股权分置改革、控股股东与现金股利——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证据

本文以2003-2007五年间存在控股股东的分红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采用多变量回归分析方法对股权分置前后上市公司现金股利政策进行了比较研究。实证研究结果表明,股权分置改革前,上市公司每股现金股利与控股股东持股比例正相关,支持现金股利的"侵占"假说;股权分置改革后,存在控股股东的上市公司现金股利支付水平下降,并且每股现金股利与控股股东持股比例的正相关系显著减弱,从而证实股权分置改革后现金股利的"隧道"效应减弱。     

利用外资能提升公司价值吗?——基于上市公司的实证分析

本文以沪、深309家外资持股公司为样本,从公司治理的视角对利用外资与公司价值之间相关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研究发现：(1)外资持股比例的分散化、外资金融机构持股对外资持股公司价值产生正向影响；(2)股权集中度与外资持股公司价值显著正相关；(3)财务杠杆对外资持股公司价值的负面影响在统计上的显著性并不稳定；(4)高管薪酬水平与外资持股公司价值显著正相关；(5)董事会的监督作用对绩效的正面效应在外资持股公司中并不显著。此外,我们还发现外资持股公司有三个倾向,一是外资持股公司信息披露水平普遍偏高,有“信息披露质量趋同倾向”；二是外资股东投资于规模越小的上市公司越有利于上市公司价值提升,越有利于分享中国经济增长带来的收益；三是外资股东愿意为非制造业上市公司付出一定溢价,对非制造业上市公司有投资偏好。因此,就上市公司层面而言,仅仅依靠吸引外资不足以成就中国“世界制造中心”的梦想。     

超募资金投向、股权结构与现金股利政策

本文利用中国上市公司公开披露的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探讨首次公开发行超募资金的不同投向对上市公司现金股利政策的影响。研究发现,上市公司现金股利支付水平随着超募资金补充流动资金的增加而提高,超募资金为现金股利的发放提供了“资金源”。而且,在大股东持股比例较高的公司中,超募资金补充流动性的程度和现金股利支付水平之间的正向关系更显著,说明大股东攫取上市公司、侵占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况更严重。进一步研究发现,超募资金补充流动资金的程度和现金股利的市场反应负相关,而且在大股东持股比例高的公司中市场反应比大股东持股比例低的公司更为消极。作为少有的研究中国资本市场超募资金投向对上市公司股利分配影响的文章,本文的结论丰富了募集资金使用效率方面的文献,其研究结果对于政策制定者和投资者具有重要借鉴意义和参考价值。     

“监督管理层”还是“约束大股东”？基金持股对中国上市公司价值的影响

本文采用2009-2017年中国非金融类上市公司的数据实证检验了基金持股对公司价值的影响,并对两条影响途径(监督管理层和抑制控股股东侵占)做了分析。结果表明:(1)基金持股比例增加显著提升了上市公司价值,且这种促进作用随着控股股东持股比例的上升而增强,同时这种效应只在非国有企业中表现显著,在国有企业中则不显著;(2)按投资策略分类发现,除主动型和被动型基金外,准指数基金持股也可以提升公司价值;(3)在控制了基金数量后,基金持股比例对公司价值的影响显著降低。以上结果表明,与发达国家基金持股主要通过监督管理层来提升公司价值的传导途径不同,我国基金持股对上市公司的积极影响主要体现为对控股股东侵占行为的约束。     

我国房地产上市企业股权结构与股利政策关系研究

以我国2013年房地产行业上市公司为样本分析我国公司股权结构与股利政策关系,研究房地产上市公司的股权结构和股利分配的特点,并运用描述性统计、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对房地产上市公司股权结构与股利政策关系进行分析。研究发现:股权集中度与企业现金股利支付水平存在负的相关关系,控股股东持股比例与股利支付水平也存在负的相关关系。     

控股股东、财务柔性与现金股利政策的实证研究

选取我国A股上市公司2012-2017间财务数据为研究样本,实证检验了控股股东、财务柔性与公司股利政策间的关系。结果表明,上市公司的财务柔性有利于提升公司分配现金股利的意愿和水平。进一步考察控股股东在财务柔性与现金股利政策间的调节作用,发现控股股东持股比例越高的企业,财务柔性储备越高,越能提升公司现金股利分配意愿和水平。     

机构投资者持股与中国上市公司现金股利政策

本文基于上市公司现金股利政策的视角,深入考察机构投资者的监督治理效应、投资行为偏好,以及不同类型的机构投资者之间是否存在异质性。以中国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发现:(1)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较高的上市公司具有显著更高的现金股利支付意愿和支付水平,表明机构投资者对上市公司现金股利政策发挥了积极的监督效应;(2)高派现上市公司吸引了更高的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显示机构投资者将现金股利视为其构建投资组合的关键要素,遵循了"谨慎人规则";(3)不同类型的机构投资者在现金股利的监督效应、股利偏好方面并没有呈现出明显的异质性,揭示着我国各类机构投资者可能存在趋同的投资风格;(4)我国机构投资者倾向于将现金股利政策视为上市公司传递的一种"信号"而非解决传统代理冲突的治理机制。     

股权分置、公司治理与股利分配决策：现金股利还是股票股利？

以2004~2007中国上市公司为样本,应用LOGISTIC回归对-股权分置改革前后我国上市公司股利分配决策进行理论与实证分析。结果表明,股权分置改革后,我国上市公司发放股票股利呈现增多的趋势,第一大股东、第二大股东持股比例越高,以及董事会人数越多,公司越倾向于现金股利分配,但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越高,越倾向于发放股票股利。同时,企业成长性强的公司倾向于发放股票股利,而现金流量好的公司往往不发放股票股利,企业规模与股票分配决策无关。     

机构投资者、公司治理与上市公司股利政策

本文实证研究了2001—2004年间中国证券市场中机构投资者持股、公司治理与上市公司股利政策之间的关系。针对我国特殊的股权结构制度背景下,现金股利政策的两种理论观点——“自由现金流假说“和“利益输送假说“以及在我国资本市场上呈现的“恶意派现“现象,实证检验了我国机构投资者是否能够发挥治理、监督作用。研究结果发现:在2001—2004年间,机构投资者持股公司的每股现金股利发放水平显著地高于非机构投资者持股的公司,发放现金股利公司的机构投资者的持股比例显著地高于不发放现金股利公司,公司现金股利发放水平成为投资者构建投资组合的重要标准;机构投资者的持股比例不会对上市公司的股利政策产生影响,对于我国上市公司近年来出现的“恶意派现“现象,机构投资者发挥了其监督治理职能,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越高,上市公司发生“恶意派现“的可能性越小。     

中小股东“股利关注”与上市公司现金股利分配——来自交易所互动平台的证据

本文以2010—2021年交易所网络互动平台“问答”板块上的互动数据为样本，采用关键词提取技术构建“股利关注”指标，实证检验了中小股东“股利关注”对企业现金股利分配的影响。研究发现，中小股东“股利关注”显著提高了企业现金股利分配水平。机制检验表明，中小股东“股利关注”通过提高企业的公司治理水平，进而促进现金股利分配。异质性检验发现，中小股东“股利关注”对上市公司现金分配的促进作用在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低、分析师关注度高、所处行业竞争程度强以及投资者保护水平高的企业中更显著。     

关于股改前后现金股利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

对股改前后影响现金股利水平的公司治理变量研究表明,虽然股改矫正了现金股利与增长机会之间的关系,使股改后当存在增长机会时,公司会减少现金股利的发放,但是我国上市公司的现金股利尚未呈现出全流通资本市场上作为降低控股股东与中小股东代理成本工具的现金股利政策应有的特征,突出表现在股改前后影响上市公司现金股利支付水平的股权结构变量并未发生变化,股改前后都存在股权集中度、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及第二到第十大股东持股比例与每股现金股利呈显著正相关、而流通(非限售)股比例与每股现金股利呈显著负相关的关系。     

外资参股和高管、机构持股对企业社会责任的影响——基于中国A股上市公司的实证研究

作为公司治理中的一个重要层面,股权结构对于企业社会责任具有一定程度的影响。本文以2010-2012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作为样本,研究了上市公司股权结构中外资参股、高管持股、机构持股对于企业社会责任的影响。通过实证检验得出以下结论,外资参股和机构持股对于企业承担企业社会责任有显著的正向影响,高管持股对于企业承担企业社会责任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     

工信部:经营类电商外资持股可至100%

<正>此次全面放开外资持股比例,有利于更好地实现市场竞争,促进电子商务的发展。工信部近日决定放开经营类电子商务外资股比限制,外资持股比例可至100%。在业内人士看来,这一政策将对外资电商在国内开展业务带来利好,同时海外上市电商类企业回归A股之路将更简单。经营类电商外资可100%持股工信部6月19日发布《关于放开在线数据处理与交易处理业务(经营类电子商务)外资股比限制的通告》,决定在全国范围内     

股权集中度、社会责任与企业价值——基于我国上市银行的实证检验

以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作为股权集中度的代理变量,利用我国上市银行2008~2012年的面板数据实证分析股权集中度、商业银行社会责任与企业价值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显示: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与银行社会责任显著正相关,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越高,商业银行履行社会责任程度越高;商业银行履行社会责任会显著地提升当期及滞后一期的企业价值;同时,相比于当期社会责任,前一期社会责任对提高当期企业价值的贡献更大。研究结论对商业银行树立正确的社会责任价值观以及保持适度的控股股东持股比例具有启示意义。     

境外股东异质性、企业性质与公司治理效率——基于中国上市公司的实证检验

依据2014年一直有境外股东持股的沪深 A股上市公司样本数据,考量不同类型外资持股的治理效应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境外股东持股能够提升公司治理效率,不同性质的境外投资者对公司治理的影响存在差异。外资基金和非金融类外资股东的治理效应是显著的,QFII未能对上市公司经营者形成有效监督和制约,外资银行、保险、证券公司反而一定程度上加重了上市公司的代理冲突。此外,外资持股在民营企业中的治理效应优于国有企业。     

财务杠杆对企业投资的影响——股权集中背景下的经验研究

不同于以往建立在股权分散背景下的研究,本文讨论了股权集中的上市公司中财务杠杆与企业投资之间的关系以及控股股东持股比例对这一关系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财务杠杆对企业投资具有显著的抑制作用,并且这种抑制作用随着控股股东持股比例的提高而减弱。本文还发现,财务杠杆对企业投资的抑制作用在成长机会较小的企业中表现得更为突出。这些结果均支持了过度投资假说。     

从公司治理角度分析"股利税"的改革方向

股利在公司治理中具有重要作用,股利税的不同设计对企业公司治理有重要影响。为有效利用税法完善企业的公司治理,建议对个人的股利所得适用较低税率的"双重征税"形式,以减少企业派发股利的税收成本,缓减"自由现金流"代理问题,同时发挥债权人和机构投资者的治理优势;对于公司间股利所得,按持股比例规定适用税率,以减少集团企业控制权与现金权分离的程度,缓解控股股东与中小股东的代理问题。     

股利政策对企业持续成长的支持作用——以万科A为例

现金分红与股票股利一样,都是企业回报股东的重要方式,也是企业股利政策的主要内容.但事实上,从上市公司到占国民经济主体的国有企业,将股权资本视为"免费的午餐",长期低比例、零比例分红甚至倒分配(配股),是一个普遍而长期存在的现象.对于这一问题的治理,人们多从股东文化、商业伦理、市场监管或代理人的受托责任等角度来探讨.毫无疑问,这些研究对于提高代理人回报资本的意愿是有积极意义的,但问题的关键在于,代理人通常将回报股东与企业成长当作是不可调和的矛盾,因此,一旦企业面临较多投资机会或资金周转困难,回报股东的责任让位于生存或发展的需要便成为企业的理性选择.     

公司社会责任影响企业价值的实证研究——以信息技术行业为例

履行社会责任，实现企业经济价值与社会价值的有机统一，已成为数字经济时代企业追求的目标与行动战略，但是企业社会责任表现的价值提升作用依然有待探索。本文基于信息不对称理论以及利益相关者理论，以2015—2019年沪深两市信息技术行业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实证检验了履行社会责任对企业价值的影响。研究表明，信息技术行业上市公司履行社会责任能够提高企业价值，而研发创新是企业社会责任推动其价值提高的中间渠道。进一步研究表明，非国有企业以及非两职合一企业履行社会责任对企业价值的提升更显著；管理层持股、股权集中度以及机构持股在社会责任履行对企业价值的影响中具有正向调节作用。     

“掏空”与所有权安排——来自我国上市公司大股东资金占用的经验证据

本文以我国A股上市公司 2 0 0 0— 2 0 0 3年的关联交易数据为基础 ,对所有权结构与控股股东的掏空 (Tun neling)行为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表明 ,控股股东占用的上市公司资金与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之间存在先上升后下降的非线性关系 ,但与其他股东的持股比例则表现出严格的负相关关系。另外 ,控股股东的控制方式以及产权性质也对其资金占用行为具有重要影响。其中 ,通过控股公司控制上市公司的控股股东占用的资金低于通过企业集团控制的上市公司 ,国有企业控制的公司的控股股东占用的资金高于非国有企业控制的上市公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