化的治理效应,而高管股权激励可以通过减低代理成本,促进数字金融对企业金融化的治理效应。此外,本文还检验了不同高管激励方式下,数字金融对企业金融化作用的渠道效应。研究结果表明,数字金融的发展整体上可以抑制企业金融化行为,但需要警惕投机动机带来的负面影响。     

金融化、内部控制与企业主业效率

企业金融化既阻碍了企业自身核心技术的进步，也影响了实体经济的健康发展。本文选取2010—2020年沪深A股制造业上市企业为样本，研究发现：企业金融化与主业效率呈显著负相关关系，内部控制能有效抑制金融化对主业效率的负向影响。进一步研究发现：研发投入、劳动力结构在企业金融化对主业效率的影响中发挥显著的中介效应，企业金融化通过挤占研发投入和打破劳动力结构平衡来降低其主业效率；企业金融化对主业效率的抑制作用，因金融资产类别、经济区域发展水平不同，表现出明显的异质性；内部控制缺陷会加剧企业金融化行为，信息沟通、控制活动两个内部控制要素能够发挥显著的调节作用。本文研究结论丰富了对主业效率影响因素的研究，为推动企业生产经营科学决策、健全内控制度提供了借鉴。     

技术创新与企业金融化：促进还是抑制？

近年来实体企业过度金融化现象引发了国内外学者的担忧，为探究如何引导实体经济回归正轨，基于我国A股上市公司2008—2020年的相关数据，分析技术创新与企业金融化之间的关系。结果发现：技术创新能够引领企业“去虚归实”；股权激励机制的引入削弱了技术创新对企业金融化水平的抑制作用。经济后果分析表明：技术创新通过抑制企业金融化，最终能够达到降低企业经营风险并提高企业价值的效果。异质性检验结果表明：技术创新对企业金融化的抑制作用在非国有和强融资约束企业中更为显著。研究结论为优化企业资源配置、加强企业创新意识以及引导金融回归实体提供新的参考与依据。     

控股股东金融性质与企业金融化北大核心

本文以控股股东金融性质为切入点,实证考察了控股股东金融性质如何影响企业金融化。研究发现:(1)控股股东金融性质显著提高了企业金融化程度。(2)控股股东金融性质会影响企业金融资产配置结构,主要提高了保值性金融资产的增长率;同时本文发现,控股股东金融性质对企业金融化的影响,主要集中在融资约束程度较轻的企业。这说明,金融控股股东投资金融资产的主要动机是利润追逐。(3)作用机理分析表明,增加母公司层面金融机构和房地产企业的股权投资,是金融控股股东提高企业金融化程度的重要影响渠道。(4)异质性分析发现,控股股东金融性质对企业金融化程度的影响主要集中在金融市场发展水平低、实体投资环境不佳以及不存在信贷歧视的企业。(5)经济后果分析表明,企业金融化与投资效率存在显著的倒U型关系,且在金融股东控股的企业,金融化对企业投资效率的边际效应更大。本文从控股股东金融性质的视角拓展了企业金融化微观驱动因素的研究,对政府引导经济“脱虚向实”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企业金融化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基于股权激励视角的重新审视

随着金融市场的发展,越来越多的实体企业开展金融活动,其经济后果广受关注。基于2009—2020年中国A股非金融上市公司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了股权激励对企业金融化影响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调节效应得到以下结论。（1）企业金融化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具有抑制作用,进一步分析发现,企业持有短期金融资产正向影响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企业持有长期金融资产对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产生负向影响。（2）影响机制检验显示,股权激励会显著弱化企业金融化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抑制效应。（3）异质性分析表明,在民营企业和高新技术企业,股权激励对企业金融化的经济效果抑制效应更加显著。研究成果对提升企业投资效率具有一定现实意义。     

实体企业金融化行为与信息披露质量关系的研究

基于2009-2018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财务数据,利用固定效应模型,考量企业金融化对实体企业信息披露质量的影响.结果显示,实体企业金融化程度与其信息披露质量显著负相关,金融化企业主动降低信息披露质量的行为特征十分明显.进一步研究表明,在外部监管较为严格的国有企业、内部治理结构完善的规模较大企业中,金融化水平对企业信息披露质量的负面影响较小;而低融资约束企业信息披露质量对企业金融化水平更加敏感.机制检验发现,实体企业金融化主要是通过企业经营业绩和财务风险两条路径对企业信息披露质量产生影响.     

实体企业金融化对企业价值的影响

选取2010—2017年A股上市公司面板数据,研究实体企业金融化对企业价值的影响,探究企业金融化—投资效率—企业价值的作用路径,分析融资约束水平在金融化程度与企业价值之间的异质性作用。结果表明：出于市场套利动机,实体企业金融化与企业价值之间呈现“倒U型”关系。投资效率在实体企业金融化影响企业价值过程中发挥中介效应;当融资约束较高时,金融化程度正向影响企业价值;当融资约束较低时,金融化程度负向影响企业价值。     

实体杠杆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基于金融稳定的调节效应

本文以全球43个国家和地区2001-2020年的动态面板数据为研究样本,实证检验不同实体部门杠杆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差异及作用机制。通过构造金融稳定指数,进一步论证金融稳定对实体杠杆与经济增长之间关系的调节效应。结果表明:实体杠杆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倒U形”关系,不同部门杠杆对经济增长影响的“拐点”有所不同。机制检验发现,居民杠杆、企业杠杆和政府杠杆分别通过“消费”“投资”和“政府支出”渠道影响经济增长;金融稳定性的提升能够正向调节实体杠杆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提高实体杠杆对经济增长影响的“拐点”。上述结论对我国经济增长和杠杆调控具有一定政策启示。在经济运行过程中,应充分考虑各部门杠杆异质性,细化实体杠杆的调控方向,进一步优化杠杆结构,以期实现经济增长与金融稳定双重目标下的动态平衡。     

实体企业金融化如何影响全要素生产率：基于中国A股上市公司的实证检验

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是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体现。近年来,我国非金融行业企业对金融资产的投资热情日益高涨,这是否与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目标相背离？本文以我国2001—2019年A股非金融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实证检验了企业金融化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企业金融化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存在显著的倒U型影响。基于异质性进行分样本讨论发现,这种倒U型关系在中央国有企业、民营和外资企业、东中部地区企业中成立,但在地方国有和西部地区企业中不成立。进一步分析发现：金融化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具有门槛效应,即存在一个合理的金融化偏离程度以及金融资产投资收益区间,在此区间内企业金融化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正向影响最大。机制分析发现：企业金融化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存在流动性供给效应、投融资期限错配效应和实体资本配置效应三条传导路径。本文相关研究结论为促进金融服务实体经济和企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指导和决策参考。     

影子银行发展与企业投资行为选择:实业投资还是金融投资?

如何认识影子银行在经济健康发展中的影响是当前理论界研究的热点问题.本文从实业投资和金融投资的视角考察了影子银行发展对企业投资行为选择的影响.研究发现,影子银行发展使得企业更加倾向于实业投资,而非金融投资.机制检验发现,影子银行发展通过提升企业现金流水平,进而促进实业投资,并提升了企业未来业绩,而对金融资产的投资则降低了企业未来业绩.进一步研究发现,相对于长期金融资产,影子银行发展对企业持有短期金融资产行为的抑制作用更显著,同时银企关系是影响影子银行发展与企业投资行为选择的重要因素.本文有利于更好地理解我国影子银行与企业投资行为选择的关系,同时对我国影子银行的定位和实业脱实向虚风险的防治都具有启示意义.     

财务报告问询函压力与企业金融化

企业遭遇非处罚性监管后,在金融资产配置上会作何调整以适应压力情境下自身的投融资需要呢?本文基于交易所发放财务报告问询函的实证研究发现:财务报告问询函会提升上市公司金融资产配置水平,并且短期金融资产增长更快.进一步,问询函中即使涉及金融资产问题,企业金融化水平仍会提高;压力情境下,企业金融化内在的真实动机在于发挥"蓄水池"作用,融资约束发挥了部分中介机制.最后,遭遇问询的实体企业通过"盲目"的金融化并没有改善整体业绩,却损害了未来主营业绩.本文从企业金融化视角对非处罚性监管的经济后果研究形成有益补充,同时对强化证券交易所一线监管职能,关注重点企业"脱虚向实"问题提供了新思路.     

实体企业金融化行为的逆周期效应及"脱实向虚"风险研究

基于2002-2017年A股上市公司数据,利用面板固定效应回归分析方法,检验实体企业金融化行为.结果显示:实体企业金融化行为具有显著的逆周期效应,但受企业异质性影响,不同类型企业金融化行为逆周期效应具有差异性,属于轻资产、国有制、制造业以及非东部的企业,其金融化行为的逆周期效应较为突出.实体企业金融化行为会抑制固定资产及研发创新的投入,进而挤出实体资产收益.在经济周期不同阶段,实体企业金融化行为的潜在动机表现不同.在经济上行期,企业金融化是套利投资行为;在经济下行期,企业金融化可以起到平滑资金作用,但需防范实体企业过度金融化可能带来的"脱实向虚"风险.     

管理层股权激励对实体企业金融化的影响研究

股权激励能否作为一种“实虚平衡”治理机制,通过约束管理层金融化行为而抑制实体企业金融化,其效果受哪些因素影响、作用渠道是什么?本文采用2007-2017年A股上市公司面板数据,采用综合倾向得分匹配法,研究管理层股权激励对实体企业金融化的影响。发现：(1)管理层股权激励对实体企业金融化有抑制作用,这种作用与金融化套利动机有关,在限制性股票激励样本、民营企业样本中更显著。(2)股权激励的金融化抑制作用集中于其对长期金融资产投资的影响,通过提升管理层实体业务投资倾向而实现,而代理成本和风险承担的中介作用未获证实;(3)股权激励可缓解金融化的创新挤出效应。应重视管理层股权激励对实体企业过度金融化的抑制功效;提升股权激励方案的适宜性、精准性及实施效率;用好管理层股权激励这一机制或工具,防止实体企业过度金融化形成“创新挤出”。     

企业社会责任与企业金融化:金融工具还是管理工具?

经济新常态背景下,企业社会责任会作为掩饰企业金融化的"金融工具",还是成为促进可持续发展的"管理工具"?本文以2009-2016年在A股上市的非金融企业为样本,实证检验了企业社会责任对企业金融化的影响及其传导机制。结果显示:企业社会责任与企业金融化呈负相关关系,是抑制企业金融化的重要管理工具,而非金融工具;通过不同的分组回归发现,管理工具假说在高社会责任的企业、国有企业以及应规披露的企业中表现明显。进一步,实证发现企业社会责任能通过信号传递与融资渠道两种机制抑制企业金融化行为。本文的研究有助于深入理解企业社会责任影响企业金融化的内在逻辑,为监管部门制定相关政策与推动企业积极主动履行社会责任提供了经验证据。     

实体亏损企业金融化对财务绩效的影响研究——基于绩效类别差异的视角

为规避因主营业绩持续亏损而被退市,企业可能会选择进行金融投资,但此举可能诱发资本“脱实向虚”,过度时甚至会引发系统性金融风险。利用面板数据模型,研究金融化水平对亏损上市企业不同类别绩效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我国整体上市公司的金融化水平呈现持续上升趋势,且主营绩效亏损企业的金融化水平显著高于主营绩效良好的企业。金融化水平与亏损企业的绩效呈线性结构关系。短期金融投资的正收益超过了其对短期主营绩效的挤出效应,综合表现为短期正向绩效;长期金融投资收益的不确定性未能弥补其对长期主营绩效的挤出效应,综合表现为长期负向绩效。进一步研究发现,产品市场竞争在二者之间体现了显著的调节作用。研究结论有助于企业家厘清金融投资和实业投资的长期平衡关系,促进主营绩效亏损的企业重视主业经营,同时也为监管部门制定政策防止资本“脱实向虚”提供有益的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