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体企业金融化与数字技术赋能

当前，我国实体经济表现出“脱实向虚”的金融化倾向，实体企业金融化将对数字技术赋能产生何种影响，这是本文的研究主题。基于2012～2021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的数据，研究发现：实体企业金融化会显著抑制数字技术赋能；在调节效应方面，现金持有弱化了企业金融化与数字技术赋能的负向关系，融资约束强化了企业金融化与数字技术赋能的负向关系。本文丰富了企业金融化与数字技术赋能的相关文献，改善了数字技术赋能的量化方法，也为我国数字技术赋能实体经济、助力实体经济的数字化转型提供了一定的政策启示。     

企业金融化对企业创新的影响初探

随着实体企业金融化进程的不断推进，企业金融化已经成为一种广泛存在的趋势。实体企业金融化一方面推动了实体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另一方面也导致了企业融资成本上升及金融风险上升等问题。尽管实体企业金融化在短期内能够带来可观的金融投资回报，但从长远来看，其可能会对企业的高新技术研发资金造成一定程度的挤占，从而使企业的可持续长远发展产生一定的风险。因此，研究如何借助企业金融化推动企业技术创新具有重要意义。本文旨在探讨企业金融化现状对企业科技创新所带来的影响，并提出有效的企业金融化策略，以促进实体企业的创新发展。     

有效利用金融服务业 促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研究

建立中国式产业体系，要正确处理好实体经济和以金融服务业为主体的虚拟经济的关系。一方面，反对经济“脱实向虚”，要把实体经济作为经济基础，认清经济过度金融化的危害；另一方面，要有效利用金融服务业实现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在分析我国金融业和实体经济发展现状的基础上，从构建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优化金融机构信贷结构、加强金融监管和发展绿色金融四个方面，提出利用金融服务业促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具体方式和建议。     

降低实体企业融资成本政策效果评估——基于A股和新三板市场工业企业数据

基于我国A股和新三板的上市工业企业数据,采用实际贷款利率水平、权益融资成本水平、融资总成本水平、利息负担水平四个指标对近年来我国降低实体企业融资成本政策的效果进行评估,以揭示自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以来我国工业企业融资成本下降情况。结果表明：降低实体企业融资成本政策取得了明显成效,企业负债融资成本普遍下降,并且小微企业降幅明显,但民营企业特别是小微企业的负债融资成本仍然较高,而外资企业融资成本高但负债压力小,中央国有企业融资成本低但负债压力大。降低实体企业融资成本需要从降低企业贷款利率和提高企业经济效益两方面发力。     

重拳解决企业融资贵问题

正为解决企业融资成本高,促进金融与实体经济良性互动,日前,国务院办公厅下发通知解决融资贵的问题。《通知》提出十项措施并分解到各个职能部门。这十项措施为:保持货币信贷总量合理适度增长,抑制金融机构筹资成本不合理上升,缩短企业融资链条,清理整顿不合理金融服务收费,提高贷款审批和发放效率,完善商业银行考核评价指标体系,加快发展中小金融机构,大力发展直接融资,积极发挥保险、担保的功能和作用,有序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等。     

委托理财会导致企业“脱实向虚”吗？

近年来,大量非金融企业呈现出显著的金融化趋势。使用上市公司委托理财作为企业金融化的表征变量,分析委托理财对实体经济的影响。基于固定效应模型和双重差分检验的分析结果显示,企业投资委托理财这类周期短、灵活性高的金融资产,会促进企业对实体经济的投资。渠道分析显示,委托理财可以缓解企业的融资约束,降低企业的融资成本,从而增加企业的实体经济投资。此外,当企业外部环境更好、内部治理水平越高时,委托理财对实体经济投资的促进作用更加显著。鉴于此,对于非金融企业的金融化行为,监管部门不应采用“一刀切”的处理方式,而应针对不同的投资标的设定不同的监管规则,从而帮助企业实现更高质量的发展。     

产能过剩是否加剧企业“脱实向虚”?——来自上市公司经验证据

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中国企业“脱实向虚”倾向日趋严重且金融化操作日益明显。基于2011—2019年A股上市公司面板数据,运用DEAP测算企业产能利用率,采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和中介效应检验产能过剩是否引发企业金融化以及中介变量是否起到间接作用。研究结果表明,低产能利用率企业更多倾向于从事金融类活动且不受IPO暂停影响;产能过剩对于企业金融化影响具有显著异质性特征,非金融企业、国有企业、小型规模企业因低产能利用率导致其金融化操作动机比金融类企业、非国有企业、大型规模企业更为明显;产能过剩对企业金融化具有显著的部分中介效应,低产能利用率主要通过低主营业务利润率间接导致企业金融化。从统筹协调企业实体金融匹配、持续提升实体企业投资回报、动态调整企业实体经营管理3个角度提出对策建议。检验结论及其对策建议对于政企了解去产能政策的经济后果和引导实体经济“脱虚向实”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政府在行动

2012中国金融工作会议主基调——提升金融为实体经济服务的能力 由于我国正处于重工业化及城市化快速发展阶段．高增长高投资使得资本金往往难以满足企业扩张需求．几乎每隔几年就会出现企业资产负债率过高、财务负担沉重、失去融资和投资能力的问题。而在融资利率高于企业利润率的情况下,往往导致企业偏离主业．实体经济可能趋向空心化。     

中国式金融分权何以加剧经济“脱实向虚”?——基于实体企业金融化的视角

经济权力结构变革对微观企业行为具有不容忽视的引导效应。基于中国金融发展和管理逐步由中央集权向地方分权化的典型事实,根据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的年度数据,实证检验中国式金融分权对实体企业金融化的影响。研究表明：中国式金融分权显著促进实体企业金融化。机制和异质性检验表明,金融分权通过降低企业融资约束、增加企业代理成本加剧实体企业金融化;金融分权对实体企业金融化的促进作用在高管持股比例和地区法制水平较低的企业中更为显著。进一步研究发现,地方政府激励对金融分权加剧企业金融化起到了促进作用。鉴于此,抑制实体企业金融化偏向,未来需进一步规范金融分权,优化地方政府激励机制,以确保金融分权的科学性和有效性。     

减税能否弱化实体企业金融化?

经济下行压力叠加新冠肺炎疫情冲击,致使陷于低迷期的实体企业发展遭遇瓶颈,脱实向虚成为众多实体企业路径选择中的占优选项.本文立足税收负担维度下的企业金融化问题,利用中国高新技术企业认定这一准自然实验,系统考察减税对企业金融化的引致影响.研究结果显示:减税总体上对企业金融化产生显著的抑制效应,这种抑制作用主要源于高新技术企业认定政策有利于激发企业专注创新研发、助力实体税负调减,从而使实体企业形成专注实业经营的内生激励;进一步研究显示,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的政策效应在高杠杆企业和大型企业中更为显著.本文从企业成本负担端着眼,以期为把握企业金融化的内生机理、弱化实体企业脱实向虚倾向提供新视角和新思路.     

新常态下金融支持实体经济研究

新常态带来新变化,新变化蕴藏新机遇.实体经济作为国家发展的根本,离不开金融的激活;金融作为经济发展的核心,更离不开实体经济的根本支撑.新常态下,"脱虚入实"已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内容,实体经济面临着新的机遇和挑战.但当前实体经济融资困难重重、 融资结构失衡以及金融创新不足等问题大大降低了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效率,究其原因,是体制机制不健全、企业治理水平不高、 金融支持体系不完善以及政府支持不到位等因素造成的.因此,通过加强金融监管、 提高企业治理水平、 拓宽企业融资渠道并推动金融创新、优化政府支持可以助力金融服务实体经济,使金融发展与实体经济增长之间形成良性互动,推动我国经济健康持续发展.     

企业金融化、融资约束与企业创新

创新是推动产业模式变化和升级的重要动力源泉,从融资约束的视角研究实体企业金融化影响企业创新的作用机制,能够为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理论依据.本文选取2015-2019年制造业上市公司的数据,分析了企业金融化、融资约束与企业创新之间的关系.研究表明:企业适度金融化可以有效促进创新能力的提升;融资约束在企业金融化对企业创新的影响中具有部分中介效应.     

ESG表现与企业金融化——内外监管双“管”齐下的调节效应

以2011—2018年A股非金融、非房地产上市公司为样本,探讨环境、社会责任及公司治理（ESG）表现对企业金融化的影响效应。研究表明：ESG表现抑制了企业金融化,而企业内部监管会放大ESG表现对企业金融化的负向效应,外部金融监管则弱化了两者之间的负向关系。抑制效应、放大效应和弱化效应在环境、社会责任方面体现较为明显,而在公司治理方面不明显。进一步研究发现,ESG表现以及环境、社会责任能通过融资约束抑制企业金融化行为,融资约束在公司治理对企业金融化的影响中不具有中介作用;异质性分析发现ESG表现以及环境、社会责任对企业金融化的抑制效应在国有企业、研发能力较强企业中较为显著,而公司治理在非国有企业和研发能力较强的企业中表现出正向的金融化效应。研究结果丰富了ESG表现影响企业金融化的理论机制,为完善上市公司监管制度体系、夯实实体经济发展根基提供了依据。     

浅析生物资产对涉农企业银行借款成本的影响——基于金融生态环境视角的分析

生物资产是涉农企业的一项重要资产。生物资产在理论上可以作为抵押品向银行申请贷款,降低涉农企业与银行之间的信息不对称程度,促使银行下调贷款利率,增强涉农企业的信贷融资可获性。而不同的金融生态环境会对信贷市场的运行效率产生影响。好的金融生态环境可以通过促进生物资产抵押合同的成立而间接影响涉农企业的信贷成本。     

高铁开通与企业“脱实向虚”：抑制还是促进？

近些年，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背景下企业却出现了“脱实向虚”的怪象，逐渐偏离实体经济的轨道，造成了资金在类金融体系内空转，如何抑制企业“脱实向虚”已成为重要话题。本文基于“高铁开通”这项准自然实验，以2007-2021年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研究其是否能够抑制企业的金融化。研究结果表明：高铁开通能显著抑制企业金融化趋势，经过系列稳健性检验后，结果仍旧保持不变。机制检验表明：“高铁开通”主要是通过增加实体投资和提高公司治理产生抑制效应，且在国有企业和代理成本较高的企业中效应更明显。公司应以高铁开通为契机，促进实体经济发展；利用高铁治理效能，改善公司治理；政府应持续推进高铁网络建设，缩小地域发展差距。     

减税降费与实体企业金融化抑制——兼论内部控制有效性的调节作用

以2007～2019年我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的样本数据,实证检验减税降费对实体企业金融化的抑制作用,以及内部控制有效性对上述效应的影响.研究表明,减税降费能够有效抑制实体企业金融化,内部控制有效性越高,越能够强化减税降费对实体企业金融化的抑制作用.进一步研究发现,减税降费能够通过缓解融资约束和提高投资效率抑制实体企业金融化.本文拓展了减税降费经济后果的研究,对企业提高内部控制有效性以提高减税降费政策的抑制金融化效果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对金融服务小微企业发展的思考——以洛南县为例

加强小微企业金融服务,是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和稳定就业、鼓励创业的重要内容,事关经济社会发展全局。以陕西省洛南县为例,分析目前金融服务小微企业的情况,发现目前还存在信贷有效需求不足、信贷结构调整尚需加力、管理机制有待加强、企业融资渠道单一、政银企对接不畅通、信贷模式及产品不能与县域实际情况相匹配等问题,提出加强窗口指导和宣传督导力度、提升金融机构服务效率、加强政策合力和政策协同、实现企业专业化经营以及强化政府、银行、企业“三方合力”分散信贷风险等措施建议。     

金融创新对我国中小企业融资的影响

<正>随着新一轮的信贷紧缩政策的出台,中小企业融资难这个长期困扰我国中小企业发展的问题日益突出。我国金融机构和民间团体认识到中小企业借贷市场的重要性,推出了很多金融创新产品。各大银行先后与大型物流公司签订协议,推出了存货质押贷款、应收账款质押贷款和预付账款融资业务,在此基础上又针对中小企业融资推出了的相应融资产品。这些新的金融产品对我国中小企业融资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与此同时,金融创新带来的新风险也需要引起我们的注意。     

创业企业信贷融资担保体系构建探讨

一、创业企业信贷融资困境:信贷配给信贷配给是指在确定的贷款利率条件下,信贷市场上商业贷款的需求超过供给,商业银行通过非价格手段,部分地满足贷款需求的一种市场行为。它包括两种情况:在所有贷款申请人中,一部分人得到贷款,另一部分人被拒绝,被拒绝的人即使愿意支付更高的利息也不能得到贷款;另一种情况是申请人的借款要求只能部分地被满足。在间接融资方式下,创业企业向银行进行资金借贷,     

增值税税率改革能否抑制实体企业金融化——基于多期DID的经验证据

增值税税率改革是降低企业税负的重要措施，而这一举措能否遏制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间差异性投资收益率所导致的经济“脱实向虚”风险，不但事关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实现，更关系到宏观经济的平稳运行。本文以财税[2017]37号文、财税[2018]32号文以及财政部税务总局海关总署公告[2019]39号文的出台为准自然实验，采用多期双重差分法，实证检验2017～2019年增值税税率改革对实体企业金融化的影响效应。研究发现：增值税税率改革能有效抑制实体企业金融化，且对非国有企业、处于市场化水平较高地域的企业治理效应更明显；增值税税率改革能有效弱化企业的“投资替代”动机促进经济“脱虚还实”，而对于“预防性储蓄”动机影响效果不明显；增值税税率改革对企业金融化的治理效应能促使实物资本投资和企业创新投资的增加，有助于优化企业投资结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