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险投资声誉、企业后续融资约束与企业创新 ——来自新三板企业面板数据的经验证据

在中国企业创新发展过程中,高声誉风险投资机构的影响日渐显现,因而声誉在风险投资机构及其所投资企业的相关研究中日益受到重视.以国内接受风险投资的新三板挂牌企业2015—2018年的面板数据为研究样本,从融资约束视角出发,探讨风险投资机构声誉对企业创新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结果表明:融资约束在风险投资机构声誉和被投资企业创新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即高声誉风险投资机构可以通过缓解被投资企业后续融资约束促进企业创新.上述结论在内生性检验和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基于国内企业寻求银行信贷时普遍面临"所有制歧视"的客观现实,进一步探讨上述中介效应在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中是否存在差异,结果表明:相比国有企业,该中介效应在民营企业中更为显著.     

内源融资、投资活动与企业绩效 ——基于智能制造企业的实证研究

本文以发行在深沪A股的智能制造上市企业2013—2018年的财务数据为研究样本,借鉴温忠麟的中介效应检验程序,运用Bootstrap方法探索了智能制造企业创新投资和固定资产投资两种投资活动在内源融资与企业绩效关系间是否存在中介作用机制,并区分了在产权性质不同的企业中投资活动中介效应是否存在异质性.研究表明:创新投资和固定资产投资在内源融资与企业绩效间存在多重中介效应,在全样本中创新投资的中介效应强于固定资产投资,国有企业中创新投资的中介效应强于非国有企业,非国有企业的固定资产投资中介效应强于国有企业.     

内部控制质量、融资约束与绿色投资——基于重污染行业的证据

以2010—2020年重污染上市公司为样本数据,实证研究内部控制质量对绿色投资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表明,内部控制质量水平越高,重污染企业越倾向于进行绿色投资。机制检验结果表明,融资约束是内部控制质量与绿色投资之间作用的中介变量,即高质量内部控制能够缓解融资约束,促进企业绿色投资。进一步研究发现,内部控制质量对绿色投资的促进效应在国有企业和大规模企业中更为显著,融资约束在国有企业和小规模企业内部控制质量对绿色投资的影响过程中表现出明显的部分中介作用。     

创新投入、政府补助与融资约束

以2014～2020年我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数据为样本,实证检验创新投入对融资约束的影响以及政府补助的中介作用。结果表明,创新投入能够缓解企业股权融资约束和债务融资约束,事前、事后政府补助在创新投入与融资约束之间均具有中介效应。进一步研究发现,创新投入对融资约束的缓解作用对于民营企业、信息透明度较高的企业、受分析师关注较多的企业更为显著。     

CVC母公司声誉、地理相关性与企业创新

以我国2009—2019年深圳中小板和创业板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分析CVC母公司声誉对企业创新能力的影响,并进一步检验CVC母公司与创业企业之间的地理相关性在其中的调节作用。研究发现：CVC母公司声誉有助于企业创新能力的提高,CVC母公司与创业企业之间的地理相关性,能强化CVC母公司声誉对企业创新的积极作用;CVC母公司声誉对企业创新能力的提升作用在创始人具有经营控制权、CVC母公司参与度较高的企业中更为显著。进一步探究内在动因及经济后果发现,高声誉CVC母公司提升被投资企业创新能力的动机是为了获得战略回报,其后果表现为提高被投资企业的实质性创新水平。最后,机制检验表明高声誉CVC母公司通过更长的投资期限和缓解被投资企业融资约束来促进企业创新。     

企业诉讼、融资约束与企业创新

创新能力是企业核心竞争力的关键指标,企业诉讼是企业经营逃不开的话题,企业诉讼是否会影响企业创新产出值得关注。基于我国上市公司2007—2018年的数据,检验企业诉讼对企业创新产出的作用以及这种作用在不同环境下的异质性。结果发现:企业诉讼会促进企业发明申请专利数量,这种促进作用在民营企业中更加突出,企业诉讼会抑制企业的研发投入,且抑制作用在国有企业中更加明显,进一步研究发现,融资约束弱化了企业诉讼与创新产出数量之间的关系,且在民营企业中更加显著;相比于注重声誉的企业,不注重声誉的企业中企业诉讼对创新产出的影响更加显著。当改变估计模型进行检验后,结论依然得到验证。     

数字化转型、企业创新与价值提升

本文以2013～2020年我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基于企业创新中介效应的视角，理论分析并实证检验数字化转型对企业价值的影响机理。研究结果表明：数字化转型对企业价值提升具有显著的正向作用，企业创新在该影响中存在显著的部分中介效应。异质性检验发现，在经济政策不确定性、融资约束和股权集中度不同的情况下，数字化转型对企业价值的提升作用存在显著差异。进一步研究发现，产权性质在数字化转型对企业价值的影响中存在显著的负向调节效应,而行业集中度在二者的关系中存在正向调节效应。上述结论为企业数字化转型实践提供了有益的理论参考和管理启示。     

风险投资参与是否影响企业纳税筹划的积极性？——基于中国资本市场的经验证据

以2008—2011年中小板和创业板有风险投资机构持股的上市企业IPO当年及之后两年的数据为样本,对风险投资参与和公司纳税筹划的相关性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显示：在考虑了内生性问题的情况下,风险投资参与以及风险投资机构持股比例高的企业,纳税筹划积极性更高,说明我国资本市场上风险投资具有的“有效监督说”假设并不成立;将风险投资机构成立时间、管理资本、已投资企业数、已完成IPO个数和IPO金额刻画为风险投资机构的声誉基础上后发现,风险投资机构声誉对抑制被投资上市公司税收筹划具有积极作用。     

内部控制影响国有企业竞争优势的中介效应研究

本文以2012—2019年国有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基于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持续改善的背景,实证研究内部控制对国有企业竞争优势的影响及作用机理。本文通过构建多元回归模型检验内部控制对国有企业竞争优势的提升效应,运用中介效应模型验证企业家精神、创新活动、融资约束在内部控制与国有企业竞争优势之间的中介作用。研究发现：内部控制质量与国有企业竞争优势显著正相关;企业家精神、创新活动与融资约束在内部控制对国有企业竞争优势的影响中存在部分中介效应。因此,可以从政府监管层面、制度层面和企业层面通过健全内部控制、激发企业家精神、促进创新活动以及降低融资约束等方式提升国有企业竞争优势。     

企业金融化、融资约束与企业创新

创新是推动产业模式变化和升级的重要动力源泉,从融资约束的视角研究实体企业金融化影响企业创新的作用机制,能够为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理论依据.本文选取2015-2019年制造业上市公司的数据,分析了企业金融化、融资约束与企业创新之间的关系.研究表明:企业适度金融化可以有效促进创新能力的提升;融资约束在企业金融化对企业创新的影响中具有部分中介效应.     

外部治理机制、媒体监督与融资约束效应

本文采用固定效应模型和Heckman两步法，考察了媒体监督如何影响企业融资状况的变动。结果表明，媒体监督通过声誉机制显著削弱被曝光公司的内外源融资能力，增大其融资成本，产生融资约束效应。通过细分外源融资方式，媒体监督对债务融资影响最大，股权融资次之，最后是商业信用融资。相比于国有企业，媒体监督对民营企业产生更强的融资约束作用。     

投资者认知、融资约束与企业创新

文章基于投资者认知假说,使用2007—2019年A股非金融类上市公司数据,实证检验了投资者认知水平与企业创新之间的关系,并探讨融资约束在二者之间的中介效应。研究表明:投资者认知水平的提高促进企业的创新绩效;融资约束在投资者认知对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过程中起到中介作用;区分产权性质后发现,相较于国有上市企业,非国有上市企业投资者认知水平对创新绩效的影响效应更强;进一步分析得到,企业社会责任的履行会对认知水平促进创新的效应产生正向调节作用。本研究结果拓展了企业创新影响因素的相关研究,以期为合理引导投资者、构建信息透明的融资环境提供一些参考。     

房价上涨对企业投资的“抵押效应”和“挤出效应”——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证据

本文以Iacoviello(2005)模型为框架,探讨了房价上涨产生的"抵押效应"和"挤出效应",并利用2007-2014年中国上市公司的数据进行经验验证。结论表明:对于融资约束较强的民营企业而言,随着房价上涨,抵押品的价值会增加,使其更容易获得贷款从而扩大投资,即"抵押效应";而对于融资约束较弱的国有企业而言,一方面"抵押效应"并不明显,另一方面由于民营企业的投资增加提高了资本品的价格,从而挤压了国有企业的投资规模,即"挤出效应"。这些结论带来以下政策启示:避免房价的大幅震荡有利于经济的平稳发展;降低企业的融资约束可以降低经济对房地产的依赖;抑制投机需求有利于防止房价过快上涨。     

高新技术企业融资约束对创新绩效的影响 ——基于高管外部异质性视角

基于2013—2018年574家高新技术企业上市公司的财务数据,引入研发投入为中介变量,高管团队外部异质性为调节变量,实证分析了高新技术企业融资约束与创新绩效的关系.结果表明:融资约束对创新绩效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研发投入在融资约束与创新绩效之间发挥部分中介效应;高管团队年龄异质性在研发投入和创新绩效之间起显著负向调节作用,高管团队教育背景异质性在研发投入和创新绩效之间起显著正向调节作用,高管团队任期异质性在研发投入和创新绩效之间的调节作用不显著.上述研究不仅在理论上证明了高新技术企业融资约束与创新绩效的关系以及影响路径,而且在实践上为高新技术企业高管团队的选择提供了经验证据.     

CVC与IVC对初创企业双元创新的影响

聚焦于包含企业风险投资(CVC)与独立风险投资(IVC)的上市公司,利用OLS多元线性回归及中介效应检验方法,探索不同的风险投资类型对于企业双元创新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相较于IVC,CVC参与投资的企业更倾向于探索性创新,二者由于投资逻辑不同而带来了被投资企业创新发展路径的差异。进一步探索其作用机制发现:一方面,CVC支持的初创企业由于与母公司具备战略协同效应,能够在业务资源、技术创新、研发人员等方面享受母公司提供的便利和支持,因此更倾向于探索性创新;另一方面,相较于IVC,CVC的投资期限更长,反映出CVC在长期对投资风险和创新失败的容忍度较高,这一投资理念促进了初创企业的探索性创新行为。     

所有权性质、融资约束与企业投资——基于投资现金流敏感性的经验证据

本文通过研究中国制造业上市公司投资支出与其内部现金流的敏感性,分析经济转轨过程中不同所有权企业融资约束的变动情况。研究发现:(1)制造业上市公司存在明显的融资约束,且民营企业的融资约束明显高于国有企业;(2)在研究期间,全部样本企业的投资现金流敏感性随时间逐渐降低;(3)预算软约束的存在,使得国有企业投资现金流敏感性随时间下降的幅度比民营企业低。     

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促进了企业创新吗?

文章以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作为一项“准自然实验”,基于2013—2019年A股上市公司数据,采用双重差分倾向得分匹配(PSM-DID)的分析方法,实证评估了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对企业创新的影响。结果表明：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显著促进了企业的创新发展,并通过改变被解释变量、安慰剂检验、反事实检验对实证结果进行稳健性检验。就企业规模和企业性质异质性而言,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对大规模企业、非国有企业的创新影响程度更大。文章同时使用中介效应分析模型,采取逐步回归分析方法检验企业的融资约束与政府补贴在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与企业创新之间的关系,得到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通过融资约束与政府补贴的中介途径显著促进了企业创新的结论,提出了政府应继续加强粤港澳大湾区的协同发展建设,为企业的创新活动提供外部支撑并多方位拓宽企业的融资渠道,缓解企业的融资约束的政策建议。     

融资约束、代理成本与企业慈善捐赠——基于企业所有权视角的分析

在衡量企业融资约束程度的基础上,理论分析并实证检验了不同所有权企业融资约束、代理成本和慈善捐赠的关系。结果表明,企业的代理成本与慈善捐赠呈正相关关系,即企业代理成本越严重,慈善捐赠水平越高;但融资约束能够发挥一定的治理作用,从而弱化企业代理成本对捐赠水平的正向影响;虽然民营企业具有更强的慈善捐赠偏好,但融资约束对民营企业代理成本导致的捐赠行为具有更强的约束效应。     

董责险对企业非效率投资的抑制机理 ——基于监督与信号传递效应的共同中介作用

董事高管责任保险作为一种分散企业经营风险的工具,也是保险公司以非投资者身份参与上市公司治理的一种重要形式.本文以2007—2018年A股上市公司作为研究样本,运用中介效应分步检验法,研究表明董责险通过降低企业内部代理成本和加剧外部融资约束来抑制企业的非效率投资和过度投资行为,代理成本和融资约束在其中发挥部分中介作用,说明董责险一方面能够完善企业的监督机制,另一方面又向外界传递企业存在风险的信号.进一步检验发现,董事高管责任保险的抑制作用在成熟期企业和国有企业中表现得更加显著.本文为上市公司购买董责险、健全和完善公司治理机制提供参考.     

盈余信息透明度、融资约束与企业技术创新

利用我国2012-2018年A股上市公司数据,实证分析了盈余信息透明度、融资约束与企业技术创新三者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盈余信息透明度能够显著促进企业技术创新;融资约束问题能够显著抑制企业技术创新;通过中介效应检验,发现盈余信息透明度可以通过缓解融资约束的路径促进企业技术创新,融资约束在其中发挥了部分中介效应,中介效应在总效应中的占比为12.14％.本研究从盈余信息透明度视角出发,梳理了其与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路径,丰富了企业技术创新的相关文献;并从融资约束问题角度深入剖析了盈余信息透明度对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对全面深入理解盈余信息透明度影响企业技术创路径新具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