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经济对新型城镇化的影响及异质性分析——基于分位数回归的实证研究

基于2011～2019年283个城市面板数据,利用熵值法测度数字经济和新型城镇化水平,构建分位数回归模型验证数字经济对新型城镇化的影响。研究表明：数字经济在不同的新型城镇化水平下均可显著提升我国新型城镇化水平,并且随着分位数由低端向高端变化,数字经济对其促进作用加强。区域和城市规模的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西部地区和特大型城市的提升效果更为明显。最后提出统筹城市特征和发展差异,深度融合数字经济与新型城镇化协调发展等政策建议。     

数字经济发展能够抑制地方政府规模膨胀吗——基于政府治理能力视角的实证研究

基于政府治理能力视角,考察了2010年到2020年数字经济发展与我国地方政府规模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1)我国数字经济发展与地方政府规模之间呈现出先抑制后膨胀的“U”型关联,政府治理能力在数字经济影响地方政府规模变动的过程中发挥了显著的中介和负向调节作用,政府治理能力的提升可与数字化协同大幅抑制地方政府规模膨胀;(2)我国数字经济影响地方政府规模变动存在三个明显的门限值,分区域来看,东部地区数字经济发展已经进入了扩大政府规模的上升区间,而中西部地区仍处于数字经济有效缩小地方政府规模的下降区间;(3)我国省际地方政府规模变动具有明显的“路径依赖”特征,想要持续推进高效精简的服务型政府建设,除有效提升数字治理能力之外,还需与分权改革、高水平开放及城镇化进程相适配。     

数字经济何以影响山区农产品流通？——基于贵州省的实证研究

数字经济作为一种新的经济形态,在推动山区农产品物流、商流、信息流共享,改变山区农产品流通方式与流通效率,促进山区农产品流通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本研究基于交易成本理论,利用2012—2021年贵州省及其各市（州）相关数据实证分析数字经济对山区农产品流通效率的影响与特征。研究发现：（1）贵州省及各市（州）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和农产品流通效率均呈现上升趋势,数字经济能够显著促进农产品流通效率的提升;（2）从数字经济的细分维度看,数字产业化能够显著提升农产品流通效率,数字基础设施与数字技术应用对农产品流通效率的提升效果不显著;（3）数字经济对贵州省农产品流通效率的影响具有明显的区域异质性,对贵州地级市农产品流通效率的提升效果显著,而对自治州农产品流通效率提升效果较弱。基于上述研究结论,文章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建议：完善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构建数字化网络平台;提升流通技术水平;制定合理的差异化发展战略。     

人口城镇化、经济城镇化、空间城镇化互动研究——基于面板VAR模型

论文根据2006年—2013年中国31个省市自治区的数据,利用Panel VAR模型来分析人口城镇化、经济城镇化和空间城镇化三者之间相互影响。实证分析结果表明:人口城镇化冲击对经济城镇化和空间城镇化影响表现为先负后正;经济城镇化冲击对人口城镇化影响表现为负向,对空间城镇化影响表现为正向作用;空间城镇化冲击对人口城镇化影响表现为先正后负作用,对经济城镇化影响表现为正向作用。在东中西三大地区也呈现不同区域特征,这与城镇化发展阶段和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整体上来说人口城镇化、经济城镇化和空间城镇化之间没有形成协调发展,需要在推进城镇化过程中,需要立足于地区城镇化水平,提升小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水平,建立城乡统一的土地市场。     

农业投资、农业机械化与农村经济增长

基于农村经济增长的理论分析和全国1995-2012年的时间序列数据,构建向量自回归模型,研究农村经济增长与农业投资（间接原因）和农业机械化（直接原因）之间的动态关系。结果表明：向量自回归模型很好地刻画了农村经济增长、农业投资及农业机械化之间的关系;三者两两之间的Granger因果关系也有所不同;脉冲响应分析表明,农业投资的冲击对农村经济增长的影响较小,农业机械化的冲击对农村经济增长的影响有一定的滞后性,而农村经济增长的正向冲击促使了农业投资的增加和农业机械化程度的提高。针对目前城镇化背景下农村经济增长和农村经济结构转型提出有关政策建议。     

数字经济与共同富裕——基于中国城乡收入差距的视角分析

数字经济与共同富裕是新时代中国高质量发展中的两个重要议题。从城乡收入差距这一影响共同富裕整体进程的关键视角出发，在理论剖析数字经济发展对城乡收入差距影响机理的基础上，利用2011—2019年229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实证分析数字经济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主要结论如下：（1）从总体来看，数字经济的发展会显著缩小城乡收入差距，推动中国共同富裕总体进程；（2）从数字经济的不同层次来看，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数字产业化与产业数字化均可以有效缩小城乡收入差距，数字基础设施和产业数字化的影响效应更大；（3）从影响机制来看，数字经济主要通过促进人口城镇化以提高农民工资性收入、提升农业生产效率以提高家庭经营性收入两条路径对城乡收入差距产生影响。以上结论丰富和完善了数字经济发展对城乡收入差距影响的研究，为发展数字经济和实现“共同富裕”提供了理论支持。     

广西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研究：1978-2012

利用广西1978—2012年地区生产总值、银行贷款和银行存款的时间序列数据,建立了三者之间动态关系的向量自回归模型（VAR）。研究结果显示：银行贷款和银行存款对地区经济增长有促进作用,并且银行贷款的影响大于银行存款的影响;在10％的显著水平上,地区生产总值与银行贷款构成双向Granger因果关系;在5％的显著水平上,银行存款与地区生产总值之间只存在单向Granger因果关系。据此,提出了广西金融改革发展的政策建议。     

数字贸易对居民消费提质升级的影响研究

数字贸易是驱动消费规模增长和提质升级的重要抓手。选取省级面板数据研究数字贸易对居民消费提质升级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1)整体上,数字贸易能够驱动居民消费提质升级,具体表现为品质消费规模扩大、消费质量提升和消费结构升级;(2)数字贸易对居民消费结构升级存在非线性影响,随着数字贸易发展水平的提升,数字贸易驱动消费结构升级的作用强度会经历先增强后减弱的倒U型变化趋势;(3)数字贸易能通过产业结构升级和消费需求增长驱动消费质量提升;(4)不同收入水平下数字贸易驱动消费结构升级存在门槛效应,数字贸易对低收入水平居民的驱动作用更强;(5)数字贸易对不同地区居民消费提质升级的影响方式与程度不一致,呈现出地区异质性。     

科技创新对河北生态城镇化发展的驱动影响研究——基于灰色关联分析

城市规模扩张和城镇人口数量增加所导致的资源与环境问题日益严峻,未来城镇化发展必须处理好城镇化与"生态"之间的协调,通过产业结构优化,改善能源结构,加强污染治理,走低消耗、低排放、资源高效利用的生态城镇化发展道路,而科技创新无疑将成为驱动生态城镇化发展的动力源泉。文章运用灰色关联模型,通过对河北省科技创新与生态城镇化发展的关联性进行实证分析,揭示出二者之间存在显著相关性,并就如何提升河北省科技创新能力,有效推动生态城镇化发展提出相关对策建议。     

城镇化建设与投融资的动态关系研究——基于贵州省的实证分析

论文采用协整检验、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VAR模型、广义脉冲响应函数以及方差分解等模型和方法,实证分析贵州省城镇化建设与投融资之间的动态关系。实证结果表明:贵州省城镇化建设、融资与投资存在稳定的长期均衡关系;城镇化建设与融资、投资之间都存在双向的Granger因果关系,具有相互促进的作用;投融资会对城镇化建设产生显著的影响,城镇化建设对投融资会产生显著的影响;城镇化建设与投融资之间的动态冲击一般在第2期达到最大或最小,持续时间一般在6期或7期。     

金融集聚对新型城镇化影响的门槛效应

基于面板门槛模型,利用2006—2015年省级数据检验了金融集聚对新型城镇化影响的门槛效应。结果表明:十余年来中国金融集聚与新型城镇化水平加速攀升,区域不平衡和梯度分布特征明显;金融集聚对新型城镇化影响的门槛效应显著存在。其中,东部地区金融集聚对新型城镇化的作用机制不断优化;中部地区金融集聚对新型城镇化的促进机制有待进一步调整和提升;西部地区金融集聚对新型城镇化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应重点关注中部金融集聚的水平与质量,优化资金投资方向及效率,优先支持创新驱动与生态环保类项目,以提升金融集聚对新型城镇化的促进作用。     

数字化创新如何影响企业高质量发展—— 数字金融水平的调节作用

数字经济背景下，数字化创新成为企业培育发展新动能的重要来源，然而数字化创新与高质量发展之间的关系尚不明晰。利用战略性新兴产业领域2015—2019年沪深A股新一代信息技术上市公司的高质量发展及数字化创新专利数据，实证检验数字化创新对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影响，考察数字金融水平对两者关系的调节效应。研究结果表明：（1）数字化创新对企业高质量发展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该作用通过降低成本费用与提升劳动效率两种机制来实现；（2）在数字金融水平适度的情境下，数字化创新与高质量发展之间的正相关关系更加显著，而数字金融水平过高会对二者之间的关系产生抑制作用；（3）对不同产权性质、不同存续年限以及不同规模的样本公司而言，数字化创新对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存在异质性。     

数字经济、产业升级与居民消费

居民消费是推动国内大循环和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支撑,在数字时代,探讨数字经济对居民消费的影响意义重大。本文首先分析了数字经济影响居民消费的内在机理,然后基于248个地级市2011—2019年的数据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表明:（1）数字经济提升了居民消费水平,其中,产业升级是重要作用途径。（2）数字经济对城镇居民的消费提振作用大于农村;数字经济对居民消费的影响具有明显的区域差异和群体差异,对东中部地区居民与中等收入群体的消费提升更为显著。（3）数字经济对居民消费的影响存在明显的空间溢出效应。因此,为更好发挥数字经济对居民消费的积极作用,应大力发展数字经济,夯实消费基础;推进产业数字化转型与升级,激发消费潜力;深化数字经济协调发展,补齐消费短板。     

湖南高等教育规模对区域经济增长影响的实证分析

利用湖南省1990-2008年的数据,运用协整分析方法和误差修正模型,并结合Granger因果检验法,分析湖南高等教育规模对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湖南高等教育规模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高等教育规模与经济增长互为格兰杰因果关系;同时,误差修正模型表明,高等教育规模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主要体现在长期;在短期内,经济增长主要受其滞后期的影响,误差修正项系数为负数,符合反向修正机制。教育行政部门应以区域经济发展为导向,适应湖南实际发展要求,坚持规模适度原则,重视湖南区域高等教育发展。     

安徽省金融发展、城镇化及工业化动态关系研究——基于VAR模型的实证分析

通过建立VAR模型,分析了1978—2013年安徽省金融发展、城镇化及工业化之间的动态关系。结果表明：安徽省金融发展、城镇化及工业化三个变量之间存在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城镇化与金融发展、金融发展与工业化之间均存在单向的因果关系,而城镇化与工业化互为因果关系;金融发展对来自工业化的随机扰动具有正的效应,工业化对来自城镇化的随机扰动先有正的效应,后有负的效应;方差分解结果表明,工业化对金融发展的贡献要比城镇化大。     

论重庆小城镇发展的特色之路——基于重庆最具活力40个小城镇的分析

重庆最具活力的40个小城镇集中代表了西部直辖市小城镇的成长历程。5个突出特征刻画了重庆小城镇发展的特色路径和模式：（1）经济、社会、生态并重的综合性目标,（2）主导产业明确、集聚经济明显的产业结构演化路径,（3）突出以人为本的多元功能体系,（4）市场、社会和政府三位一体的推动力量,（5）集自身开放、对内开放和对外开放于一体内陆开放方式。重庆小城镇发展的经验表明,在政府以适当方式和力度推动下,经济后发地区不仅可以实现经济、城镇化的跨越式发展,而且可以绕过经济增长与环境、城镇功能、产业布局特性之间的“破坏性创新”规律,实现经济与功能、环境共同推进的和谐城镇化道路。     

京津冀城镇化与水资源系统的发展与协调性研究

京津冀城镇化进程在促进城乡公共资源均衡配置的同时,给区域的水资源系统带来严重的胁迫效应,与此同时,水资源总量和水环境的承载力也给城镇化的速度和规模带来显著的约束效应。通过构建城镇化与水资源系统的评价指标体系,利用协调发展度模型,对比分析京津冀"十一五"与"十二五"期间城镇化与水资源系统的发展水平和协调程度,研究发现:京津冀三地城镇化快速发展的动因具有地区差异性,北京市和天津市城镇化发展主要得益于空间子系统的发展,而河北省城镇化水平的提升则依赖于人口与经济子系统的发展;京津冀三地水资源系统除水资源利用能力子系统持续上升外,其余子系统均存在波动;京津冀三地虽然城镇化与水资源系统耦合协调度起点不一,但经过多年发展最终都处于高度协调水平。据此,提出加大京津冀经济、社会、生态领域的合作,实现京津冀城镇化与水资源协调发展等政策建议。     

经济增长与金融发展：来自中国的时间序列经验证据

在运用主成分分析法构建金融发展指数的基础上,在三变量的向量自回归（VAR）框架下考察了中国1978—2007年期间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因果关系。利用时间序列数据,采用协整和向量误差修正模型（VECM）计量方法进行了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结果显示存在着从经济增长到金融发展的单一方向因果关系,支持了Robinson长期来看经济增长导致了金融发展的观点。     

我国经济增长与城镇化关系的实证研究

<正>研究经济增长与城镇化之间的作用机制和作用形式,有助于我们把握两者之间的内在联系,采取有效措施增强两者之间的协调性,从而促进我国经济持续快速增长,具有重要意义。在单位根检验及格兰杰因果检验基础上,本文发现我国城镇化水平与经济增长之间具有长期稳定的关系,且两者互为因果关系,城镇化能在当期影响经济增长状况,经济增长对城镇化的影响有一定的滞后性。通过省级面板数据模型发现,在我国经济水平越发达的地区,城镇化水平对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越强。     

基于VAR模型的城镇化与经济增长的动态研究——以江苏省为例

运用江苏1990年—2011年城镇化率和GDP年度时间序列数,建立反映城镇化水平和经济增长动态关系的向量自回归（VAR）模型,在VAR模型的基础上,运用脉冲响应函数分析城镇化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动态影响。结果显示,城镇化水平对经济增长有积极的作用,而经济增长对城镇化的贡献却不是很大;经济增长主要受上期经济水平以及上上期城镇化水平的影响,当前城镇化发展水平滞后于经济增长。因此,应甩掉GDP经济指挥棒,推进城镇化健康有序发展,改革和完善土地制度,调集更多的资源用于城镇化发展,走城镇化优先发展并依靠城镇化带动经济发展的路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