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个大股东与股权资本成本的关系检验

以多个大股东的公司治理机制为理论研究出发点,选取2008～2017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探究多个大股东与股权资本成本之间是否存在关系、存在何种关系。研究结果显示,拥有多个大股东的公司具有更低的股权资本成本,结论在排除样本选择偏差、遗漏变量以及逆向因果等内生性问题之后依然成立。同时,在大股东间持股较为集中、非控股大股东数量较多的公司中股权资本成本较低,进而证明了多个大股东间监督假说在我国资本市场中的适用性。据此,提出优化股权结构以及完善外部股东利益保护机制的建议。     

国有控股与资本结构动态调整

文章主要研究国有控股性质对上市公司资本结构调整速度的影响,揭示市场化程度对调整的作用力.证实虽然国有控股公司具有资源配给优势,但是这样的优势却没有能够抵消其它因素对它们调整速度的不利影响,其调整速度显著慢于非国有控股公司.由于市场化程度较高的地区抑制过度负债、降低风险水平的措施更为严格,融资成本更大,当调整成本超过融资净收益时,上市公司反向调整的动机超过了融债动机,因此市场化程度越高的地区调整速度反而越低.     

多个大股东治理机制的有效性——基于制度环境的分析

结合制度环境深入考察了多个大股东的行为选择及其作为一种治理机制的有效性问题,我们发现,多个大股东的公司治理作用只有在特定的制度环境下才是有效的,而在制度环境很不完善的条件下,外部大股东的监督是不存在或者说多个大股东的公司治理作用是无效的。     

国有控股与资本结构动态调整

文章主要研究国有控股性质对上市公司资本结构调整速度的影响,揭示市场化程度对调整的作用力。证实虽然国有控股公司具有资源配给优势,但是这样的优势却没有能够抵消其它因素对它们调整速度的不利影响,其调整速度显著慢于非国有控股公司。由于市场化程度较高的地区抑制过度负债、降低风险水平的措施更为严格,融资成本更大,当调整成本超过融资净收益时,上市公司反向调整的动机超过了融债动机,因此市场化程度越高的地区调整速度反而越低。     

多个大股东结构下第二大股东的制衡动因分析

随着第二大股东持股比例的不断提高,当第一大股东攫取私利时,第二大股东成为能与第一大股东抗衡的重要主体。本研究首先通过构建博弈矩阵,表明第二大股东监督制衡的必要性;其次具体分析第二大股东的制衡动因,具体来说,现金流权、投资者法律保护、股权性质影响第二大股东的制衡意愿,股权比例影响第二大股东的制衡能力。最后本文合理解释在多个大股东结构的上市公司,第二大股东为什么要去制衡第一大股东的私利行为。结论为化解当前上市公司大股东之间的“利益冲突”提供了必要的借鉴     

上市公司资本结构动态调整

文章突破静态资本理论研究的瓶颈,选取资本结构动态模型,真实的反映资本结构及资本结构动态的本质,实现企业价值最大化的财务目标。     

企业所得税与资本结构动态调整——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企业所得税与资本结构存在固有关联,其既对资本结构有影响,也对资本结构动态调整产生影响。利用我国2007-2013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的数据,探讨企业所得税对资本结构动态调整的影响。研究发现:企业所得税越高,其资本结构偏离目标的程度越低;同时,企业所得税越高,其资本结构的调整成本越低。     

资本结构动态调整经验研究前沿

文章按照联立方程模式、动态调整模式和数据挖掘模式总结了资本结构动态调整最新的经验研究方法,梳理了经验研究成果,并对资本结构动态调整研究面临的挑战和未来趋势进行了总结。     

企业资本结构动态调整研究综述

文章对现有关于企业资本结构动态调整的相关文献进行了综述,归纳分析了学者在资本结构研究上静态到动态的转变。结果表明,企业的最优资本结构是随着时间动态变化的,向最优资本结构的调整速度主要与企业规模、成长性等企业自身属性相关,目前调整速度的估计值尚未有一致结论。     

中国上市公司资本结构的长期动态调整

目前中国上市公司资本结构呈现出动态的趋势。本文结合有关公司资本结构的最近研究成果以及相关理论知识,分析中国上市公司资本结构变动的具体影响因素,并为这些因素创建模型来进行深入的回归分析,进而得出中国上市公司资本结构动态变化的基本趋势。本文借助Tobit模型预测中国上市公司的目标资本结构,然后再通过局部调整模型分析资本结构变化的影响因素,进而找出资金缺口和市场时机是影响上市公司偏离目标资本结构的关键因素。研究发现,虽然上市公司的资本结构受到影响,但是一段时间后,上市公司的资本结构总是会倾向于动态的目标资本结构,因此,目标资本结构对公司资本结构的变化起着关键作用。     

多个大股东并存与审计师定价决策

股权结构安排对上市公司审计费用具有重要影响。以2007—2018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探讨了多个大股东这一股权结构安排对审计费用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相较于仅存在单一大股东的公司,存在多个大股东的上市公司会被收取更高的审计费用。机制检验表明,多个大股东通过强化外部审计需求与降低内部控制质量的途径增加了客户公司的审计费用。截面分析发现多个大股东并存对审计费用的正向影响在国有企业以及国内十大会计师事务所客户公司样本中更显著。研究结论不仅丰富了审计费用与多个大股东领域的相关文献,还为提高上市公司治理水平和会计信息质量提供了有益借鉴。     

高管激励与资本结构动态调整研究——以安徽省上市公司为例

研究高管激励对资本结构动态调整的影响,对优化公司资本结构、完善高管收入分配制度、提高公司业绩水平具有重要意义。文章基于委托代理理论分析框架,利用2007—2012年安徽省A股上市公司的数据,从静态和动态不同的角度分析高管激励对资本结构调整速度以及偏离目标资本结构程度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薪酬激励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优化资本结构的作用,股权激励却无法发挥同样的作用。这一研究丰富了我国特殊制度背景下公司资本结构动态调整理论,也为公司制定有效的高管激励契约提供了全新视角。     

我国上市公司高管异质性对资本结构动态调整的影响

本文基于我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2011-2015年的数据,采用动态面板分析方法 ,以高管的年龄、学历、专业背景、任期、薪酬五个特征的差异性为切入点,利用局部调整模型,实证检验了我国上市公司高管异质性对资本结构动态调整的影响。研究发现:除了专业背景外,高管的年龄、学历、任期、薪酬均在不同程度上会影响资本结构调整速度;而且进一步发现,这种影响受公司治理环境的约束,只有在企业股权较为分散的前提下才显著。基于以上结论,本文从高管异质性和公司治理两个方面提出相应建议,这对上市企业优秀高管队伍构建以及提高高管财务决策效率和资本结构优化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产权性质、市场化程度与资本结构非对称调整

以1998-2011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从企业主动进行资本结构调整视角,实证检验了不同负债水平的资本结构非对称调整速度,以及产权性质和市场化程度对资本结构非对称调整的影响。研究发现:企业存在资本结构非对称调整,相比负债不足企业,过度负债企业表现出更快的资本结构调整速度;产权性质对资本结构非对称调整的影响主要体现在过度负债情况下的调整速度,相比国有控制企业,非国有控制企业表现出更快的资本结构主动调整速度。进一步研究表明,市场化程度放慢了企业的资本结构主动调整速度。在过度负债情况下,市场化程度对非国有控制企业的资本结构调整速度的影响更为显著;在负债不足的情况下,市场化程度对国有控制企业的资本结构调整速度的影响更为显著。     

资本结构动态调整的理论和实证研究综述

随着相关学者对调整成本的深入研究,动态权衡理论逐渐成为资本结构动态调整的主流理论。然而,在集中的所有权结构和弱的制度环境下,没有有效的监督机制可以确保动态权衡理论的基本假设(管理者以企业价值最大化为目标进行融资决策)成立。因此,结合我国的制度环境和企业的所有权结构,来分析终极控制股东和外部投资者之间的代理冲突与区域制度环境差异对企业目标资本结构和调整速度的影响,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旋转门”现象、会计信息质量与资本结构动态调整

本文以2009—2013年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研究“旋转门”现象对会计信息质量的影响,并基于信号传递理论,进一步研究上述关系对资本结构调整速度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存在“旋转门”现象的上市公司其会计信息质量下降,而实际控制人为国有企业时,国有企业对于“旋转门”现象与会计信息质量之间的调节作用不具有显著的稳健性。同时,通过信号传递的作用,存在“旋转门”现象的上市公司会使得资本结构调整速度减慢;区分企业性质的进一步研究表明,具有国有企业性质的上市公司会加快资本结构的调整速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