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制度：实施成效、问题甄别及对策建议

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制度,是党中央、国务院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一项重大制度安排,也是一项重大改革举措。在对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制度实施进展进行回顾的基础上,系统分析了制度实施7年以来,在生态环境质量改善、社会生态环境保护意识增强以及区域产业发展质量提升等方面取得的成效;剖析了督察制度实施中存在的问题,从五个方面提出了完善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制度的对策建议,即总结提炼督察实践经验,实现督察标准化;加强督察队伍能力建设,强化执行精准化;建立督察工作长效机制,促进督察规范化;创新生态环保督察方式,提升督察公信力;建立健全法律法规体系,推进督察法制化。     

公益诉讼，让督察“拳头更硬”

公益诉讼检察参与中央生态环保督察整改是一项重大制度创新和改革举措。针对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指出的问题后,检察机关及时跟进,针对行政机关履职不到位的问题,依法发出检察建议,推动其有效解决案涉企业非法排污问题。同时,依据民法典等追究违法企业的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责任,将最严格制度最严密法治落到实处。     

生态环境监管的企业环保投资效应研究——基于中央环保督察的准自然实验

利用2008—2018年重污染行业上市公司面板数据,以中央环保督察组首轮进驻为准自然实验,使用多期DID模型实证检验了中央环保督察对企业环保投资的影响。研究表明：中央环保督察组进驻后,企业环保投资规模显著扩大。中央环保督察能够通过地方政府治理压力的中介作用进一步影响企业环保投资,以“督政”来“督企”的环境治理策略效果明显;制度环境优化能够保障环保政策的有效实施,政商关系的“亲”“清”程度越高越有利于提高中央环保督察的实施;为吸引外部优质资源的政府竞争能够增强中央环保督察对企业的影响,而为追求经济增长的政府竞争会削弱这一政策的作用效果;相比非国有企业,中央环保督察对国有企业的环保投资增大具有更显著的作用。文章的研究结论为政府进一步完善生态监管制度提供有益启示。     

把握新时代新特征新要求 深入推进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

<正>党的二十大明确提出,深入推进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为新时代新征程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在深入开展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主题教育过程中,生态环境部西南督察局把认真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作为首要任务,围绕新一轮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怎么看、干什么、怎么干等问题,结合西南地区生态环境保护和经济社会发展实际,     

环境执法监督与空气质量—来自中央环保督察的准自然实验证据

2016年确定的中央环保督察旨在对环境执法监督形式进行创新性改革,是中国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重大制度安排,空气质量被生态环境部纳入督察工作的重点内容.采集全国256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面板数据,利用中央环保督察这一准自然实验,使用多期双重差分法评估其对空气质量的改善效果.结果表明:中央环保督察对空气质量指数的降低发挥了显著作用,被督察省份的空气质量指数(AQI)平均下降3.184个单位;单项污染物治理效果表明,中央环保督察对PM10、SO2、O3浓度的降低有显著贡献,但对PM2.5、NO2和CO浓度的影响不显著;进一步地,运用平行趋势检验、反事实检验与倾向得分匹配检验证明回归结果的可靠性;动态效应分析发现,中央环保督察的政策效果具有滞后性,并且随着反馈意见的颁布减弱;机制检验与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中央环保督察政策效果呈现东部、西部、中部地区逐渐减弱的现象,且中央环保督察对空气质量的影响机制中存在技术创新效应.     

第三轮督察新在哪？

<正>这个冬天,第三轮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在等待中启动。2023年11月21日至22日,经党中央、国务院批准,督察组陆续进驻福建、河南、海南、甘肃、青海5个省份,开展为期一个月的督察。这是第三轮的首批督察,社会关注度非常高。一方面是因为间隔时间长,距离第二轮第六批结束整整过去了一年零七个月。更重要的是,第三轮督察是党的二十大召开后的第一次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是对全面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贯彻落实全国生态环境保护大会精神的一次政治检验。比起前两轮督察,新一轮督察新在哪呢？     

中央生态环保督察 绿了山河 暖了人心

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党和国家重大的体制创新和重大的改革举措,是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重大原创性成果和制度性保障。“开展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坚决查处一批破坏生态环境的重大典型案件、解决一批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环境问题”写入《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     

拧紧责任“螺丝” 改出长治久清——中央生态环保督察成效综述之三

中央生态环保督察制度是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制度创新之一。自制度实施以来,中央生态环保督察抓住了地方党政机关这个关键的“牛鼻子”,利用杠杆力量,层层传导责任,让生态环保“党政同责、一岗双责”落地生根。督察整改是督察的“后半篇文章”,通过督察发现问题只是手段,整改才是目的。被督察对象以督察整改为契机,压实责任,分类施策,建立长效机制,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形成了“督”的主体与“被督”对象同频共振、相向而行的良好效果,共同推动生态文明建设阔步向前。     

中央环保督察与企业过度金融化： 资本逐利抑或环境治理

中央环保督察是近年来我国环保领域采取的重要改革措施,不仅有利于提高环境治理效力,而且也会对微观企业的资源配置决策产生影响。基于2012—2020年我国沪深A股上市工业企业数据,采用多期双重差分法实证检验中央环保督察对企业过度金融化的影响。研究发现,中央环保督察对企业过度金融化具有抑制作用。影响机制检验发现,中央环保督察通过提高企业绿色投资进而会抑制企业过度金融化。异质性分析表明,中央环保督察对企业过度金融化的抑制作用在融资约束程度高、高管无公职经历的企业以及处在公众环境关注度较高地区的企业更强。经济后果检验表明,中央环保督察通过抑制企业过度金融化提升了企业绩效。研究结论探析了宏观环境政策对微观企业资源配置决策的影响及作用机理,对实现环境治理和经济发展的双赢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债务融资、成长性与企业投资行为——对A股和香港上市公司的比较研究

本文以A股和香港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考察债务融资和成长性对企业投资行为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企业债务与投资支出显著负相关,在低成长性公司中这一关系尤为显著。在低成长性公司中,A股上市公司的债务融资与投资支出的负相关关系比香港上市公司显著,香港中资上市公司的债务融资与投资支出的负相关关系比香港本地上市公司显著。     

攻坚克难方显英雄本色——中央生态环保督察成效综述之二

天空一碧如洗,矿山翠色欲流,花草交映,一片生机。谁能想到,这是2018年被中央生态环保督察点名批评的霍林河露天煤矿。一系列曾经占据各大媒体头条、举国震惊的重大生态环保案件,在中央生态环保督察的全力推动下,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中央生态环保督察制度实行以来,动真碰硬、攻坚克难,不当“稻草人”,不作“橡皮筋”,对生态环境违法行为形成强大震慑。啃最硬的“骨头”,拔最牢的“钉子”,推动一批生态环境领域影响重大、久拖不决的问题得到解决。     

我国企业债务融资工具使用研究——基于问卷调研数据的实证分析

笔者运用多种非参数检验方法,利用问卷调研数据,研究了我国企业债务融资工具的使用情况.研究发现,我国企业对短期债务工具的使用显著超过长期债务工具;短期银行贷款是企业最常用的债务融资方式,企业债券在各种债务融资工具中使用最少;企业特征影响企业债务工具的使用.     

从10个中央生态环保督察整改典型案例看检察公益诉讼

<正>为深入推进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公益诉讼案件办理工作,最高人民检察院近日发布检察公益诉讼协同推进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整改10个典型案例,涉及危险废物、工业废水、大气、重金属等污染整治,农用地及自然保护区生态修复,非法采矿治理,城镇生活垃圾规范处置等问题,体现了检察机关助力深入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的担当作为。     

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债务融资成本的影响研究

基于2009—2020年中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数据,本文采用固定效应模型实证检验了企业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债务融资成本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结果显示：企业数字化转型可以显著降低企业债务融资成本,企业数字化转型程度越高,企业债务融资成本越低;企业数字化转型通过增加媒体对企业的关注度和降低企业财务风险来降低企业债务融资成本;企业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债务融资成本的降低作用在中小型企业和竞争性行业企业中更加显著。本文丰富了数字化转型对微观经济主体影响方面的研究,为缓解企业融资约束提供了新思路,也为推进企业数字化转型和实体经济新旧动能转换的差异化支持政策提供了参考。     

专访中国政法大学法治政府研究院教授刘艺 检察公益诉讼保障督察整改落到实处

<正>在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检察公益诉讼协同推进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整改典型案例后,《环境经济》专访了中国政法大学法治政府研究院教授刘艺。她同时也是中国政法大学检察公益诉讼研究基地执行主任。刘艺认为,中央生态环保督察机制是发现系统性环境违法、长期破坏环境线索的重要机制之一。但这项机制具有周期性和运动性的特征,无法持续关注、长期督促有关企业和部门整改。因此,将相关案件移送给检察机关,借助司法力量持续推动相关案件的整改落实,恰恰反映出中央生态环保督察机构“功成不必在我”大局观和系统观。而检察机关继续办理相关移送案件体现了司法机关服务保障大局的责任与担当。以下是记者与她的对话。     

中央环保督察与企业金融资产配置

基于生态环境监管体制变化和实体经济“脱实向虚”的双重背景,以2012—2021年中国上市工业企业为样本,采用多期双重差分法探讨中央环保督察对企业金融资产配置的影响。研究表明,中央环保督察对企业金融资产配置具有抑制作用;机制检验发现,中央环保督察通过提高环保投资抑制了企业金融资产配置。进一步研究发现,中央环保督察对企业金融资产配置的抑制作用在非国有企业、政商关系健康和金融发展水平较高地区更显著;相比于首轮环保督察,“回头看”对企业金融资产配置的抑制作用更强;中央环保督察对企业金融资产配置的抑制作用主要体现在短期金融资产上。经济后果分析表明,中央环保督察通过抑制企业金融资产配置,最终能够提升企业的主业业绩。     

智慧城市建设与企业债务融资成本

国家智慧城市建设是推动城市数字经济和数字技术发展的重要举措。本文将智慧城市试点设立视为一项准自然实验,系统考察了智慧城市建设对企业债务融资成本的影响。双重差分估计结果显示,企业所在地成为智慧城市之后,其债务融资成本显著下降,即智慧城市建设可以降低企业债务融资成本。作用机制证实,智慧城市建设促使企业的信息透明度和经营绩效提高,进而降低了债务融资成本。进一步研究发现,智慧城市建设对企业债务融资成本的抑制作用在不同类型企业中具有差异性,具体表现为在抵押品较少、数字化程度较低的企业中更为明显。本文结论不仅为智慧城市建设的积极效果提供了经验证据,而且对于如何有效缓解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具有一定参考价值。     

外币债务融资与审计费用

近年来,中国企业外币债务融资规模不断增加,部分企业产生了外币债务融资风险.那么,这种风险会影响企业的审计费用吗?基于2014-2019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披露的外币债务融资相关信息,实证检验了公司外币债务融资对审计费用的影响.研究发现:外币债务融资规模越大,审计费用越高;公司经营风险和审计师投入是外币债务融资影响审计费用的中间渠道.进一步研究发现:人民币汇率波动越大,外币债务融资与审计费用之间的正相关关系越显著,但公司海外收入会弱化二者之间的正相关关系.     

家族终极所有权与民营企业债务代理成本的关系研究

学术界认为家族所有权对民营企业债务融资有两重影响:"促进作用"和"阻碍作用",针对上述争论和民营企业的融资困境,本文将探讨家族终极所有权对民营企业债务代理成本的影响效应。本文采用我国民营上市公司2007-2009年的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研究结果显示:(1)对全体民营上市公司来说,家族所有权有利于降低民营企业债务代理成本。(2)在制度环境好的地区,家族所有权可以显著降低民营企业债务代理成本;在制度环境差的地区,家族所有权与民营企业债务代理成本的关系不显著。(3)对家族自利倾向强的企业,家族所有权与民营企业债务代理成本的关系不显著;对家族自利倾向弱的企业,家族所有权可以显著降低民营企业债务代理成本。(4)基于制度环境和控制人自利倾向两个维度,可以把样本区分为四种类型。研究结果显示,只有在制度环境好且控制人自利倾向低的样本中,家族所有权才能显著降低债务代理成本。基于上述结果,本文提出了相关政策建议。     

地方政府债务融资、挤出效应与企业劳动雇佣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就业是最大的民生。本文以2007—2018年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检验地方政府债务融资对企业劳动雇佣的影响。研究发现,地方政府债务融资显著降低了企业的劳动雇佣。影响机制分析表明,地方政府债务融资加剧了企业融资约束和企业金融化,进而抑制了企业劳动雇佣。进一步检验发现,地方政府债务融资对企业劳动雇佣的影响主要存在于民营企业、融资需求较大的企业以及金融发展水平较低的地区。研究结果还发现,地方政府债务融资主要抑制了企业对高学历员工的劳动雇佣。本文一方面从企业劳动雇佣的视角拓展了地方政府债务融资的经济后果的相关研究,另一方面从地方政府债务的角度为金融资源配置如何影响企业劳动雇佣提供了新的证据。本文的研究结果有助于为防范和化解地方政府债务风险,促进就业稳定提供理论依据和政策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