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如何依靠关键技术降低钢铁行业碳排放量

钢铁行业的主体责任不仅仅是发展经济,也有对生态环境保护的责任。但目前该行业因为多种原因限制而导致碳排放量较高,所以面临着减碳的巨大挑战。为此,以关键技术创新为主要突破点,从去除过剩产能、行业全流程、氢冶金技术和节水减污技术研发四个角度出发,探索钢铁行业实现碳中和目标的技术方案,以促进钢铁行业的高质量发展。     

基于部门结构调整的区域减碳目标情景模拟——以广东省为例

文章提出了基于部门结构调整的减碳目标模拟新方法并应用于广东省低碳发展实践中。该方法基于能源消耗碳排放的总量与部门结构特征来构建情景分析的基本框架,分别按照惯性发展、相对脱钩、绝对脱钩情景,基准情景、产业"退二进三"、综合调整情景模拟广东省减碳总体目标实现以及部门目标分解的情景。结果表明:国家下达给广东省"十二五"的减碳目标间于惯性发展情景和相对脱钩情景之间,是较为现实的减碳目标,其实现的关键在于提高能源效率;然而,如果没有实质性的结构调整就不可能有能源效率的大的提高,也就无法完成减碳目标;尽管产业结构"退二进三"对于节能减碳作用显著,但要单独依靠"退二进三"来实现减碳目标是不现实的;只有结合三次产业内部行业结构调整(重点是制造业内部行业结构调整)、技术改造、能源结构调整以及生活节能等综合调整手段才能有效地完成减碳目标。实践证明,新方法能够将减碳目标分配到各个部门,有利于减碳目标的分解落实。     

数字经济、异质性技术创新与二氧化碳排放

依托技术创新发挥数字经济的碳减排效应，对中国实现“双碳”目标至关重要。基于2011—2020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实证检验数字经济对二氧化碳排放的影响，并将技术创新分为技术引进、模仿创新与自主创新3种模式，考察异质性技术创新的传导路径。结果表明，数字经济能够显著降低碳排放，但在发展初期会带来碳排放增加，二者呈倒U型门槛特征。机制检验表明，数字经济通过推动自主创新与模仿创新降低碳排放，但技术引进并非有效路径，而且，随着自主创新与模仿创新能力的提升，数字经济的减碳效应愈发显著。进一步研究发现，在综合创新水平、人力资本水平、知识产权保护程度较高的地区，数字经济的减碳作用更强。数字经济时代，应依托技术创新的碳减排优势，加强低碳技术自主创新与模仿改造，充分发挥数字经济的减碳效应。     

异质性碳定价政策的经济与环境福利效应

“双碳”目标要求我国尽快完善碳定价政策。本文通过建立环境动态随机一般均衡(E-DSGE)模型,模拟我国碳定价政策对宏观经济与碳排放量的影响,分析政策的传导机制,比较不同政策下的国民福利变化。研究发现:(1)全要素生产率的增加和能源生产效率的提升虽然能促进宏观经济增长,但是对节能减碳的影响有限。碳定价政策略微削弱了全要素生产率冲击、能源生产率冲击对产出、消费、投资等宏观经济变量和碳排放量的正向扩张效应。(2)政府减碳治污支出对各项宏观经济变量的影响存在一定的延迟,但从长远来看能有效地降低碳排放水平和碳存量。在不同碳定价政策下,政府减碳治污支出冲击对宏观经济变量和碳排放量影响的差异并不显著。(3)对比分析三种不同碳定价政策的模拟情景,发现相较于无碳定价政策情景,建立碳交易制度可在短期内降低单位产出的碳排放量,使居民福利收益最大;实行碳税政策对平缓宏观经济波动最有效,有利于维持居民生产生活的稳定。     

碳排放与资产定价——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证据

在中国致力于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的大背景下,本文使用手工收集的2009年至2019年上市公司数据研究企业碳排放与资产定价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总碳排放强度和间接碳排放强度更高的企业具有显著更高的股票和债券超额收益率。这一结果通过了多种稳健性检验,说明金融市场认知碳排放风险,尤其关注企业碳排放强度,即单位产出所排放的温室气体量。此外,间接碳排放水平和年度增长率与股票超额收益率有显著的正向关系。间接碳排放只与企业耗电量和耗热量有关,比直接碳排放更容易观察,因此投资者对间接碳排放更加敏感。更高的企业环境、社会、治理(ESG)评级和环境评分显著减弱碳排放强度与股票收益率的关系,说明企业进行环境治理有利于降低碳排放风险,而市场监管压力的增强则会提高碳风险溢价。异质性检验结果表明,相较于高排放行业,低排放行业的碳风险溢价显著更高。     

碳排放权交易试点阶段企业减排效应研究

2021年7月我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正式由试点地区扩大至全国范围。作为实现“3060目标”的重要举措之一,对其在试点阶段的政策效果进行研究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本文将2013年我国碳排放权交易试点作为一次准自然实验,利用2009—2019年175家A股上市公司数据,使用双重差分方法实证检验了碳排放权交易试点对微观企业碳排放的影响。结果表明,开展碳排放权交易试点工作显著减少了企业的碳排放量;碳交易试点能够通过促进企业研发创新从而作用于企业碳减排;碳交易试点对大规模企业的碳减排效应强于小规模企业,对非国有企业的碳减排效应强于国有企业。为此,应继续大力推进全国碳交易市场的建设,在发电行业碳市场稳定运行的基础上,逐步纳入条件已经成熟的行业;重视企业研发创新在碳减排中的重要作用,加大企业研发投入;对不同规模、不同所有制类型的企业相应地推出有一定针对性的措施;尽快建立全国性的碳排放信息强制披露制度。     

中国二氧化碳排放的核算和比较——基于行业能耗碳与责任碳视角

基于生产者责任原则,提出了行业能耗碳理念并构建了行业能耗碳指标;基于消费者责任原则,提出了行业责任碳理念并构建了行业责任碳指标。证明了两者均为性质优良的碳排放考核指标。利用上述两种指标,核算并比较了1997年、2002年、2007年和2012年中国的行业碳排放。结果表明:中国的行业碳排放呈现出5种典型特征,其中能耗碳型关键行业的碳排放以能耗碳较多且能耗碳责任碳率较大为特征,能耗碳型一般行业以能耗碳责任碳率较大为特征,责任碳型关键行业以责任碳较多且责任碳能耗碳率较大为特征,责任碳型一般行业以责任碳能耗碳率较大为特征,普通行业以能耗碳与责任碳比较接近为特征;这些特征在研究期间均较为稳定。建议根据不同类型行业的碳排放特征有侧重地考核其碳排放责任,并有针对性地实施碳减排政策。     

碳中和目标导向的省域消费端碳排放减排模式研究——基于多区域投入产出模型

文章以多区域投入产出模型为基础,研究了中国省级和行业层面基于消费端的碳排放及碳转移,并解析了碳中和导向下的碳减排模式。结果表明:23个省份本地消费碳排放大于外地输入碳排放;资本形成是碳排放最大贡献者;能源生产和供应业以及非金属和金属业是碳转移的主要行业,能源生产和供应业输出碳排放量最大的内蒙古主要输出给北方地区,非金属和金属业输出碳排放量最大的河北主要输出给江苏等省份;中国30个省份可以根据消费端碳排放的来源特征和净碳转移方向分为四类。在碳中和目标导向下,本研究有助于倒逼各省份绿色发展和绿色低碳产品的输出,绿色低碳也将是未来贸易市场趋向。     

关税壁垒、制造业智能化与中国碳排放——工业机器人应用观察视角

在世界范围内气候危机和逆全球化思潮日益严重的背景下,重新审视关税壁垒、制造业智能化与碳排放之间的关系对于统筹实现“双碳”目标、经济增长和高水平对外开放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将2006—2019年中国制造业面板数据、WITS进口国关税数据和IFR工业机器人应用数据进行合并,以此为基础考察了关税壁垒对制造业碳排放的影响,并研究了以工业机器人应用为代表的智能化转型在其中发挥的作用。结果发现：关税壁垒在减少资本密集型行业碳排放的同时增加了非资本密集型行业的碳排放。影响机制研究表明,关税壁垒主要通过技术效应影响制造业碳排放,但其影响具有明显的异质性。此外,工业机器人的应用可以从提高研发投入强度和促进减排技术进步两个维度驱动制造业在面对关税壁垒时降低碳排放。进一步研究发现,在资本密集型行业、高能耗行业和机器人渗透率较低的行业,工业机器人的作用更为显著。上述结论从行业层面拓展了环境问题的相关研究,为当前国内外形势下如何“先立后破”地促进我国制造业绿色转型提供了政策启示。     

数字经济对中国城市碳排放的影响效应及其作用机制

“双碳”目标下,如何促进节能降碳成为当前中国亟须解决的重大问题,数字经济发展在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同时,也会对碳排放量产生影响。鉴于此,本文以中国260个地级市为研究对象,通过构建面板数据模型,实证考察了数字经济对碳排放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首先,数字经济对碳排放的作用效应为非线性的倒U型关系,这一结论在进行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仍然成立;其次,机制分析发现,地方政府竞争是数字经济影响碳排放的重要机制,数字经济可通过地方政府竞争的间接效应抑制碳排放;最后,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数字经济对碳排放的影响会因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的不同、城市能源丰裕程度的不同、城市创新水平的不同而产生差异,在经济发达地区、能源丰裕度低的城市以及高创新投入城市,数字经济对碳排放的影响更为显著。因此,政府应加快新型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步伐,为数字经济发挥减碳效应提供有力支撑;同时,应进一步优化政绩考核评价体系,为我国低碳发展增添动力。     

人工智能技术对碳排放的影响

随着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深入推进,人工智能技术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扮演重要角色,并赋能“碳达峰、碳中和”目标的实现。利用2006—2019年中国内地省级面板数据,考察人工智能技术对碳排放的影响。研究发现：人工智能技术与碳排放之间呈倒U型关系,即当人工智能技术达到一定阈值后,其碳减排效应逐渐凸显;人工智能技术主要通过提高能源利用效率实现碳减排;在东部和西部地区,人工智能技术与碳排放之间存在显著倒U型关系,而在中部地区,人工智能技术对碳排放发挥持续促进作用。因此,在推进“双碳”目标过程中,需要以绿色低碳发展为目标开发人工智能技术,正确引导人工智能在碳减排领域的研发应用,针对不同区域实际制定差异化发展政策。     

工业能源消耗碳排放行业差异研究——以河南省为例

通过对1999—2010年河南省工业行业能源消耗碳排放行业差异的分析,发现工业直接碳排放量呈逐年增加趋势,并没有随着经济发展而实现碳排放的"脱钩";采矿业能源消耗的直接碳排放量逐渐增长,已成为工业直接碳排放量快速增加的重要驱动行业,制造业和电力—燃气—水的生产和供应业直接碳排放的速度有减缓的趋势;工业行业间直接碳排放存在明显差异性,可以划分为直接碳排放量和直接碳排放强度都较高的高碳行业、直接碳排放量较大和直接碳排放强度较低的中碳行业、直接碳排放量和直接碳排放强度都较小的低碳行业以及直接碳排放量较小、直接碳排放强度较高的碳排放关注行业4种类型,并且河南省具有专业化优势和比较优势的行业大多集中在高碳部门。利用投入产出模型,计算了工业分行业的间接碳排放,发现产业部门关联效应所引发的间接碳排放不容忽视,并且在一些行业中占有较高比重。针对工业内部碳排放的行业差异性,应有效协调工业化进程与节能减排的关系,针对行业特性来制定减排政策。     

经济增长与贸易隐含碳——基于生产侧与消费侧碳排放的视角

在贸易全球化和气候变化问题日益严重的今天,贸易隐含碳的研究一直是学术界的热点。本文在理论层面分析了经济增长在生产侧和消费侧对碳排放影响的差异以及贸易隐含碳出现的原因,并构建了计量回归模型,借助面板数据对理论分析进行了验证,得到的结论包括:生产侧碳排放存在库兹涅茨曲线,碳排放随着经济增长而增加,且增速逐渐放缓;消费侧碳排放不存在库兹涅茨曲线,碳排放与经济增长呈现线性正相关的关系;贸易隐含碳(净出口向)与经济增长呈现负相关关系,且随着经济增长,贸易隐含碳(净出口向)下降的速度会逐渐放缓;贸易隐含碳与本国的经济增长相关度不大,而与该国在国际贸易中的表现关系更为紧密,在整个样本中,"向底线赛跑"效应明显,贸易开放会显著提高一国的贸易隐含碳。我们应该把握经济增长与贸易隐含碳的客观规律,意识到国际贸易中的贸易隐含碳问题,运用合理的政策工具,杜绝"向底线赛跑"的现象出现,共同应对气候变化问题。     

碳排放约束下企业制造/再制造生产决策研究

集成考虑成本和碳排放,利用优化决策方法,构建企业制造/再制造生产决策模型,结合英国建筑用钢铁回收再制造示例,详细分析不同政策场景下企业制造/再制造生产决策的异同,重点分析了碳税、碳排放限额等碳排放约束政策对企业制造/再制造生产决策的影响。结果表明,碳排放政策能显著影响企业制造/再制造生产决策,但碳税在很大程度上增加了企业成本,对于推动企业选择低碳再制造技术的引导作用不明显。碳限额政策可以较好地引导企业选择低碳排放的制造/再制造技术,但需要设置合理的企业碳排放限额。     

企业碳会计研究述评

企业层面的碳会计是指与碳相关的经济活动的物质量及其引起的价值量变化的核算,其研究内容包括:碳排放和碳固会计、碳财务会计、碳会计扩展。从现有国内外的相关实践和研究成果来看,"碳会计"一词的内涵和外延极具争议;当前的碳排放与碳固会计的核算技术方法有多种标准,尚待统一,生命周期评估方法存在固有局限,尚待改进;碳财务会计准则亟须制定。在我国当前的市场成熟度下,碳排放权应确认为无形资产,计量属性应采用历史成本。此外,碳管理会计和碳审计等是碳会计研究的必要拓展。     

碳中和愿景下景区碳排放核算与零碳路径研究——以崇州市大雨村幸福里林盘景区为例

碳中和是人类面对气候变化危机的积极作为和共同追求。论文以四川省幸福里景区为研究对象,建立景区净碳排放估算体系,分析碳排放结构,提出实施路径,量化减碳量,实现景区内“零碳排”的目标。结果表明：(1)2018—2021年幸福里的净排放总量为92.53 tCO₂e、116.61 tCO₂e、587.85 tCO₂e、625.80 tCO₂e,民宿、餐饮等行业是碳排放量快速增长的主要原因。(2)2018—2019年,能源活动的碳排放以车辆消耗的汽油为主,占58.49%、57.21%。2020—2021年,能源活动的碳排放结构发生转变,电力消费占主导地位,占68.73%、66.70%。(3)加大可再生能源建设,推广低碳交通、建筑节能、农业低碳、资源循环、林业碳汇等措施,预计可减少碳排放量743.64 tCO₂e/a。研究结果为景区碳排放核算、减碳实施路径及低碳转型提供参考。     

企业、居民、政府面对“减碳”境况及其突破研究

"减碳"这一重大任务涉及千家万户,甚至关乎到每一企业、每一居民的切身利益,更与政府的政策导向息息相关。当前,企业、居民、政府部门在全球最大、时间最短的碳排放、实现"双碳"目标的背景下,分别出现了新情况,需要总结新经验、研究新问题、寻找新思路。     

企业碳信息披露的动机与影响因素 ——基于上证社会责任指数成分股企业的分析

为实现碳达峰、碳中和承诺,企业作为温室气体基本排放源有责任进行高水平的碳管理和高质量的碳信息披露。本文选取我国上证社会责任指数成分股企业为样本,构建了碳信息披露评价指标体系,从质量和数量两个维度刻画企业碳信息披露水平,实证检验了企业碳信息披露与其碳排放的关系,并检验了外部制度压力对上述关系的调节作用。研究结果表明:企业碳信息披露水平、质量、数量与其碳排放显著正相关,且是出于合法性管理的动机进行碳信息披露;企业碳排放量越多,则更倾向于通过提高碳信息披露数量来提高碳信息披露水平;高碳排放行业企业碳排放显著正向影响碳信息披露水平、质量、数量,显著负向影响碳信息披露的结构,而非高碳行业企业碳信息披露水平、质量与其碳排放的相关关系并不显著;来自企业外部的压力显著弱化企业碳信息披露水平、数量与其碳排放的正相关关系。本文的研究结论有助于寻求推动企业积极披露碳信息、提高碳管理水平的有效路径,也为企业碳信息制度建设提供了理论依据。     

碳排放权交易试点政策对企业低碳转型的影响

在碳达峰、碳中和目标下，“能耗双控”向“碳排放双控”的转变是中国低碳发展的重要举措。在此过程中，碳排放权交易作为碳市场调节机制的核心，对中国推进碳减排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基于2009—2020年894家中国A股上市公司数据，运用多时点双重差分模型实证检验了碳排放权交易试点政策对企业碳排放强度的影响，并从数字化转型和企业分工两个维度进行了作用机制分析。研究发现，碳排放权交易试点政策降低了企业碳排放强度，且结论在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仍然成立。这说明碳排放权交易试点政策加速了企业低碳转型进程。作用机制分析发现，碳排放权交易试点政策能够通过企业数字化转型来降低企业碳排放强度，但不能通过企业分工降低碳排放强度，且政策的实施效果对不同性质、不同规模和不同资本密集度的企业有所差异。本文研究表明，实施“碳排放双控”政策需要健全各项配套措施，重视碳市场建设并加强企业环境监管对中国低碳发展具有深远影响。     

中国省域碳排放测算及配额分配

基于IPCC碳排放系数法和贸易转移系数矩阵,测算了2000—2014年中国省域间的贸易转移碳排放量,分析了省域间碳转移的密切关系,核算了各省的共同责任碳排放量,利用加权变异系数、Theil指数和Gini系数考察了省域碳排放的公平性,并基于世袭制、平等主义、支付能力和综合公平等原则对2020年中国的碳排放配额进行分配。结果表明:可将中国30个样本省域划分为9个碳排放集结域;省域碳排放处于"比较公平"状态;要实现"十三五"减排目标,需要在全国范围内促进碳排放的自由流动和优化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