兰溪市新型城镇化建设推进策略探究

城市化是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志,是实现现代化的必由之路。2021年5月,浙江省发改委、建设厅联合印发《浙江省新型城镇化发展“十四五”规划》,提出“十四五”时期浙江省将率先实现更高质量、更广覆盖的人口市民化,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将达75%。优化产业结构,提升城市发展能级,带动城市发展的辐射效应,是兰溪市践行“八八战略”、打造共同富裕“重要窗口”、聚焦富民惠民的关键着力点。     

浙江桐庐：山水人城 共融共生

<正>近年来,浙江省杭州市桐庐县借力“拥江发展”行动,深入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以富春江、分水江综合保护与发展为突破口,着力加快推进美丽河湖建设提档升级,打造山水人城共融共生的幸福河湖“桐庐样本”,在“两个先行”中奋力展现桐庐共同富裕示范县建设的风采。     

共同富裕视阈下跨地区生态扶贫实现机制研究——基于浙江安吉县和德清县的类型分析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扎实推动共同富裕”,“十四五”规划纲要提出,要支持浙江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这是党中央、国务院对浙江省的信任和重托,将成为浙江省“重要窗口”建设的新亮点。浙江省安吉县和德清县结合自身特点和优势,形成“农产品+三大联盟”整合型和“生态产业模式输出”型两个各具先进、有独到之处的跨地区生态扶贫经典案例。通过对两县案例实践运行机制的深入分析,以期在生态扶贫中形成“可复制、可借鉴、可推广”的经验和模式,为实现共同富裕提供现实的路径选择。     

我国大中城市蔓延水平评估

运用单指标方法,实证评估了我国70个大中城市的蔓延水平.研究发现,我国大部分城市呈现出低密度扩张的蔓延态势,蔓延水平因区域差异而不同,东部地区最为严重；蔓延会随着经济的发展而呈现较高水平；人口增长及人均建成区面积增长是助推蔓延的两大因素,应从这两方面同时人手来缓解城市蔓延.最后,从规划理念、土地集约利用、控制人口规模以及践行“低碳经济”等几个方面提出相关建议.     

共同富裕视角下生态城市可持续发展路径研究——以浙江省湖州市为例

以浙江省湖州市为例,按照“理论构建—实证分析—路径探究”的研究脉络,探究共同富裕背景下生态城市可持续发展的现实困境及发展路径。研究表明：（1）生态城市是践行可持续发展理念的重要实践载体,通过吸收可持续发展的理念,不仅有益于激活城市内在发展动力,也可以与共同富裕实现有机衔接,助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2）湖州市整体上具有良好的生态资源禀赋与经济发展的基础,在生态城市可持续发展上有着可继续释放的潜力,但是仍面临着创新能力有待提升、内部区域可持续发展水平存在差距等现实问题,成为制约城市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因素。（3）从多角度提出了生态城市可持续发展能力提升与共同富裕有效衔接的路径,以期为生态城市可持续发展与实现共同富裕提供理论与实践支撑。     

共同富裕示范区下经济—社会—环境耦合协调和——以浙江省为例

高质量协调发展是实现共同富裕的有效路径。运用耦合协调模型及探索性空间分析法,从时空维度对2010—2019年浙江省11个地区经济—社会—环境协调发展及空间演化情况进行分析,以期对浙江省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提供参考建议。研究结果表明：（1）浙江省经济、社会、环境的发展均不断提升,但三者间差距呈扩大的趋势,表现为社会发展超前,经济和环境的发展相对滞后;（2）浙江全省耦合协调水平不断提高,呈现以杭州、宁波两大都市经济圈为中心,自东北向西南逐渐减弱的阶梯状态势,有明显的阶段性特征;（3）浙江省区域整体的耦合协调度存在正向空间自相关性,位于浙东北的湖州、嘉兴、绍兴主要表现为“高—高”聚集,位于浙西南的丽水、温州主要表现为“低—低”聚集。     

基于共同富裕视角下乡村振兴的新思考——以浙江省两地为例

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人民群众的共同期盼,而乡村振兴是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路径,更是新阶段中国发展的新需求。立足于浙江省共同富裕示范区,将嘉兴南湖与衢州开化作为调研目的地,对比浙江东西部的差异,了解新阶段乡村的问题,助力中国乡村振兴新征程。在系统分析浙江东西两地乡村振兴发展路径的差异与共性的基础上,基于全面脱贫与浙江省推动共同富裕的双重视角,提出以“三治”“三产”“区域名片”等推动新阶段乡村振兴的对策建议。     

国有企业改革对共同富裕的影响效应研究

作为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国有企业改革始终为共同富裕巩固并夯实所有制基础、分配基础以及物质技术基础，同时也要处理好发展与共享的平衡统一问题，改革成效外在表现为国有经济比重和企业经济效益等指标的变动。通过对共同富裕指标体系的构建和测度，可进一步实证分析国有企业改革对共同富裕的影响效应及其具体路径，进而为深化改革提供指引。国有企业经济效益对共同富裕的影响体现为双方面，既正向作用于发展水平，同时对共享水平具有负向影响。国有经济比重则主要通过正向作用于共享水平对共同富裕产生影响。国有企业并不简单代表着法权关系，其本质上反映了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的直接结合方式以及相应的分配制度。应正视改革在经济收益和社会责任目标下的双重诉求，推动质与量共荣共进。     

数字金融发展提升“两山”转化水平了吗？——来自西部民族地区的经验证据

在数字经济的大背景下,利用数字金融打破“资源诅咒”效应,提升西部民族地区“两山”转化水平,将“生态高地”转变为“经济高地”,对于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至关重要。本文利用2011—2020年我国西部民族地区省际面板数据,实证考察了数字金融发展对“两山”转化水平的影响和作用机制。基准回归结果表明,数字金融发展显著提升了我国西部民族地区“两山”转化水平。从分项指标来看,数字金融发展对“金山银山”的提升作用显著大于其对“绿水青山”的影响。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在市场一体化程度更深、人力资本水平更高和资源禀赋更好的地区,数字金融发展对“两山”转化水平的提升作用更明显。机制分析结果表明,数字金融发展可以通过提高技术创新能力和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提升“两山”转化水平。本文的研究为进一步提升我国西部民族地区“两山”转化水平,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提供了决策参考。     

中国市域尺度共同富裕水平格局及其影响因素

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内容。基于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从“共同”与“富裕”两个维度，构建了科学、有效的市域共同富裕评价体系，测算了2013—2020年我国279个地级及以上市域的共同富裕水平，并对共同富裕及其各维度的空间特征、收敛性以及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发现：(1)共同富裕及其各维度存在稳定增长趋势，但共同维度增长速度低于富裕维度；(2)共同富裕及其各维度均存在以高值为中心向外递减的阶梯状分布格局，共同富裕与富裕维度以东部沿海地区为中心，而共同维度存在长三角、珠三角以及东北部分地区3个中心，各维度均存在显著空间正自相关性；(3)共同富裕及其各维度均存在显著的收敛特征，呈“越低越快”的追赶态势，且共同维度的收敛速度更快；(4)经济发展水平、产业结构高级化以及脱贫攻坚政策的实施显著提升了共同富裕的增长速度，在脱贫攻坚政策下，产业结构高级化具有显著的“致富”效应，而“共富”效应不明显，农业依赖度越高则政策的“共富”效应越差，而数字经济发展在现阶段抑制了共同富裕的增长速度。     

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助推共同富裕的机制与效应研究

利用2010—2020年省级面板数据及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微观数据,在分别构建省级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指标和涵盖富裕、共享维度的共同富裕指标基础上,分析了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对共同富裕的作用机制与影响效应。研究发现: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通过解决增长和分配问题显著推进了共同富裕,在考虑内生性与多种稳健性检验后,结论依然稳健。异质性分析表明,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推进共同富裕的作用效果在胡焕庸线以东地区、中等共同富裕水平地区更为显著;且上述影响效应主要通过提升人力资本水平与扩大公共服务投入的机制来实现。进一步拓展研究表明,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不仅对临近地区共同富裕水平产生正向空间溢出效应,还会促进低收入家庭向中等收入家庭流动,进而有利于“扩中提低”的实现。上述结论对新发展阶段我国以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推进共同富裕实践提供了理论支撑和经验证据。     

新型城镇化建设如何推动共同富裕?——基于新型城镇化试点的准自然实验

处理好效率与公平、发展与共享两大关系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关键所在。本文基于2010—2019年中国地级市面板数据，从发展端和共享端测算出中国地级市层面的共同富裕水平，并将新型城镇化试点政策的实施作为一项“准自然实验”,结合渐进双重差分模型评估了该政策对共同富裕的影响。研究发现：新型城镇化试点政策对推动共同富裕产生了积极影响，相对于非试点城市，该政策使得试点城市的共同富裕水平平均提高约2.6%。进一步发现，新型城镇化主要通过人口城镇化和产业城镇化来促进共同富裕，以城市内在品质提升为重点的空间城镇化对共同富裕也能产生一定积极影响。此外，新型城镇化对共同富裕的影响存在异质性，该政策在发展端的促进作用强于共享端；同时，该政策能够显著提升东北、东部、中部地区共同富裕水平，但对西部地区的影响并不显著。本文研究内容为进一步权衡效率与公平、更好实现发展成果由全民共享提供理论与实践参考依据。     

金融科技如何促进共同富裕:理论机制和经验证据

在明晰金融科技与共同富裕内涵的基础上,厘清金融科技助力共同富裕的实现路径,将赋予金融科技发展新的时代使命。本文围绕共同富裕“发展”、“共享”和“可持续”的核心内涵,构建共同富裕评价指标体系,并使用自然语言处理和文本挖掘技术构建金融科技发展指标,进而实证检验了金融科技对共同富裕的作用效果和影响路径。研究发现,金融科技通过金融增长效应、金融深化效应和金融可持续效应,分别从“提高生产力”、“减少不平等”和“可持续发展”三条路径助力实现共同富裕。     

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协调发展评估——浙江省案例

文章以浙江省2010—2021年各项指标数据为样本,采用熵值法、耦合协调度模型、空间相关性模型进行指标数据分析并以GIS等级设色法为空间可视化手段,对浙江省域内两者的空间差异和耦合发展的时序演化进行实证分析。研究认为：(1)2010—2021年浙江省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两个子系统发展水平空间差异逐步降低,已逐步趋向均衡发展;(2)部分城市存在单个系统发展滞后,且个别城市受区域高水平城市带动效应不强;(3)浙江省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已处于高质量融合发展阶段,两者发展趋势呈正相关,浙江迈进乡村振兴与新型城镇化的有效结合与高速发展阶段。     

建言共同富裕发展规划的智库方案——读《奋力迈上共同富裕之路》

<正>共同富裕有深厚的中华民族历史传统文化渊源与历史背景,是中国共产党人践行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的重要体现。如何建构和推进共同富裕,可以说是“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大课题,不同领域的学者以及市场、投资人士均对此有颇具建树的建议。一方面,共同富裕是一个长期坚持的奋斗目标,是应在发展中解决的难题,因而兼具目标与问题、结果三重导向,这就从原则上决定了要实现共同富裕需要集思广益;另一方面,     

数字经济生产力助力共同富裕——双重效应与实践路径

经济数字化发展已势不可挡，如何发挥数字经济的优势助力共同富裕目标的实现，已经成为当前数字经济治理、共同富裕战略优化的必然要求。数字经济生产力能够正向赋能共同富裕，通过提升经济总量、优化产业结构、强化公共服务水平等方面助力实现共同富裕。但是，数字经济生产力背后的技术依赖以及资本支撑可能会异化共同富裕目标的实现。若要发挥数字经济生产力对共同富裕的助推力，就必须推动数字经济生产力与共同富裕之间的良性互动，突出数字经济生产力的社会属性、完善数字经济生产力的监督管理体系、构建数字经济生产力的责任承担和公正分配机制。     

面向共同富裕的农地“三权分置”改革：理论逻辑与实践路径

作为新发展阶段我国农地制度的重大创新,应基于共同富裕战略目标要求构建有中国特色的公平与效率兼顾的新型“三权分置”制度。共同富裕目标要求缩小贫富差距,实现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的统一,提高农民的发展能力。基于农民发展能力的视角,集体所有权是生存保障能力的体制载体,承包权是生产发展能力的制度保障,经营权是财产收益能力的产权载体。“三权分置”改革能够提高农民发展能力,为农民提供基本社会保障、低成本提供基础设施、提高农业经营效率并助力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发展,最终助推共同富裕。目前,“三权分置”改革面临集体所有权虚化与社会保障功能弱化、承包权固化与土地利用效率低下、土地经营权大规模流转与贫富差距强化的困境。应当强化集体所有权,稳定土地承包权,放活土地经营权,促进农民共同富裕。     

走好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浙江探索与经验——评《走好中国式现代化道路：高质量发展的浙江探索》

<正>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可以认为，高质量发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基础所在。改革开放45年来，浙江经济社会快速发展，尤其是近20年来，浙江忠实践行习近平总书记在浙江工作期间提出的“八八战略”，高质量发展成效显著，走在了时代前列。浙江省第十五次党代会明确提出在高质量发展中奋力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富裕先行和省域现代化先行，     

农业高质量发展赋能共同富裕的实证检验

选取2009—2021年中国30个省级面板数据，借助门槛模型实证探析农业高质量发展对共同富裕的影响效应。结果表明，农业高质量发展显著促进了共同富裕，且该作用具有持续增强的动态规律特征；农业高质量发展的共同富裕促进效应存在空间异质性，表现为对东部、中部、西部地区的影响分别呈现出边际递增非线性、倒“U”型以及正向线性特征；数字普惠金融、公共财政支农偏向对农业高质量发展与共同富裕关系的调节作用呈“N”型特征，数字农业生产力对二者的调节效应则呈倒“U”型特征。     

赋能乡村共同富裕的多维路径机制研究——以浙江为例

共同富裕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必然要求。在扎实推动共同富裕的过程中,乡村振兴是必经之路,缩小城乡差距是重要关键。浙江在高质量发展建设乡村共同富裕的道路上,以数字经济、组织创新赋能共同富裕的案例不胜枚举。本文试图借助浙江省相关县市区的典型案例,进行机理和政策的实例分析,剖析浙江如何通过数字经济、数字金融、“飞地”抱团模式以及产业联盟,真正做好集经济高质量发展、城乡区域协调发展为一体的先行示范,以期为浙江深化落实共同富裕的经验推广提供理论支撑和案例来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