薪酬管制能够降低对高管的监督成本吗——基于沪深上市公司的实证研究

以2012—2014年间对高管实施薪酬管制的国内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通过构建回归模型,尝试回答以下问题:上市公司对高管实施薪酬管制,是否会影响高管改善公司绩效的动机?是否会影响高管的机会主义行为?公司对高管的监督成本会发生怎样的变化?研究发现:上市公司实施薪酬管制并不能够实现通过缩小高管与员工的薪酬差距以改善公司整体绩效的预期目标,反而会削弱高管积极改善公司绩效的动机,进一步提高其实施机会主义行为的概率,最终导致上市公司高管监督成本的提高。上市公司应取消薪酬管制,完善薪酬激励、监督和追责机制,引导高管积极做出改善公司绩效的努力,并降低机会主义行为的概率。     

高管强制变更、分析师跟踪与企业创新投入

文章以2010-2017年中国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考察了高管强制变更对企业创新投入的影响以及分析师跟踪的调节作用。研究发现,高管强制变更与企业创新投入呈显著负相关关系,分析师跟踪可以减少企业高管短视行为,提升企业高管团队的稳定性,从而缓解高管强制变更对企业创新投入的抑制作用。进一步研究发现,盈余信息质量和产权性质会影响分析师跟踪调节作用的发挥,从而证实分析师通过缓解企业信息不对称程度和委托代理问题来发挥其调节功能。     

高管变更、继任高管来源与企业真实盈余管理

合理的高管离职与继任的决定是董事会监督职责履行的标志,更是公司治理有效的表现。然而继任高管作为企业高管团队的"新人",需要在短时期内向股东与董事会证明自身能力,建立自己在高管团队的地位。因此为了未来更有利的职业发展,继任高管在上任初期存在强烈的盈余管理动机。因此本文对我国上市公司数据,基于高管变更背景,实证研究了继任高管在上任当年的真实盈余管理行为。结果显示在高管变更当年,企业高管变更与企业应计盈余管理水平和真实盈余管理水平呈正相关。在区分继任高管来源后,本文发现在高管变更当年,外部聘任高管与企业真实盈余管理水平呈正相关,与企业应计盈余管理水平不相关。     

国有控股、法律诉讼与高管变更

盈利能力和风险控制能力是董事长和总经理变更的两个重要决定因素,文章以法律诉讼作为风险控制能力的一个替代,研究高管风险控制能力和高管变更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法律诉讼对高管变更有正向影响。进一步研究发现,上市公司遇到法律诉讼之后,国有控股公司相对于非国有控股公司的高管更不容易发生高管变更,说明国有控股公司股权性质的特殊性导致国有控股公司高管更换的原因与非国有公司存在显著差异。另外,在非国有上市公司中,和法律诉讼相关的高管变更多为非正常变更。     

信任环境、政企关联与企业捐赠 ——基于企业所有权的视角

基于委托代理理论,从企业所有权视角对信任环境与企业捐赠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研究,并且进一步分析政治关联对两者之间关系的影响,结果显示:从整体来看,信任环境与企业捐赠显著负相关,即制度环境的改善抑制了高管的机会主义行为,捐赠的代理问题得到缓解,但在根据控股股东性质对样本进行分组检验后发现,上述现象仅在国有控股企业中存在。政企关联削弱了信任环境对企业捐赠的影响,加剧了捐赠的代理问题,但这种现象主要体现在非国有控股企业中。非国有控股企业之所以甘愿承担政企关联所带来的更严重的捐赠代理成本,原因在于其主要想通过政企关联来发挥捐赠的政企纽带效应,以达到获取政府补贴的目的,而这种现象在国有控股企业中并不存在。     

企业绩效、机会主义行为和高管薪酬体制研究——来自中国A股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本文以中国上市公司2004—2007年高管薪酬的相关数据,对高管薪酬激励与企业绩效的关系探讨高管的机会主义行为。研究表明:非国有控股企业高管薪酬与公司账面盈利、账面现金流和股东市场价值均有显著的正相关关系。高管薪酬在国有控股企业中却只表现出了与代表账面盈利的净资产收益率指标有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而与代表现金绩效的资产收现率及代表股东财富的股票收益率没有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对比国有控股企业,非国有控股企业的高管薪酬水平显著提高,而且其企业的高管所掌握的控制权越大,高管自身的薪酬越高。高薪管理层薪酬水平与管理费用率显著正相关,而低薪管理层则与管理费用率没有显著相关关系,说明高薪不仅不能降低代理成本,反而提高了代理成本     

内部控制对盈余管理的影响——基于高管变更的视角

本文以2015-2017年我国上证A股企业为研究样本,分析了高管变更视角下公司内部控制对盈余管理的影响。研究发现:高管变更会为企业带来负向的盈余管理行为,同时,有效的内部控制可以抑制高管变更时的负向盈余管理。     

纵向兼任高管会提高企业股权融资成本吗

对于纵向兼任高管这一公司治理方式的作用,我国监管层面和理论层面尚存在一定争议。以2008～2019年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从股权融资视角研究纵向兼任高管对我国上市公司经济行为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纵向兼任高管会提高企业的股权融资成本,且纵向兼任董事长比总经理对企业股权融资成本的提高效应更显著。通过探究其影响机制发现,纵向兼任高管会加剧大股东掏空行为,进而提高企业的股权融资成本。进一步分析发现,在股权制衡度低、董事会规模小、兼任强度大、审计质量低的上市公司中,纵向兼任高管对企业股权融资成本的提高效应更显著。本文以纵向兼任高管这一特殊公司治理机制为切入点,拓展了股权融资成本影响因素的相关研究,为评估纵向兼任高管的经济后果以及企业制定合理的融资决策方案提供了参考依据。     

高管团队内部治理对审计费用的影响研究

高管团队内部治理能有效监督约束管理层机会主义行为,提高财务报告质量,降低审计风险,减少审计投入成本,然而在不同的内外部治理环境下,高管团队内部治理的有效性有所不同.文章利用2008—2019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数据,实证检验了在我国当前的制度环境下高管团队内部治理能否有效降低企业的审计费用.研究发现:高管团队内部治理能有效降低企业的审计费用,在市场化程度较高的情况下,高管团队内部治理与审计费用的负相关关系得到进一步的巩固;在进一步的分组检验中,大规模企业和非国有企业的高管团队内部治理与审计费用呈显著负相关关系,而在小规模企业或国有企业中这种相关关系均不显著.由此可知关键下属成员能够有效牵制CEO的短视行为,而外部治理环境较好更可以保障高管团队内部治理的有效性,但是关键下属高管的监督作用只在大规模企业或非国有企业中有效.     

监督还是掏空：纵向兼任高管与企业慈善捐赠

以2007～2018年我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从"监督效应"和"掏空效应"双重视角检验纵向兼任高管与企业慈善捐赠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纵向兼任高管发挥了更多的"掏空效应",即上市公司纵向兼任高管对慈善捐赠存在显著的负向影响;与国有企业相比,非国有企业中的纵向兼任高管对慈善捐赠的负向影响更为明显。进一步研究发现,当董事长担任纵向兼任高管时,公司的慈善捐赠水平更低,纵向兼任高管对慈善捐赠的负向影响在大股东控制能力较弱的公司更为显著。     

公司治理、高管变更与盈余管理

使用中国上市公司2003～2008年数据,对不同治理结构下高管正常变更前一、两年的盈余管理行为进行实证研究,结果显示:董事长在正常变更前一、两年有调增利润的行为,且变更前一年的调增现象比前两年要显著,但没有证据显示总经理正常变更前存在显著的盈余管理行为。研究还发现,完善的公司治理结构对董事长正常变更诱发的盈余管理行为能够起到有效的抑制作用。因此,提高公司内部治理水平和建立外部市场高管长期声誉机制具有紧迫性。     

央企管理者来源对企业绩效的影响效果研究

本文将央企集团的高管作为研究对象,实证检验央企高管来源对集团绩效的影响,拟为央企集团经理人选聘的作用机制提供经验证据。研究发现:总经理岗位轮换与集团绩效的关系因继任情景不同,产生不同的结果。一方面,来自内部晋升的董事长会过度干预执行层的工作而导致企业绩效下降,这种情况在总经理岗位轮换的时候更为严重;另一方面,高管团队的稳定性对岗位轮换的总经理产生重要影响。因此,实施董事长轮岗制度,同时保证经理层的稳定性更有利于企业的发展。本文研究有助于深化认识央企高管晋升机制、高管变更的经济后果,并为国有企业高管聘任机制改革提供经验启示。     

儒家文化会影响企业审计行为吗？

儒家文化作为中国非正式制度的典型代表在规范社会成员行为方面具有一定影响力。以2010—2017年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通过logit模型分析儒家文化对审计行为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在审计准备期,儒家文化与选聘的事务所规模、事务所地缘关系正相关,与事务所更迭负相关,即企业更愿意选择规模较大和具有较强地缘关系的本地事务所,并且不会轻易变更与事务所的合作关系;在审计实施和终结期,儒家文化与审计延迟负相关,与审计费用正相关,并且随着儒家文化影响程度加深,非标准类审计意见的出具概率也会上升。进一步检验高管儒家文化背景和外来文化冲击影响下儒家文化对审计行为的现实效应,结果发现儒家文化仍对企业审计行为产生显著作用。     

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研究综述与展望

作为高管薪酬制度研究重要话题之一的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引起学术界和实践界的广泛关注,国内外学者围绕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的影响因素及经济效果等话题展开了较为深入的探讨。通过收集整理近年来以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为主题开展研究的大量文章,基于现有研究成果发现,信息披露、董事会特征等企业内部治理因素以及媒体、分析师关注等外部治理机制均会影响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表现,而企业的创新活动投入、高管机会主义行为、对风险持有态度也会受到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的影响。在现有研究基础上,进一步总结和反思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研究现状,提出有待深入探究的研究方向。     

国企高管薪酬差距对企业绩效影响的研究

文章根据2017—2019年沪深A股450家国有企业的面板数据,研究国企高管薪酬差距对企业绩效影响,分析董事长和总经理是否“两职合一”、非CEO（总经理）高管人数、股权集中度这3种情形作为调节变量对上述两者之间关系的影响和作用。研究发现,国企高管薪酬差距正向影响企业绩效,董事长和总经理“两职合一”对两者之间的关系无显著调节作用,非总经理高管人数增多会减弱两者之间的正向影响关系,而股权集中度会增强两者之间的正向影响关系。研究结论可为进一步制定和完善国有企业的薪酬政策提供借鉴。     

高管变更对创新投入的影响——基于内部控制的中介效应分析

以 2013—2017 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基于内部控制视角,在实证检验我国上市公司高管变更与创新投入影响的基础上,进一步分析高管的变更类型、变更原因以及企业性质是否为高新技术企业的中介效应占比情况,揭示高管变更、内部控制质量与创新投入之间的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高管变更抑制内部控制质量和企业创新投入,内部控制质量在高管变更影响公司创新投入的作用机制中起中介效应,不同高管变更类型、变更原因以及企业是否为高新技术企业,企业内部控制发挥的中介作用是不同的。研究结论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上市公司高管变更对公司创新投入产生作用的路径,对提高公司治理水平和企业创新投入具有实际意义。     

基于风险投资机构的风险企业高管变更影响因素研究

已有研究表明风险投资机构能够影响风险企业的管理决策甚至能够对风险企业的管理层结构进行调整,但是鲜有文献从风险投资机构角度研究风险企业高管变更的影响因素。本文以来自107家机构的风险投资专家填写的208份问卷为样本,集中研究风险投资机构产生风险企业高管变更意愿的影响因素以及风险投资机构推进风险企业高管变更的影响因素。实证结果表明,风险企业的业绩表现,风险投资机构与风险企业之间的分歧,都会显著影响变更意愿和高管变更,而风险企业高管团队的工作表现不能显著影响高管变更,但是可以显著影响变更意愿。     

高管角色、审计背景与企业真实盈余管理

以我国2007—2016年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数据为样本,研究高管审计背景对企业真实盈余管理水平的影响,并将高管分为决策型高管和监督型高管两类,分析不同类型高管的审计背景与真实盈余管理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高管审计背景对企业真实盈余管理水平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且与决策型高管相比,监督型高管具有审计背景的企业更倾向于实施真实盈余管理行为;高管具有审计背景的企业会实施更为严重的真实盈余管理行为,且不同类型高管的审计背景对企业真实盈余管理水平的影响存在异质性。     

高管学历特征与企业环保投资行为实证研究

文章基于高层梯队理论和委托代理理论,以2008—2018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实证检验了高管学历特征对企业环保投资行为的影响以及高管激励机制、产权性质对这一影响的调节作用。研究结果表明:高管学历层次越高,企业环保投资力度越大。进一步分析后发现,高管激励机制对高管学历特征与企业环保投资行为间的关系没有显著的调节效应。同时,相对于非国有企业,国有企业高管学历特征对企业环保投资行为的作用更加显著。研究深化和丰富了企业环保投资行为影响因素的文献,也为企业管理人员选拔任用及更好地实现绿色发展、打赢蓝天保卫战提供了理论依据。     

中央企业董事会试点改革对子公司治理效率的影响

为建立健全公司治理结构,使中央企业规范行使其对国有上市公司的股东权利,国务院国资委于2004年6月开始对中央企业逐步实施董事会试点改革。基于这一外生事件,以2004～2018年沪深交易所中央企业控股上市公司为样本,研究中央企业董事会试点改革是否能够提高其控股子公司的治理效率。通过实证检验发现:中央企业董事会试点改革显著提高了其控股上市公司的高管变更业绩敏感性,并且外部董事比例越高,高管变更业绩敏感性越高;具有高管背景的外部董事在试点中央企业集团公司董事会中的比例越高,中央企业集团控股的上市公司高管变更业绩敏感性越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