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市公司产权差异与财政政策异质性研究——基于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的分析

财政政策对上市公司的影响一直是一项具有研究价值的课题,深入探讨财政政策对上市公司的影响具有必要性。文章构建不同产权的上市公司的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以讨论财政政策通过影响上市公司的融资约束进而影响托宾Q值,并且探究该影响对不同所有制类型的上市公司产生的异质性效果。研究发现,相较于国有上市公司,减税政策发挥的支持作用对非国有上市公司的作用更大,并且非国有上市公司对政策的敏感性更强且反应程度更大;而政府购买政策仅对国有上市公司进行冲击时才能影响托宾Q值。文章结论表明政府应该加强财政政策对非国有上市公司的支持力度,尤其在极端的经济环境之下,当货币政策的效果有限时,财政政策更应该发挥其特殊作用。     

应对突发冲击的货币政策工具选择——基于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的分析

通过将突发冲击和货币政策工具纳入到统一的分析框架中,借助DSGE模型可以研究不同的货币政策工具应对突发冲击的效果。研究结果表明:在抑制经济过热、防止经济大起大落时,应该优先选择价格型工具应对来自供给方面和政策变动方面的冲击,而应选择数量型工具应对来自于需求方面的冲击;在应对经济衰退时,则应分别采用另一种类型的货币政策工具;就应对通货膨胀而言,数量型工具要显著优于价格型工具。因此,政府应根据调控的目标灵活地选择数量型工具和价格型工具搭配使用。     

金融中介效率对货币政策效果的影响——基于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的研究

本文运用新凯恩斯框架下的DSGE模型研究金融中介效率对货币政策效果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1)无论是利率规则还是数量规则,金融中介效率的提高都会弱化货币政策对产出、消费和通货膨胀的影响;(2)在利率规则下,金融中介效率提高还会平滑劳动的波动,并最终减少社会福利损失,而在数量规则下,金融中介效率提高会放大货币政策冲击造成的劳动的波动,并最终放大社会福利损失。因此,货币政策的中介目标应当由货币供应量向利率转变。     

能源冲击与中国经济波动——基于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的分析

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伴随着大量的能源消耗,能源价格的快速上涨势必会对经济的稳定性带来负面影响。考虑到经济波动源的不唯一性,本文构建一个三部门的动态随机一般均衡(DSGE)模型,着重研究能源冲击对中国经济的影响,探讨冲击的传导机制。外生冲击的传导机制由模型的消费跨期替代、劳动力与消费替代、利率政策规则等决定,但各种冲击的具体传导路径存在着差异。模拟结果显示,各种冲击来源中能源冲击对宏观经济的影响最大;若使用国际能源价格进行冲击实验,则我国的经济波动进一步放大;而利率规则有减弱经济波动的效果。     

直接投资项下人民币国际化与经济波动——基于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研究

基于动态随机一般均衡（DSGE）模型研究直接投资项下人民币国际化对经济波动的动态影响。研究表明：本国正向生产率冲击下,本国货币趋于贬值,人民币国际化水平则在本国正向生产率冲击下首先下降,之后逐步趋向稳态水平。外国正向生产率冲击下则相反。更高水平人民币国际化过程中,本国生产率冲击会加剧产出偏离稳态的幅度,不会加剧汇率波动,但是外国生产率冲击则会降低本国产出偏离稳态的幅度,且汇率波动也不会加大,表明人民币国际化有助于抑制汇率波动,并隔离外部冲击。     

数字金融、金融市场化与经济波动

基于2011-2020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构建固定效应和面板门限模型,分析数字金融对经济波动的影响,探究数字金融影响金融发展水平和金融市场化水平对经济波动产生影响的机制路径,研究发现：数字金融对经济波动有着显著的抑制效应,并伴随着双重门限效应。数字金融在水平较低时会对经济波动有助推作用;在超过第一门限值后,数字金融对经济波动表现出显著的抑制效应;但是在数字金融高于第二门限值后,数字金融对经济波动的边际抑制效应有所下降。数字金融通过削弱金融发展的“金融减速器”效应和降低直接融资水平,削弱金融发展和金融市场化对经济波动的平抑效果。因此,应合理引导数字金融发展,稳步推进金融市场化的步伐,以实现数字金融对经济稳定增长的积极作用。     

数字金融促进了地区经济增长吗？——基于数字鸿沟的门槛效应

基于2011—2020年我国省际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了数字金融对地区经济增长的影响。结果发现：数字金融促进了地区经济增长;东部地区数字金融的经济增长促进效应大于中西部地区;数字金融使用深度维度的经济增长促进效应大于数字金融的其他维度。进一步运用面板门槛模型检验发现,数字金融与地区经济增长之间具有非线性关系,随着人力资本水平、技术创新水平和信息基础设施水平依次跨越门槛值,数字金融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呈现逐渐增强的趋势。鉴于此,应积极推动数字金融与地区经济增长深度融合,采取差异化数字金融发展战略,推动区域经济协同发展,同时关注数字鸿沟因素对数字金融溢出效应的约束。     

基于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的金融脆弱性与货币政策新框架:理论与数值模拟

残酷的经济泡沫与频发的金融危机现实不断提醒货币当局,传统的以稳定实体经济为唯一目标的货币政策框架已经不合时宜。借鉴现有文献,在传统货币政策目标框架体系内增加了金融稳定目标。新的货币理论框架模型推导表明,中央银行增加金融稳定目标后,能有效避免最优利率被系统性低估,从而发挥中央银行最优利率在整个市场体系中的基准价格的引导作用。同时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模拟结果表明,中央银行最优利率水平与中央银行设定金融稳定目标权重的偏好程度、与社会福利损失水平同向变动,与银行损失成本反向变动。同时央行设定不同金融稳定目标权重后,面对外界不同冲击,实际产出与货币供给增速会发生显著性变化。根据上述研究结论,给出的政策启示一是建立"双稳定目标"货币政策新框架,二是构建"双支柱"宏观调控新格局。     

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在货币政策分析上的应用:回顾与展望

本文从批判的视角来检视DSGE模型在货币政策分析上的应用。首先我们回顾DSGE模型发展沿革以及该模型与货币政策分析之间的关系。接下来,我们探讨DSGE有关模型设定与估计方法的最新进展,以及提供对于最新的DSGE模型的几点批判,借以说明为何DSGE模型依然不宜作为货币政策制定的依据。最后,我们对DSGE模型未来发展前景做出几点展望。     

数字金融素养能否助推家庭共同富裕？——基于中国家庭金融调查的研究

本文基于2015—2019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的微观数据,采用面板固定效应模型,实证分析数字金融素养对家庭富裕程度以及富裕程度差异的影响,可视化共同富裕目标,并深入挖掘其内在影响机理。研究结果表明：数字金融素养对于家庭富裕程度呈现显著的正向影响,对于家庭间的富裕程度差异呈现先减少后增加的U形影响;从众投资与理性投资在数字金融素养对家庭富裕程度的影响中具有显著的部分中介作用;金融监管在数字金融素养对家庭间富裕程度差异的影响中发挥减缓其非线性关系的调节作用。研究结论对应对数字化发展浪潮,推动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具有重要的启示与借鉴意义。     

多元外生冲击下双支柱调控的信号选择与制度安排 ——基于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

随着我国宏观杠杆率不断攀升,系统性风险成为政策制定者关注的重点,宏观审慎政策工具成为应对当前风险挑战的重要手段。本文构建了一个DSGE模型,将逆周期资本缓冲宏观审慎政策工具纳入其中,将宏观杠杆率作为宏观审慎政策调控的信号,以福利效应最大化为标准,研究在多元化的外生冲击环境下,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政策的最优制度安排。研究结果表明:一是通过货币政策防范金融风险的效果存在局限;二是宏观审慎政策和货币政策配合的双支柱调控框架有助于降低经济波动,改善社会福利;三是宏观审慎政策效果的充分发挥需要货币政策配合。根据上述结论,本文提出政策建议如下:一是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政策在目标、工具、手段上应该相互独立。二是要完善货币政策和审慎政策的协调配合,加快双支柱政策框架体系建设。     

数字金融促进区域企业创新？——基于空间模型的实证研究

文章利用SAR、SDM及SEM空间模型,选取2011—2019年间270个中国直辖市和地级市作为研究样本,通过分析数字金融发展能否降低企业融资成本、提升融资效率等方式促进企业创新。研究发现：数字金融显著促进了企业创新,具体表现为集聚效应和溢出效应。机制分析表明,数字金融缓解企业面临的融资约束,促进企业创新产出增加。进一步,数字金融对企业创新的促进效应在中国东部和西部地区更为显著;对专利申请受理量、实用专利授权率和外观专利授权率等创新指标均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数字金融通过缓解企业融资约束的渠道鼓励创新行为。     

数字经济提升了区域金融稳定性吗？

摘要：本文针对现有文献在构建金融稳定指标体系上存在的不全面、不适当等问题,运用2011－2020年我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面板数据,通过熵值法构建一个更全面的金融稳定指标体系。结果显示,2011－2020年我国金融稳定性显著提升,地区差异日渐缩小。在验证指标有效的基础上,采用面板固定效应模型,实证分析数字经济对区域金融稳定性的影响,结果表明：数字经济对区域金融稳定有显著的正向促进效应,其中数字经济发展深度的促进作用最为明显。从细分项来看,信贷对金融稳定的影响最大,保险影响最小。数字经济通过支持非国有制经济发展,促进了区域金融稳定;进一步的异质性研究发现,经济增速越快的地区,数字经济对金融稳定的促进作用越明显。     

央行数字货币与货币政策效应——基于开放经济体的DSGE模型北大核心

基于金融加速器机制,本文构建了一个小型开放经济体的DSGE模型,尝试分析当发行比例逐渐增大时,数字人民币对货币政策效应的动态影响。实证结果表明:第一,数字人民币在短期内可以放大产出、消费以及通货膨胀对技术、利率和汇率冲击的反应,长期影响较小。第二,数字人民币发行比例的增加提升了央行的宏观调控力度和监管效率。在技术冲击下,短期内可以降低央行对商业银行的存款准备金需求,商业银行存款准备金成本下降,经营绩效提升,企业投融资环境得到改善,投资和企业净值增加。第三,数字人民币可以加强货币政策工具之间的联动机制。随着数字人民币发行比例的增加,在法定存款准备金率冲击下,短期内汇率和常备借贷便利反应幅度加大;在汇率冲击下,贷款利率和法定存款准备金率波动显著,短期联动效应较强。从长期来看,数字人民币的引入较为中性。本文的研究内容不仅证实了我国在数字人民币渐进式推进过程中采用“试点城市”模式的科学性,还为在开放经济体下深入研究数字人民币的推广应用提供了政策建议。     

数字普惠金融能否抑制企业委托理财？

本文匹配了省级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指数和上市公司数据,将2011-2020年中国A股非金融上市公司作为研究对象,考察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企业委托理财行为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能够抑制企业委托理财行为。机制检验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可以减少超额银行信贷、降低金融回报率、缩减影子银行规模,从而抑制企业委托理财;异质性分析发现,在融资约束较低、企业内部风险较低、外部市场竞争程度较低、国有企业以及制度环境较差地区中,该抑制效应更加显著。     

基于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的我国影子银行研究

基于我国的经济特点,建立了一个商业银行与影子银行并存的动态随机一般均衡(DSGE)模型,并在此基础上研究了影子银行在外部冲击对经济体影响和传导过程中的作用。对冲击模拟的结果显示:影子银行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正向货币政策冲击的紧缩效果;影子银行对经济发展具有一定的积极作用,但同时也造成了风险的累积。     

数字普惠金融对金融稳定的影响——基于贫富差距的中介效应分析

本文基于贫富差距的视角,运用Bootstrap法的中介效应检验程序和广义矩估计,实证分析数字普惠金融对金融稳定的影响。结果表明:金融体系波动幅度随着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先扩大后缩小,在截面上存在着显著的倒"U"型关系;贫富差距是数字普惠金融影响金融稳定的中介路径之一,数字普惠金融能够缩小贫富差距,并通过其对金融稳定产生正向冲击;数字普惠金融与贫富差距会产生交互效应,并对金融稳定产生负面影响;数字普惠金融与金融稳定之间存在内生性关联。因此,数字普惠金融的包容性发展不仅要降低金融排斥,还要完善宏观审慎金融调控框架,缩小贫富差距以维护金融稳定。     

数字技能能否缓解老年人的金融排斥

随着我国老龄化程度的日益加深,老年金融服务问题凸显,老年人的金融排斥现象严重。基于此,本文采用2014—2018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的微观数据,探究了数字技能的提升对缓解老年人金融排斥的作用机理。研究发现：第一,老年人数字技能的提升,可减少其在面临金融需求时的信息不对称,缓解老年人的金融排斥。第二,老年人对互联网的重视程度、受教育程度和健康状况均在数字技能缓解老年人金融排斥过程中具有正向调节效应,其中对互联网重视程度的影响最大。第三,相对民间金融排斥,数字技能对来自正规金融机构金融排斥的缓解效果更显著。基于以上研究结论,为提升我国老年人金融服务效率,帮助其跨越数字鸿沟,推动普惠金融走深走实,本文提出如下政策建议：加强对适老金融产品和服务的监管力度、提升老年人的数字技能、推进数字金融产品的适老化改造。     

数字金融发展能否改善环境质量？——基于绿色融资成本与绿色技术创新的视角

当前,社会各界对环境质量的重视程度越来越高,而数字金融发展为环境质量的有效改善提供了新的契机。本文利用2011―2021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从绿色融资成本与绿色技术创新的双重视角,实证检验了数字金融发展对环境质量的改善作用。结果表明：数字金融发展可以显著改善环境质量;绿色融资成本与绿色技术创新是其重要的传导机制,即数字金融发展可以通过降低绿色融资成本和促进绿色技术创新来改善环境质量;数字金融发展对环境质量的影响存在基于绿色融资成本与绿色技术创新的门限效应,当绿色融资成本越低和绿色技术创新水平越高时,数字金融发展对环境质量的改善作用越强。分区域和分维度检验发现,数字金融发展对环境质量的改善效果在中西部地区更为显著;相比于数字化程度,覆盖广度和使用深度对环境质量的改善效果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