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队”持股与实体企业高质量发展——基于金融化视角的经验证据

以2015—2021年沪深A股非金融类上市公司为样本,基于金融化视角考察“国家队”持股对实体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国家队”持股能够有效抑制企业金融化。机制检验表明,缓解融资约束和改善信息环境是“国家队”持股抑制企业金融化的重要路径。进一步分析发现,对于投机动机下的金融资产持有以及“国家队”持股比例较高时,其抑制作用越强;在抑制金融化趋势后,企业的研发投入显著提高。研究结论既丰富了“国家队”持股经济后果领域的研究,亦为实体企业“脱虚向实”和实现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政策启示。     

ESG信息披露对股价同步性的影响

本文以2009—2021年沪深A股非金融上市公司为样本，考察了ESG信息披露对股价同步性的影响和作用机制。研究表明，企业ESG信息披露表现越好，股价同步性越高。ESG信息披露从内部通过提高公司的信息透明度，从外部通过抑制投资者情绪波动，进而提高股价同步性。进一步研究发现，在分析师关注度较低、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较低的情境下，ESG信息披露对提高股价同步性可以发挥更大的作用。本文研究拓展了我国ESG信息披露的经济后果，为促进我国企业ESG信息披露与完善该制度建设具有借鉴意义。     

非金融企业金融化会损害企业价值吗? ——基于经济增加值视角

本文基于"非金融企业金融化"这一热点问题,以2002～2017年中国沪深A股非金融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分别从宏观经济周期和行业异质性角度实证检验了非金融企业金融化对企业价值的影响。研究发现:非金融企业金融化损害了企业价值,非金融企业金融化与企业价值之间的关系会受到宏观经济周期的影响。其中:在经济上行时期,非金融企业金融化与企业价值显著负相关;在经济下行时期,非金融企业金融化对企业价值无显著影响。在纳入行业异质性因素后的进一步分析发现,不同行业的企业金融化程度与企业价值之间关系的差异性较大。     

实体企业金融化影响关键审计事项披露吗？

本文以2017-2020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从关键审计事项披露的视角,实证分析了实体企业金融化对审计决策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上市公司金融化程度越高,审计师披露的金融类关键审计事项数量越多;并且审计师行业专长、上市公司属于实体制造业对上述回归结果具有正向调节作用。进一步分析表明,金融化会增加企业的会计处理复杂度、业绩波动性以及监管风险,进而影响审计师的风险感知和金融类关键审计事项披露行为。经济后果的检验发现,金融类关键审计事项披露具有增量信息效应,能够缓解金融化企业的股价崩盘风险。上述研究结果既丰富了关键审计事项影响因素方面的研究文献,也为当下从审计视角防范和化解系统性金融风险提供了一定借鉴和启示。     

企业金融化损害商业信用了吗?——来自中国A股市场的经验证据

本文以2007—2019年中国A股非金融上市公司为样本,从供应商视角研究了企业金融化对商业信用融资的影响。结果表明：企业金融化程度越高,从供应商处获取的商业信用越少,且相比于短期金融资产,企业配置长期金融资产对商业信用融资的负向影响更显著。机制检验表明：企业金融化会通过“财务风险机制”和“资源挤占机制”影响商业信用融资。进一步研究发现：在规模较大和市场地位较高的企业中,企业金融化对商业信用融资的负向影响得到缓解。本文为全面评价中国企业金融化的经济后果提供了新的研究视角,并从企业投资行为角度,为商业信用变化的影响因素及其内在逻辑提供了新的经验证据。     

CEO自由裁量权与实体企业金融化：加剧还是抑制

自由裁量权作为管理者决策的重要基础,是企业金融资源配置的调控手段。本文基于代理理论和管家理论,以2012—2019年沪深A股非金融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考察了CEO自由裁量权对企业金融化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表明,管家理论在我国实体企业中具有适用性,CEO自由裁量权与企业金融化呈现显著负相关关系,实业投资及股东社会责任在这一关系中具有部分中介效应。进一步研究发现,CEO自由裁量权对企业金融化水平的负向影响在过度金融化、代理成本高及融资约束低的企业中更显著。本文从管理层权力的视角拓展了企业金融化的相关研究,同时也为引导企业管理者树立正确的价值理念,采用权力机制治理过度金融化和防控金融风险提供了参考。     

退市新规能否抑制实体经济金融化?

本文以2012年退市新规的出台作为准自然实验,选取2007-2017年A股上市企业的样本数据,利用双重差分模型实证检验趋严的退市监管对实体经济金融化的影响。研究发现：退市新规与实体经济金融化为抑制关系,即趋严化的退市监管能够抑制实体经济金融化。该结论在进行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机制检验表明,退市新规可能通过提升实业投资和完善内部控制抑制实体经济金融化。通过异质性检验发现,这一抑制效应在高绩效的非国有企业更显著,且对于长期金融化的抑制作用更加明显。本文为研究实体经济金融化提供了退市监管的宏观视角,从完善退市监管角度为抑制实体经济金融化提供一定的经验证据。     

论普通法立宪主义的贡献与不足

摘 要：本文以2012年退市新规的出台作为准自然实验,选取2007－2017年A股上市企业的样本数据,利用双重差分模型实证检验趋严的退市监管对实体经济金融化的影响。研究发现：退市新规与实体经济金融化为抑制关系,即趋严化的退市监管能够抑制实体经济金融化。该结论在进行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机制检验表明,退市新规可能通过提升实业投资和完善内部控制抑制实体经济金融化。通过异质性检验发现,这一抑制效应在高绩效的非国有企业更显著,且对于长期金融化的抑制作用更加明显。本文为研究实体经济金融化提供了退市监管的宏观视角,从完善退市监管角度为抑制实体经济金融化提供一定的经验证据。     

中国资本市场开放能否降低企业风险承担?——来自“沪深港通”交易制度的经验证据北大核心

本文以2007—2020年中国非金融上市公司年度数据为研究样本,利用“沪深港通”交易制度的实施作为资本市场开放的标志事件并构造准自然实验,实证检验了资本市场开放对企业风险承担的影响。结果表明,“沪深港通”交易制度的实施通过优化投资者结构、提高信息披露质量以及抑制企业金融化显著降低企业风险承担。进一步分析发现,“沪深港通”的实施可通过抑制风险承担发挥改善企业投融资期限错配和提升企业资源配置效率的作用。本文的研究为有序推进资本市场开放、构建金融有效支持实体经济以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理论参考与实践启示。     

财政补贴、企业家信心与实体企业过度金融化北大核心

本文采用2007年-2020年深沪A股实体上市公司的面板数据,从心理学视角探讨了财政补贴对实体企业过度金融化的影响。研究发现,财政补贴显著提振了企业家信心、抑制了实体企业过度金融化,企业家信心在财政补贴与过度金融化之间具有显著的部分中介作用。深入三者内在的作用机理发现,财政补贴通过提高主业业绩、提升企业风险承担水平和缓解融资约束来激励企业家信心,企业家信心的提升会促使企业增加实体资产投资和创新投入,对金融资产投资产生“挤出”效应,进而有效抑制了过度金融化。考虑产权性质、创新依赖性以及财政补贴类型的异质性,发现企业家信心在财政补贴与实体企业过度金融化的中介作用仅在非国有企业、非高技术企业中具有显著性,仅有创新类财政补贴通过激励企业家信心显著抑制了过度金融化。本文对优化宏观经济政策、治理实体经济“脱实向虚”具有一定的启示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