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信息披露制度的国际实践及启示

本文整理了主要国家（地区）和机构绿色金融环境信息披露制度，提出了健全完善绿色金融环境信息披露法律制度、分布建立强制性环境信息披露制度、建设环境信息披露基础设施、建立双重环境信息披露管制的政策体系、培育专业的绿色金融第三方服务机构、强化绿色金融环境信息披露政策宣传和指导等建议。     

金融风险的信息质量特征与我国金融会计制度改革

本文着眼于巴塞尔新资本协议第三次征求意见稿提出的金融风险监管和信息披露框架。以我国金融会计制度的国际化协调为切入点，分析了信用风险、市场风险和操作风险等金融风险的构成要素。指出现有监管信息系统和会计体系存在的问题。同时，本文还评价了我国新《金融企业会计制度》等规范对金融风险的披露和监管特征，分析了新制度对银行类上市公司所产生的影响，并提出了建立以风险计量会计披露为核心的监管体系的构想。本文最后对协同新巴塞尔协议的监管原则，建立完整的银行业信息披露框架，形成动态信息披露机制提出了一些建议。     

金融风险的信息质量特征与我国金融会计制度改革

本文着眼于巴塞尔新资本协议第三次征求意见稿提出的金融风险监管和信息披露框架,以我国金融会计制度的国际化协调为切入点,分析了信用风险、市场风险和操作风险等金融风险的构成要素,指出现有监管信息系统和会计体系存在的问题.同时,本文还评价了我国新<金融企业会计制度>等规范对金融风险的披露和监管特征,分析了新制度对银行类上市公司所产生的影响,并提出了建立以风险计量会计披露为核心的监管体系的构想.本文最后对协同新巴塞尔协议的监管原则,建立完整的银行业信息披露框架,形成动态信息披露机制提出了一些建议.     

保险业系统性风险的度量框架与衡量方法研究

金融业系统性风险一直是监管机构关注的焦点。2008年金融危机的爆发凸显了加强系统性风险防范与监管的重要性。借鉴当前金融系统性风险度量框架和方法的最新进展，结合保险业实际，探索建立我国保险业系统性风险的度量框架。通过运用比较分析方法，评估各类系统性衡量方法的运用，为保险业宏观审慎监管的有效实施奠定基础。     

世行营商环境排名：理念、做法与启示

<正>一、世行营商环境排名概况2001年,世界银行集团（以下简称世行）提出加快各国私营部门发展的新战略,急需一套衡量和评估各国私营部门发展环境的指标体系。为此,世行于2002年专门成立工作组,负责企业营商环境指标体系的创建。2003年,世行首次披露《全球营商环境报告》（Doing Business,以下简称DB）。在DB中,世行首次发布全球133个经济体的营商环境排名。     

金融机构信息披露有效性问题研究——基于金融消费保护的视角

本文从光大证券信息披露失效案例作为切入点,简要介绍了信息披露有效性内涵,进而分析信息披露法律制度框架和信息披露有效性理论,具体阐述了信息披露制度不健全,金融监管缺乏强制性约束导致监管效能不足的现状以及信息披露原则、披露形式、披露指标和披露内容中存在的问题,并有针对性的进行了个别原因分析。在立足我国金融分业监管实践和借鉴国际先进经验的基础上,提出建立宏观监管部门与金融消费者良性互动机制的管理新思路,缩减信息披露中间环节,倡导构建以风险防控为中心的信息披露制度体系,逐步提高金融消费者的参与权、选择权和话语权,并从完善信息披露监管协调机制、量化信息披露要素、构建宏观审慎信息披露指标体系等方面进行了初步研究。     

我国金融市场基础设施管理:现状、难点和立法路径

随着我国金融市场的纵深化发展,金融市场基础设施因其基础服务、系统性风险管理、辅助监管以及助力金融市场开放和营商环境完善等作用而日益受到重视,并成为现代金融治理和推动金融现代化的重要内容。但我国金融市场基础设施在运行和管理过程中却存在监管分散、制度空白、支持宏观审慎监管不力等情况,各方在相关概念和标准、统筹监管、恢复与处置安排等方面难以形成法律共识。为更好发挥金融市场基础设施作用,完善制度环境,我国应从金融市场基础设施的相关概念入手,明确其稳健运行所需的保障手段,完善统筹监管框架,有效衔接其他相关法律,并通过分步走的方式填补制度空白,提高立法层级。     

金融宏观审慎监管：趋势、挑战与中国适用前瞻

国际金融危机促使国际金融组织和各国重新审视金融监管的诸多重大问题．建立防范系统性风险的金融宏观审慎监管制度已经成为普遍共识和各国适用方案的重中之重。吸取全球金融危机的教训和经验。中国已正式将构建逆周期的金融宏观审慎管理制度框架写入“十二五”规划。本文对后危机时期国际金融宏观审慎监管的发展趋势作了分析,结合我国防范系统性风险的金融监管现状和特点,剖析了我国建立以逆周期管理为重要内容的宏观审慎监管制度框架所面临的挑战,并提出了我国构建宏观审慎监管体系的对策和建议。     

影子银行、金融业会计信息与监管机制的关系研究

影子银行体系的不透明性、高杠杆率、资产表外性以及具有实质性的信贷膨胀效应等特点使其游离于银行系统严格的监管体系之外,造成整个金融系统风险的积聚,容易引发系统性金融风险甚至是金融危机。本文以影子银行监管问题作为研究对象,分析影子银行全链条会计信息追踪、识别机理,从金融业会计信息监管与披露的角度,探讨建立影子银行的监管框架和具体监管措施,最后对加强和改进影子银行会计信息监管制度和行为提出应对策略。     

绿债“洗绿”现象下信息披露的现状检视与制度完善

在绿色债券市场中,信息披露制度发挥着消除发行人和投资者之间信息不对称、引导资金流向绿色项目的重要作用,是应对绿色债券“洗绿”风险的基础手段。但目前我国绿色债券信息披露“多头监管”模式下的信息冗杂、制度空白以及各监管主体规范不一,“宜粗不宜细”的立法理念下形成的粗放式规范,以及外部评估认证机制不完善等,给绿色债券实际环境效益的实现带来障碍。对此,我国应建立统一协调的绿色债券信息披露监管机制,并形成统领性的信息披露规范,以确保监管的专门性和规范的统一性;建立类型化、全要素的信息披露标准,以增强披露要求的可利用性;建立有效的第三方认证评估机制,以保证整体环境信息披露的客观性和真实性,从而有效防范绿债“绿色”属性现实存在的异化风险。     

数字技术赋能绿色金融的实践与启示

<正>实现党的二十大报告关于“完善碳排放统计核算制度”的要求，需要以数字技术为抓手。中国人民银行印发的《金融科技发展规划（2022—2025年）》提出，“在绿色金融领域，运用数字技术开展绿色定量定性分析，强化绿色企业、绿色项目智能识别能力，提升碳足迹计量、核算与披露水平，在依法合规、风险可控前提下为企业提供绿色信贷、绿色债券、绿色保险、碳金融等多元化金融产品和服务；利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建立绿色信息监测与分析模型，搭建风险知识图谱实现对企业的风险监控，量化环境效益和转型风险，提升绿色金融风险管理能力。”     

金融科技背景下金融基础设施的系统性风险及其监管因应

金融科技应用于金融基础设施提升基础设施服务质效、催生新型金融基础设施,也使平台型金融科技公司具备了部分金融基础设施功能。金融科技应用具有扩大和缓释金融基础设施系统性风险的双重作用。金融基础设施系统性风险面临监管资源压力、动机缺陷和数据局限三重考验,需以高效信息协同为基础,实施全面性、前瞻性的风险识别监管,并通过科技监管工具“以技术应对技术”实现革新。应建立“金融基础设施—关键参与者—金融科技公司”的全面监管框架,高效管理金融基础设施中的金融科技应用风险,并以监管科技推进监管机构引导风险协同共治、监测整体风险发展,重塑金融基础设施系统性风险的监管逻辑。     

我国上市银行信息披露规范体系存在的问题及改进建议

一我国上市银行信息披露规范体系存在的问题 （一）披露规范不统一。我国上市银行监管机构众多,多头监管决定了目前信息披露相关规范分散于《企业会计准则》、《商业银行法》、《金融企业会计制度》等诸多法律规章之中,且各家监管机构的要求也不尽相同。     

金融科技视域下金融控股公司的监管转型——兼议《金融控股公司监督管理试行办法(征求意见稿)》

以“金融科技”为核心的金融创新正在微观层面变革传统的金融模式,既可能是对金融机构主体布局的重塑,也可能是对金融产品功能的优化。对于金融控股公司而言,金融科技的运用在提高其效率和拓展其业务的同时,也相互层叠其固有风险,对金融监管提出了新的要求。本文建议从监管对象及信息披露等多个方面进行监管转型,构建并完善金融控股公司的监管制度,从而对金融科技背景下金融控股公司进行有效的规制,防范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     

资产证券化信用评级制度与系统性风险分析

资产证券化的复杂性和高度杠杆化加剧了投资者与发行人之间的信息不对称问题,信用评级制度作为信息披露手段,在减轻信息不对称、促进风险资产定价和保护投资者利益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但若缺乏有效的制度保障,资产证券化信用评级过程中隐含的对系统性风险的累积和传导危险则会对金融系统稳定产生负面作用.我国信用评级制度缺乏良好的法律监管环境和充分的市场竞争,难以支持资产证券化产品的多样化发展和规模的快速扩大趋势.对此,需从宏观审慎监管框架的确立、信用评级监管权力的统一和制度完善以及评级行业的市场化推进等方面完善信用评级制度.     

推动绿色“一带一路”发展的绿色金融政策研究北大核心CSSCI

本文基于对各国政府、国际组织和金融机构发展绿色金融的经验,提出适用于构建绿色'一带一路'的核心内容,并从国际合作、各国政府、金融机构三个层面提出推动绿色'一带一路'发展的绿色金融政策建议:在G20框架下继续推动绿色和可持续金融的发展与国际合作,推动各国绿色金融标准的一致化,倡导金融机构开展环境信息披露和环境风险分析工作;将绿色发展纳入国家发展战略,建立绿色金融体系,强制要求上市公司和发债企业披露环境信息;金融机构应积极发挥中介作用,通过金融杠杆促进企业客户环境表现的改善。     

新监管格局下我国金融科技风险的央地协同监管研究

金融科技的跨界特征对世界各国的金融监管在制度上与技术上提出了双重挑战。提出金融科技风险“双螺旋”生成机理,廓清了金融科技风险沿着“行业+区域”进行传导的双重路径,从而锁定了金融科技风险高发的地方性非传统金融领域。双层监管框架下,中央与地方政府之间的监管博弈,是导致金融科技风险和政府监管失灵的制度性缺陷。“一行一局一会”的新监管格局下,监管制度的横向安排更加完善,但在纵向安排上还必须加强中央与地方在监管主体、监管目标、监管模式与监管方法上的多重协调,才能真正弥补监管漏洞,构建“四位一体”的协同监管体系。     

美国次贷危机与金融制度重构

美国次贷危机暴露出的种种问题表明,系统性风险的来源已经发生了变化,而金融基础制度的安排,无论是国际金融风险监测预警框架,还是监管制度、会计标准和评级体系,却未跟上金融市场的发展。为了恢复投资人信心,提升金融市场效率,亟需重构金融制度。     

工业革命、金融革命与系统性风险治理

本文以历史上三次工业革命为切入点,探讨工业革命、金融革命与系统性风险治理间的关系。在工业革命演进过程中,先进技术创新应用、经济结构转变和社会环境变迁,推动了金融业演进发展和升级;反过来,资本的快速积累和有效融通对科技进步转化为工业革命不可或缺,以现代商业银行、现代投资银行和创业投资体系为特征的三次金融革命分别是三次工业革命的重要推动力量。但如果制度规则建设和监管滞后,金融发展失序也会导致系统性风险逐步累积,引发金融危机,反过来催生重大金融体制或监管制度变革。当前第四次工业革命已拉开序幕,金融科技引领的金融业集成创新有望成为第四次金融革命的突出特征。我国是全球金融科技发展领先的国家之一,应统筹发展与安全,在金融科技带动下发挥好银行体系、资本市场、创投体系和金融科技企业服务实体经济创新发展的合力,同时做好风险防范,引导从业机构在服务实体经济和遵从审慎监管的前提下守正创新,防止资本无序扩张,牢牢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底线。     

对影子银行体系及其管理的几点思考

影子银行体系是此次国际金融危机产生、发展演变过程中的重要角色。对影子银行的监管在金融危机后受到各国监管部门的广泛重视。影子银行与传统银行关联密切,其高杠杆业务可能加剧系统性风险的累积,放大经济顺周期性,由于监管相对不足可能诱导监管套利。应将影子银行纳入宏观审慎管理框架,加强影子银行管理的微观机制建设,强化功能监管,加强宏观审慎监测分析管理,健全相关法律制度,完善金融基础设施,提高信息披露规范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