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保费改税”提高了重污染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吗？

《环境保护税法》的实施为检验“环保费改税”的效果提供了准自然实验。以2015—2020年沪深A股重污染行业上市公司为样本,采用双重差分模型（DID）检验了“环保费改税”对重污染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环保费改税”显著提高了税费负担提标地区重污染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整体上支持了“波特假说”;但是,税费负担提标地区重污染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并非源于“环保费改税”引发的创新补偿效应,而是源于“环保费改税”增加了资源配置效率。上述结果支持了“波特假说”有关“环境规制优化了资源配置效率进而提高企业生产率”的结论。进一步分析发现,“环保费改税”对税费负担提标地区重污染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效应在民营企业和研发投入强度大的企业中更显著。     

环保费改税、贸易约束与企业绿色创新投入

本文以2013-2019年沪深A股制造业上市企业为研究对象,实证检验环保费改税、贸易约束与绿色创新投入三者内在关联,结果表明:贸易约束会抑制制造业企业的绿色创新投入;环保费改税能通过倒逼效应对制造业企业绿色创新投入产生显著促进作用;环保费改税能显著削弱贸易约束对制造业企业绿色创新投入的抑制效应;进一步发现在规模较大的企业中贸易约束对绿色创新投入抑制作用更为显著,环保费改税对绿色创新投入的倒逼效应更显著.     

CEO独立性、股权激励与创新投入

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创新投入一直是学术界关注的重点.CEO是创新投入的直接决策者,其独立性对创新投入有何影响尚未有文献涉及.文章以2015—2019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研究CEO独立性对创新投入的作用机制以及CEO股权激励力度与时间长度对此关系的调节作用.研究表明,CEO独立性与创新投入呈正相关,且CEO股权激励力度越大、期限越长,这种相关性越显著.该研究结论为企业优化CEO选任机制、完善股权激励机制、增强创新投入力度、促进企业发展提供了经验证据.     

以华北制药为例谈排污费改税对企业的影响

排污费改税是进一步监督企业对环保承担的责任,是促进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措施,是环保政策发展的必然趋势。排污费改税不仅仅是名称的改变,还具有其他深远的影响。本文结合我国环保税实施的具体情况,以华北制药为研究对象,分析环保税在实施过程中对企业产生的影响,以及企业的应对策略。     

基于机制设计的中小企业专业治污监管策略

文章建立了专业治污模式下政府和中小企业的排污监管博弈模型,研究了政府如何通过监管机制的设计,规范中小企业排污行为和专业治污企业定价行为。研究发现,政府应加大中小企业排污监管的固定投入,以降低检查成本,杜绝中小企业偷排行为;政府应在加大偷排处罚力度的同时,对守法企业予以奖励,如提供融资担保或贴息贷款等,实现环境保护与中小企业发展的双赢。     

京津冀制造业上市公司环保投资现状分析及建议

本文以京津冀地区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通过收集2013-2015年的环保投资数据,对其环保投资现状进行分析。发现地方性环保政策对企业环保支出方向影响很大;企业过于注重自身当前利益,导致环保投入力度不够;资金需求量大的环保项目加大了企业资金压力;企业更注重事后污染治理而忽视事前控制;企业环保投资项目单一,环保资金投向失衡。因此应完善相关环保法规并予以强制施行,同时对特定环保投资项目给予补贴,减轻企业环保投资资金压力;企业应采取清洁生产与污染治理并重的策略,同时完善自身环保投资结构,平衡环保资金投向。     

排污监察问题的进化博弈分析

本文运用进化对策理论建立了排污监察模型,对排污监察的稳定性进行了分析,提出排污监察的稳定状态,与排污企业治理污染的成本、污染事故发生后企业的损失以及企业的贿赂成本相关,并且提出以下治理措施:加大激励措施,对治理排污行为的企业采取税收优惠、补贴等方式,提高企业治理污染的积极性,减少企业本身治理污染的成本;加大对发生污染事故企业的惩罚力度,对发生污染事故的企业加大罚金、停产整理以及追究法人代表和事故当事人的责任等,有助于减少污染事故的发生;加强监察部门的纪律教育,对因监察不力而发生污染事故的监察者加大处罚力度,有利于防范污染事故的发生。     

政府环保约谈提升了企业环境绩效吗?——基于异质性视角的解读

环保约谈是环境规制执行效果的后续督导手段,是中央政府针对地方政府环境治理失效而采取的问责机制。本文从微观企业视角出发,以2010—2019年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从时间差异、行业差异、地区差异和企业属性差异的角度实证检验了环保约谈对企业环境绩效的异质性影响,并进一步检验了环保约谈对企业短期和长期环境绩效的异质性影响路径。研究发现：第一,中央政府的环保约谈对企业短期环境绩效和长期环境绩效均有显著促进作用;第二,环保约谈能有效提升重污染企业的环境绩效,但对清洁能源企业没有影响;环保约谈能有效改善东中部地区企业环境绩效,但对西部地区企业环境绩效没有显著影响,环保约谈改善了国有企业的环境绩效,对非国有企业无效;第三,在短期内,环保约谈通过提高企业环境成本来实现短期环境绩效的提升,在长期内,环保约谈则通过激励企业技术创新来提升环境绩效。本文从时间、行业、地区和企业属性角度深入解读了环保约谈对企业环境绩效产生的异质性影响,可以为环保约谈制度的改进及环境执法监督体制的完善提供有益启示。     

管理者环保经历对重污染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及助力路径——基于烙印理论视角的分析

文章基于烙印理论视角，以2010-2019年中国沪深A股重污染行业上市企业为研究对象，实证考察了管理者的环保经历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管理者的环保经历能够有效推动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管理者环保经历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助力作用是通过技术创新氛围和财务资源获取两个路径得以实现的。进一步研究还发现，相比国有企业、知识产权保护程度较低的地区，管理者环保经历助力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效果在非国有企业以及知识产权保护程度较高的地区企业中体现得更加明显。     

企业环保投资对提升城市空气质量的效应研究——兼论企业环保投资的“双赢”效果

基于2014—2021年披露环保数据的A股上市公司样本,匹配城市层面空气质量指数,考察企业环保投资对城市空气质量的影响。研究发现,在考虑平均气温、平均风速、降水量等气候因素后,企业环保投资能够释放“环境红利”,有效治污减霾降碳,显著提升城市空气优良率。企业环保投资的空气质量提升效果主要通过源头污染预防而非末端污染治理效应实现。对于国有企业、具有环保背景董事占比更高的企业、制造业和环境规制力度较强的地区,企业环保投资的空气质量提升效果更加明显。进一步分析发现,企业环保投资能够实现经济红利和环境红利的互赢共生,达到企业价值和社会价值的有机统一。研究结论可为减污降碳一体谋划、有效提高城市空气质量提供决策参考。     

产业政策对企业环保投资的影响研究

企业环保投资行为是企业参与环境治理的直接表现,产业政策作为国家宏观调控的手段,在企业履行环境责任过程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基于我国产业政策制度背景,论文以2011-2018年沪市A股重污染行业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实证分析产业政策对企业环保投资的影响。研究发现:产业政策的支持能够促进企业环保投资,这种“正向激励”的作用机制主要通过缓解企业的融资约束体现。论文的结论丰富了现有产业政策微观经济后果研究,拓展了企业环保投资的影响因素。     

税收优惠政策能否激励中国企业创新？——基于创新链视角的探究

选取2007—2019年中国上市公司的面板数据，从创新链视角探究税收优惠政策如何激励中国企业自主创新。研究发现，税收优惠政策对企业创新链的投入、产出以及效率环节均有显著激励作用。通过更换估计模型、构建工具变量等稳健性检验后，研究结论依然成立。异质性分析发现，税收优惠政策在创新投入端对非国企研发资金投入激励效果更强，对于国有企业研发人员投入以及企业创新链产出端激励效果更强；对于处于高技术行业的企业，税收优惠政策在企业创新链各个环节的激励作用都比非高技术行业企业更强。研究为企业创新决策、优化税收优惠政策增加了新的认知，为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提供了有益启示。     

财政纵向失衡、工业污染与企业环保投入

基于财政纵向失衡与区域工业污染、财政纵向失衡与企业环保投入双重视角,立足分权体制框架,通过构建空间杜宾模型和渠道效应模型评估财政纵向失衡的环境效应。研究发现：财政纵向失衡与区域单位产值污染排放存在正相关关系,且财政纵向失衡具有显著的政府间互动和正向溢出效应。进一步研究发现：财政纵向失衡程度越高,企业环保投入越小,且存在财政纵向失衡通过政府补贴作用于企业环保投入的内在传导机制。因此,应将治理财政纵向失衡作为切入点,构建环保事务财权与事权最优边界,增强政府间环保治理协同合作与空间联控,加大财政激励以引导企业履行社会责任。     

R&D投入中介作用下高管股权激励对企业成长的影响

以2010-2013年间236家河北省科技创业企业为研究样本家河北省科技创业企业为研究样本,基于R&D投入中介作用的视角投入中介作用的视角,研究了高管股权激励对企业成长的影响。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实证研究结果表明:科技创业企业高管股权激励对R&D投入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投入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R&D投入对企业成长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业成长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高管股权激励对企业成长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高管股权激励对企业成长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该作用部分是通过R&D投入这一中介变量来传导的。本研究丰富了高管激励契约、R&D投入与企业成长关系的经验研究成果投入与企业成长关系的经验研究成果,同时能够为河北省科技创业企业通过增加R&D投入来提升企业技术创新水平、促进企业健康成长提供参考促进企业健康成长提供参考,为促进全社会研发投入快速增长提供借鉴。     

CEO持股、内部控制与企业研发强度

文章选取2009—2017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实证检验了不同内部控制质量水平下CEO持股对企业研发投入强度的影响情况.结果表明,CEO持股对企业研发投入强度有显著的激励作用,高质量的内部控制会抑制CEO持股对企业研发投入的激励作用.基于产权性质的不同,进一步研究发现较之于国有企业,非国有企业中高质量的内部控制所产生的这种抑制效应更为显著.研究不仅丰富和拓展了CEO持股与企业研发投入相关的学术文献,而且为我国企业内部控制的治理效应提供了经验证据.     

政府干预、环境污染与企业环保投资——基于重污染行业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地方政府对企业的行政干预是否改善了地区环境质量,地区环境污染是否是企业环保投资决策考虑的重要因素.针对这两个问题,文章分别以省际面板数据和重污染行业上市公司环保投资数据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发现,政府干预越严重的地区,环境污染越严重;环境污染不是企业做环保投资决策考虑的因素;政府干预对企业的环保投资决策没有影响;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相比进行了更多的环保投资.     

浅析加计扣除政策对研发投入的影响机制及对策建议——以陕西省规模以上工业上市公司为例

首先分析了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政策对研发投入的影响机制,然后以陕西省规模以上工业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利用多元回归分析方法,实证分析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政策对规模以上工业上市公司研发投入的影响效果.研究结果表明,加计扣除政策对陕西省规模以上工业上市公司研发投入起到了激励作用,而且加计扣除政策对规模相对小的企业激励效果更好,研发费...     

环境政策与第三方治理企业创新投入

环境政策是解决环境外部性问题的重要手段，同时环境污染第三方治理是污染治理市场专业化分工的基本要求，对两者关系的考察是评估生态文明建设中政府推动和市场导向作用的重要内容。以2011～2017年沪深A股环境服务类上市公司为样本，分析命令控制型和激励型两类环境政策的传导机制和效应，检验环境政策对第三方治理企业创新投入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我国命令控制型和激励型环境政策均推动了第三方治理企业的创新投入。进一步分析表明，环境政策的创新投入效应具有企业、产权和区域上的差异。因此，政府应充分利用激励型政策以保证治理效果的可持续性，进一步加大对国有第三方治理企业的监管力度，并对经济发达的东部沿海地区实施更为严格的环境监管。     

财税激励政策、R&D投入与创新绩效——基于AHP模型和中介效应检验

选取中小板企业2013-2018年的平衡面板数据,基于AHP法得到创新绩效综合指标,全面探究了税收优惠、财政补贴、R&D投入和创新绩效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税收优惠、财政补贴和R&D投入对创新绩效具有显著的正向激励作用。运用逐步检验法和Bootstrap法对中介效应进行检验发现:R&D投入在税收优惠与创新绩效中具有完全中介效应,在财政补贴与创新绩效中具有部分中介效应。进一步研究发现,非国有企业和所在地为东部地区的企业税收优惠与财政补贴对创新绩效的激励效果更加显著。     

基于质量相对偏好的产品创新策略及环保激励政策

纵向差异化的绿色市场中,政府如何设定环保激励政策对产品创新决策至关重要。基于质量相对偏好重构消费者效用函数,建立动态博弈模型,考察环保激励政策对企业各策略变量、污染排放及社会福利的影响,并以新能源汽车和传统燃油汽车为例进行研究。研究表明:以相对偏好形式课征的惩罚性税收,有效降低了棕色产品的市场需求和消费者剩余;在较低的边际破坏程度内,能够间接降低污染破坏提升社会福利;而当边际破坏程度较高时,社会福利为负,消费补贴政策失灵,污染排放及危害相当严重。据此提出建议:加强宣传增强环保意识,加快充电基础设施建设,提升消费意愿;依据环境质量相对偏好创新消费补贴方式,丰富新能源汽车推广的环保激励策略;提升产品最低环境质量标准,强化市场准入高度,引导企业对节能技术的研发投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