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效果评估——基于绿色经济效率视角

基于超效率DEA非径向方向距离函数测度的绿色经济效率视角,本文检验了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设立的经济效果及其作用机制。结果表明：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设立后,试点地区的绿色经济效率显著提升,这得益于试验区设立的绿色技术效率提升作用,但绿色技术进步的效果不明显。机制检验显示,试点地区主要通过吸引外商投资、促进绿色企业创新、抑制污染企业融资等路径提升绿色经济效率,产业结构高级化的作用路径不显著。进一步研究发现,试验区设立对产业升级类和资源开发类试点地区绿色经济效率提升的正向作用明显;对大规模污染企业生产效率的抑制作用更强,对小规模绿色企业的作用不显著。本文研究体现了进一步推进试验区的绿色技术进步和产业结构高级化的紧迫性,有利于为绿色转型政策的优化提供证据。     

基于效率与公平视角的研发补贴分配DEA模型

运用数据包络分析（DEA）方法对固定预算的政府研发补贴分配问题进行了研究,通过改进现有的CCR效率模型,将补贴作为一种新的投入要素,充分考虑各项目获得一定补贴后的相对效率和全部补贴的整体效率,结合公平原则构建了政府研发补贴分配的DEA模型,算例分析表明,该分配模型具有有效性和合理性。     

时空压缩下研发要素流动是否提升了区域绿色创新效率

基于地区高铁通勤时间构建空间权重矩阵,采用空间杜宾模型（SDM）和面板门槛模型（PTR）实证检验时空压缩下研发要素流动对区域绿色创新效率的影响。研究发现：高铁开通后,研发要素流动对绿色创新效率的促进作用显著增强,且研发人员流动的直接效应更显著;时空压缩下研发要素流动对绿色创新效率的影响存在地区异质性,东部地区因创新资源集聚程度和能力水平较高,更易从中获益,而西部地区受限于地理位置和经济发展阶段,其研发要素流动对绿色创新效率的影响偏弱;研发人员流动、财政科技支出、基础设施建设和市场化水平4种调节因素均表现出门槛特征,且呈现出梯度式增强。     

绿色研发补贴与绿色技术创新 ———迎合视角的异质效应检验

绿色研发补贴是指中央或地方政府鼓励企业从事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等绿色技术创新活动的财政补贴。本文以企业的迎合行为为视角,基于中国上市公司2011—2020年的面板数据,采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实证检验了绿色研发补贴对绿色技术创新数量和质量的激励效应。研究发现：(1)绿色研发补贴能促进企业绿色技术创新;(2)绿色研发补贴对绿色技术创新激励存在异质效应,表现为对绿色技术创新数量的促进作用优于质量;(3)企业对绿色研发补贴存在迎合行为,这导致绿色研发补贴产生“强数量、弱质量”的激励异质效应;(4)绿色研发补贴的激励异质效应受到行业污染程度和环境规制强度的差异影响,表现为相较于重污染行业,绿色研发补贴对非重污染行业的激励效果更优,但迎合行为的存在也会导致“强数量、弱质量”的激励效应;环境规制强的地区绿色研发补贴能促进企业绿色技术创新“增量提质”,表明强规制能制约企业策略性创新的迎合行为。本文研究不仅深化了绿色研发补贴的量化研究,而且识别并检验了迎合行为的扭曲效应,为完善绿色研发补贴标准的制定和发放以及推动企业高质量绿色技术创新提供了微观经验支撑和对策建议。     

政府补贴与企业研发投资——科技金融生态环境的调节作用

利用2009—2017年我国创业板上市公司的面板数据,研究分析我国科技金融生态环境状况,以及科技金融生态环境对政府补贴与企业研发投资之间关系的调节作用。研究发现:我国科技金融生态环境具有稳定优化趋势,良好的科技金融生态环境能够帮助企业积极地开展研发活动;科技金融生态环境具有调节作用,在科技金融生态环境差的地区,政府补贴对企业研发投资激励效果更大;进一步研究发现,在科技金融生态环境差的地区,政府补贴更具有信号属性。在此基础上,为建设科技金融生态环境、深化金融改革以及发展政府与市场结合的模式提出了相关建议。     

企业绿色发展、政府补贴和研发支出——兼论企业的道德发展层级

当前各界对我国上市公司践行绿色发展理念,究竟是出于自身经济利益的现实选择,还是社会和企业多方共赢的博弈结果,尚存在争议.结合科尔伯格的道德发展层级理论,利用2008-2017年上市公司数据,对我国绿色发展企业的研发及补贴利用情况开展实证研究的结果表明:我国上市公司践行绿色发展理念的确可以获得更多的政府补贴,但与此同时,这些企业也会开展更多的研发活动,并且政府补贴在绿色发展和研发支出之间发挥了中介作用,整体上绿色发展企业的道德认知水平达到科尔伯格道德发展的第二层级.进一步研究发现,企业所在地区的环境规制力度越强,其践行绿色发展越倾向于将政府补贴投入到研发活动中,而所在行业的竞争程度则负向调节政府补贴的中介作用.据此,应加强监督管理,强化政府和市场在推动企业绿色发展过程中的协调作用.     

国际研发资本技术溢出对绿色技术创新效率影响的门槛效应 ——基于人力资本视角

基于Coe-Helpman模型,测算以人力资本素质为门槛值时各渠道国际研发资本技术溢出对绿色技术创新效率的影响。结果显示:各渠道国际研发资本技术溢出对中国绿色技术创新效率的影响存在显著的门槛效应和区域差异;随着门槛值逐渐提高,国际研发投入、进口贸易研发资本对绿色技术创新始终呈现正向溢出效应,跨国技术转移、FDI研发资本渠道由负效应转为正效应,OFDI研发资本技术溢出渠道始终为负效应;各渠道技术溢出的强正相关发展区段主要集中于我国东部沿海地区。     

环境规制工具、研发补贴对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研究

梳理了环境规制工具、研发补贴对绿色技术创新的作用机理,以2008—2018年中国工业省级面板数据为样本,利用层次回归分析法实证检验了环境规制工具、研发补贴对绿色技术创新的直接影响与联合影响,并进一步检验了这两类影响的空间异质性。结果显示:(1)直接管制型规制强度与绿色技术创新显著负相关,经济激励型规制强度、研发补贴强度与绿色技术创新显著正相关。(2)从全国层面看,研发补贴对直接管制型规制对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存在正向调节效应,研发补贴与经济激励型规制对绿色技术创新存在正向交互效应。(3)对于东部沿海与长江中下游地区,研发补贴与经济激励型规制对绿色技术创新的交互效应不显著;对于中西部非长江中下游地区,直接管制型规制对绿色技术创新的抑制作用较弱,研发补贴对直接管制型规制绿色创新激励效应的正向调节作用较强。     

能源效率和可再生能源的发展及其金融支持的国际经验

提高能源效率和扩大使用可再生能源是促进能源利用可持续发展的核心组成部分.事实表明,发展中国家的能源效率与发达国家相比存在着一定差距,发展中国家提高能源效率的压力较大.但即使认识到能源战略的重要性,缺乏资金的启动与支持往往是提高能效和扩大可再生能源利用的制肘.国际经验表明,成功的制度都是在政府加大财政投资的基础上建立起一套合理的市场机制.鼓励社会资源更多地进入到支持能源利用可持续发展的领域中来.     

地方政绩诉求、政府研发补贴与企业创新效率关系研究

近年来“逆全球化”浪潮愈演愈烈,如何通过科技与制度创新促进国家经济高质量发展,成为未来掌握国际市场主动权的关键。基于政治晋升锦标赛理论,研究地方政绩诉求影响企业创新效率的深层次制度原因,并构建有调节的中介模型,探讨政府研发补贴在二者间的中介作用及创新氛围的调节作用。通过对2013—2018年A股上市公司样本的实证分析,研究发现：①地方政绩诉求对企业创新效率起显著抑制作用;②政府研发补贴在地方政绩诉求与企业创新效率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③创新氛围在地方政绩诉求影响企业创新效率的后半段中介路径起负中向调节作用,即在创新氛围较淡薄的情况下,政府研发补贴对企业创新效率的影响更显著。因此,地方政绩诉求不仅直接影响企业创新效率,还通过研发补贴间接影响企业创新效率;创新氛围调节地方政绩诉求对企业创新效率的影响。     

资源配置视角下绿色金融对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研究

基于资源配置视角,探究绿色金融与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效应和内在机制。研究发现：绿色金融有助于增强绿色技术创新能力,且该促进效应具有显著的区域异质性;从作用渠道看,绿色金融可以通过研发资本和研发人才两条传导机制增强绿色技术创新能力;从异质性效应看,劳动力与资本资源错配严重制约了绿色金融对绿色技术创新能力的促进作用,尤其是东部地区的抑制效应更强。进一步讨论发现,绿色金融、资源配置对绿色技术创新具有显著正向空间效应。研究结论丰富了绿色金融理论体系,为我国大力发展绿色金融,促进绿色技术创新提供理论和经验依据。     

科技金融政策对战略性新兴产业上市公司研发绩效的影响——基于研发操纵视角

以促进科技和金融结合试点政策为准自然实验,利用2008—2019年战略性新兴产业企业数据构建多时点双重差分模型,基于研发操纵视角,实证分析科技金融政策对战略性新兴产业上市公司研发绩效的影响及内在机制。结果表明,科技金融政策能够显著抑制战略性新兴产业上市公司的研发操纵行为,从而显著提高研发绩效。平行趋势检验、安慰剂检验等一系列稳健性检验结果表明研究结果稳健。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科技金融政策对研发操纵的抑制作用在非国有企业、东部地区企业以及上市年限较长的企业中更加显著。研究不仅能为科技金融政策的进一步推广提供理论依据,还可为促进战略性新兴产业上市公司研发创新提供政策启示。     

融资约束下政府补贴对中小企业研发的激励效应——基于政府补贴相关性分类计量的视角

利用2012—2016年中国中小板上市公司的相关数据,从政府补贴相关性分类计量的视角,探索了打开融资约束下政府补贴激励中小企业研发投资的"黑箱"。结果表明:与收益相关的政府补贴虽然能够缓解中小企业的融资约束对其研发投入的抑制作用,但是对企业的研发投入不具有激励效应;与资产相关的政府补贴同时具有缓解企业融资约束与激励企业研发投入的"正U形"拐点效应,这在东部地区和高新技术产业的企业中表现更为显著。     

中国绿色能源效率的省域差异与影响因素研究

文章利用Super-SBM模型测算了中国29个省市2004—2009年的绿色能源效率值,并从技术进步、经济结构、外商直接投资、以及能源禀赋和能源消费结构五个方面分析了中国绿色能源效率的影响因素。分析表明,绿色能源的地区性差异较明显,东部沿海地区的绿色能源效率水平普遍高于中西部地区。就能源效率的影响因素而言,经济结构、技术进步、外商直接投资对绿色能源效率的提高都有显著的影响,而能源禀赋和能源消费结构则对绿色能源效率产生了负面的影响。     

金融产业集聚与企业研发投入增长——基于金融功能视角的实证分析

文章基于金融功能视角在对区域金融产业集聚与企业研发投入关系进行理论分析的基础上,运用1998 ～2008年我国各省(直辖市、自治区)大中型工业企业面板总体及分组数据实证检验了区域金融产业集聚对企业研发投入的影响.结果显示:区域金融产业集聚显著地促进了企业研发投入增长;高研发强度企业在进行研发投入时比低研发强度企业更易受到区域金融产业集聚水平的影响;区域金融产业集聚对低资助强度企业研发投入影响的作用比高资助强度企业更为明显.     

政府研发补贴促进企业创新了吗

政府补贴能否促进企业创新一直存在争议。与以往从资源视角探讨政府补贴与企业创新关系的研究不同,基于信号理论视角,以2012—2016年沪深A股非金融类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通过剔除非研发补贴的噪音并控制样本自选择偏误,实证检验中国转型经济背景下,政府研发补贴对企业创新的微观政策效应,以及企业层面制度因素（产权性质）和区域层面制度因素（制度环境）对该效应的调节作用。研究发现,政府研发补贴释放的积极信号能够帮助企业获取外部创新资源,有效促进企业创新;相比于国有企业,政府研发补贴对非国有企业创新的激励效应更强;制度环境越好,政府研发补贴对企业创新的激励效应越强。研究理论丰富了科技创新政策有效性和信号理论相关研究。同时,研究发现,政府应继续加大对企业创新活动的补贴额度,不断深化所有制改革,为企业创新营造良好的外部制度环境;另外,企业还应充分发挥政府研发补贴信号的杠杆效应,拓宽外部创新资源获取渠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