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经济、环境规制与区域绿色创新绩效

“双碳”背景下，数字经济是推动区域实现绿色创新的重要驱动路径和动力来源。文章系统构建了数字经济测度体系，并以环境规制异质性门槛为切入点，采用非线性动态面板计量模型，实证探究数字经济对区域绿色创新绩效的环境规制门槛机制。结果表明：当前我国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较低，且区域异质性明显；特别地，数字经济对区域绿色创新绩效的影响受限于环境规制的异质门槛效应：较低水平的环境规制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数字经济的区域绿色创新绩效提升作用，而随着环境规制水平的进一步提高，有效激发了数字经济的驱动效应，进而促进区域绿色创新。即数字经济与区域绿色创新绩效呈现出U型关系。研究厘清了数字经济利用环境规制对区域绿色创新绩效的驱动效应，为区域政府制定绿色创新绩效提升路径提供切实依据和参考借鉴。     

产业智能化与城市低碳经济转型

在人工智能时代以及实现“双碳”目标的背景下，产业智能化是减少温室气体排放，推动经济实现低碳转型的有效途径。本文借助网络爬虫、手工搜集数据等方法，围绕智能化条件、智能化创新和智能化应用三个维度构建出中国283个地级市的产业智能化指数，探讨了产业智能化对低碳经济转型的影响；将产业结构升级划分为产业结构高级化和产业结构合理化，探析产业结构升级和技术创新在产业智能化与低碳经济转型之间的作用机理和门槛效应。研究发现：我国经济发展面临着较大的低碳转型压力，产业智能化能够显著促进低碳经济转型，在控制了内生性问题后结果依然稳健。产业智能化能够通过提升产业结构高级化、产业结构合理化和技术创新水平推动低碳经济转型。进一步研究表明，产业智能化对低碳经济转型存在显著的非线性门槛特征。在产业结构高级化和产业结构合理化位于中等水平时，产业智能化对低碳经济转型的推动作用最强；当技术创新跨过门槛值后，产业智能化对低碳经济转型的促进作用才得以显现。异质性检验结果显示，产业智能化主要作用于低碳试点城市、高碳排放强度城市、东部城市和一线城市的低碳经济转型。本文研究结论为促进我国产业智能化升级，推动低碳经济转型发展提供了有益...     

创新质量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影响的异质性研究

运用SBM方向性距离函数测算中国内地30个省份2006-2016年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构建以环境规制为门槛变量的动态面板门槛模型,实证检验创新质量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非线性影响。结果发现：非期望产出约束下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整体较低,区域空间差异较大;创新质量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存在受环境规制作用的门槛效应。进一步分组研究表明,环境规制门槛效应和创新质量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均存在空间异质性,东部地区环境规制门槛值低于全国其它地区,但创新质量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正向促进作用最大。东部地区省份可以制定更为严格的环境规制措施,以充分发挥创新驱动效应;中西部地区则应积极探索除创新驱动外的其它因素,促进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升。     

环境规制的区域产能调节效应——基于空间计量和门槛回归的双检验

从环境规制能否促进区域产能调节这一问题出发,利用2001-2016年我国30个省市自治区的面板数据,通过空间计量和门槛回归双模型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表明:环境规制能够促进区域产能利用率的提升,但该作用受环境规制强度的门槛约束;环境规制之于区域产能调节具有正向的空间溢出效应;技术创新对环境规制的区域产能调节效应具有显著的非线性门槛特征;环境规制的区域产能调节效应存在明显的区域异质性,在中西部地区的作用效果大于东部。     

“双碳”目标下创新要素配置优化与制造业高质量发展

立足“双碳”目标，选取2010—2020年中国30个省份面板数据，借助中介效应方法及面板门槛模型，探析创新要素配置优化对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影响效应及作用路径。研究发现：创新要素配置优化可显著驱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且这种驱动效应具有空间异质性与时间异质性；在作用路径上，创新要素配置优化可通过低碳产出、低碳政策、绿色消费三条路径促进制造业高质量发展；进一步研究发现，创新要素配置优化与制造业高质量发展之间存在基于低碳产出与绿色消费的双重门槛效应。低碳产出与绿色消费可正向调节创新要素配置优化对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促进作用，且调节作用渐次增强。对此，应培育制造业智能化发展新业态、形塑制造业低碳绿色发展新路径、构筑制造业区域协调发展新格局，以助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     

异质性FDI绿色技术溢出环境规制门槛效应研究

在测度2003-2018年中国工业36个细分行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基础上,采用线性模型和门槛模型实证比较诱导劳动型FDI和资本型FDI发挥绿色技术溢出效应的环境规制强度。结果表明：FDI并不会自动发挥绿色技术溢出效应,需借助环境规制的调节作用,但环境规制强度应保持在合理区间。静态门槛模型结果表明,当环境规制强度超过第二门槛值后,两类FDI均能发挥绿色技术溢出效应,但仅资本型FDI显著。动态面板模型结果表明,当环境规制强度提高到第三门槛值后,两类FDI均能够发挥显著的绿色技术溢出效应。此外,异质性检验结果表明,为诱导FDI发挥正向绿色技术溢出效应,应在资本密集型行业、劳动密集型行业和污染密集型行业设置较高的环境规制强度,而在清洁生产型行业设置较低的环境规制强度。     

创新质量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影响的异质性研究——环境规制的动态门槛效应

运用SBM方向性距离函数测算中国内地30个省份2006-2016年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构建以环境规制为门槛变量的动态面板门槛模型,实证检验创新质量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非线性影响。结果发现:非期望产出约束下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整体较低,区域空间差异较大;创新质量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存在受环境规制作用的门槛效应。进一步分组研究表明,环境规制门槛效应和创新质量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均存在空间异质性,东部地区环境规制门槛值低于全国其它地区,但创新质量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正向促进作用最大。东部地区省份可以制定更为严格的环境规制措施,以充分发挥创新驱动效应;中西部地区则应积极探索除创新驱动外的其它因素,促进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升。     

环境规制、创新与物流业发展水平

物流业对经济发展的重要性日趋明显,但同时作为高污染行业,其对环境的影响也成为物流业转型发展的重要突破点,创新成为解决该问题的重要手段之一。基于我国285个地级市数据,构造交互项模型和门槛模型验证环境规制、创新和物流业发展水平三者的关系。实证结果表明,环境规制与创新的交互效应对物流业发展水平起到显著负向影响,当创新水平不高时,过强的环境规制会阻碍物流业的发展;异质性检验结果表明,交互效应的负向作用、创新对物流业发展的正向作用在环境目标明确且定量表述的样本中显著,在环境目标未明确且定量表述的样本中不显著;门槛回归结果显示,环境规制通过创新这一门槛变量对物流业发展水平表现出先负向后正向的影响。因此,政府在制定环境规制政策时,应根据区域的创新水平,采取适宜的环境规制强度和手段。     

贸易溢出对我国绿色技术创新效率的影响研究——基于环境规制的门槛效应实证

基于我国30个省份2008—2017年的面板数据,采用非期望产出的SBM模型测度地区绿色技术创新效率,进而利用门槛面板模型实证研究了贸易溢出与绿色技术创新效率的门槛效应。研究表明:贸易溢出显著地存在环境规制强度的双门槛效应,且与绿色技术创新效率呈"U"型关系,只有当环境规制强度跨过特定门槛值时,贸易溢出与绿色技术创新效率才呈显著的正相关关系;环境规制强度除作为门槛变量对绿色技术创新效率呈间接作用外,还对绿色技术创新效率表现为显著的直接推动作用;政府支持度、研发投入、经济发展水平是影响地区绿色技术创新效率的关键因素。     

FDI知识溢出对区域低碳创新网络效率的门槛效应研究

针对经济全球化趋势和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下区域低碳创新网络发展面临的可持续转型增长问题,以及环境规制与低碳创新网络效率的非直接关联特征,通过构建考虑非期望产出的J SBM模型测算低碳创新网络效率,运用核密度函数模型描绘区域低碳创新网络效率的动态演变规律与区域异质性,从环境规制视角构建FDI知识溢出与低碳创新网络效率的非线性面板回归模型,探讨环境规制的门槛效应和时序变化以及FDI知识溢出与低碳创新网络效率的作用机理。研究表明：样本期间区域低碳创新网络效率整体较为收敛,地区差距呈扩大趋势;人力资本和吸收能力因素与低碳创新网络效率显著正相关,政策支持和市场竞争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低碳创新网络效率提升;加大环境规制强度能够促进FDI知识溢出、提升低碳创新网络效率;门槛效应的时空异质性明显,不同年份同一地区的分布存在较大差异。     

高质量发展目标下的环境规制与技术效率优化 ——以钢铁产业为例

因其显著的经济、社会与环境影响,钢铁产业技术效率优化对其加快实现高质量转型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基于2006—2017中国29个省份的面板数据,先是构建全局网络方向距离系数模型测算钢铁产业技术效率,并进一步建立空间杜宾Tobit模型和面板门槛模型,分析环境规制等因素对产业技术效率的空间溢出与非线性影响.结果表明,观测期内,中国钢铁产业技术效率整体表现出波动上升趋势,且效率水平存在区域异质性和空间相关性;行政命令与公众参与型环境规制对钢铁产业技术效率优化都起到了显著的促进作用,市场激励型和自愿意识型规制的直接效应尚不显著,行政命令型规制在不同空间距离下都体现出了显著的溢出效应;四类环境规制均存在双重门槛,但各类规制的最优强度区间存在差异,体现出其对钢铁产业技术效率的非线性作用机理.     

“双碳”目标下异质性环境规制对建筑业绿色发展的影响研究

在“双碳”目标下,实现建筑业绿色发展尤为重要。基于2004—2019年我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采用SBM方向距离函数和GML指数测度建筑业绿色发展水平,并利用系统GMM模型考察了不同环境规制对建筑业绿色发展的双重影响。结果表明：我国建筑业绿色发展水平整体呈稳步上升态势,且增长速度具有阶段性特征。命令型与市场型环境规制对建筑业绿色发展存在倒“U”型影响,公众参与型环境规制尚未对其产生直接影响。环境规制可通过外商直接投资及优化能源结构促进建筑业绿色发展,但其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技术创新的创新补偿效应和产业集聚的技术溢出效应,并且不同类型环境规制的间接影响效应也具有差异。因此,政府需合理设定环境规制强度,重视间接效应的发挥,加快实现建筑业绿色发展,助力实现“双碳”目标。     

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能提升企业产能利用率吗?

在“双碳”战略背景下，如何借助绿色金融推动中国企业绿色高质量发展转型是一个值得研究的议题。本文利用上市公司工业企业数据，检验了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对产能利用率的影响及其机制。研究发现：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显著提升了企业产能利用率，经稳健性检验和内生性处理后该研究结论仍然成立。进一步的机制研究表明，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是通过金融资源配置影响企业产能利用率的，具体而言，一方面通过资金导向和信息传递作用引导企业增加技术改造投资和绿色创新投资，进而提升产能利用率；另一方面通过设立门槛限制企业融资，倒逼企业提高资源利用效率，从而促进产能利用率的提升。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在非国有、成立时间较短、市场化程度较低和环境规制强度较高地区的企业中，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对企业产能利用率的提升效应更为明显。上述结论为推进企业绿色转型，助推实现“双碳”目标和经济高质量发展双赢提供了一定的参考。     

异质性环境规制、环境双元战略与绿色技术创新

在绿色转型背景下制造企业如何协调环境战略，将规制约束转化为动力，提高绿色创新能力亟待研究。结合制度理论和自然资源基础观，基于双元战略视角构建绿色技术创新驱动机制框架，探究异质性环境规制、环境双元战略与绿色技术创新关系，探讨不同企业生命周期阶段驱动机制的差异性。根据中国重污染制造上市公司2013—2020年面板数据，运用双重固定效应模型与逐步回归模型发现：(1)各类规制均有利于环境双元战略实施，其中，自愿参与型环境规制的促进效应最显著，命令控制型和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分别对反应型环境战略、前瞻型环境战略的促进效应更显著；(2)各类规制对绿色技术创新的积极影响从强到弱依次为市场激励型、自愿参与型和命令控制型；(3)环境规制通过环境双元战略影响绿色技术创新，且前瞻型环境战略的积极作用更显著；(4)不同生命周期阶段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驱动机制存在差异，各阶段企业通过针对性响应异质性环境规制和协调环境双元战略，促进绿色技术创新。     

环境规制、制度质量与绿色技术创新

在中国经济"新常态"与环境承载能力已经达到或接近上限的现实背景下,基于2000-2016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利用系统GMM与门槛效应模型,研究制度质量对环境规制与绿色技术创新关系的调节作用与门槛机制。研究表明,通过环境规制促进绿色技术创新,存在"不完全规制"现象;制度质量提升不仅直接对绿色技术创新产生显著的促进作用,而且还对环境规制与绿色技术创新的关系具有显著的正向调节作用,但其具体作用强度存在明显的产品创新与工艺创新差异性和区域差异性;环境规制对绿色产品创新、绿色工艺创新的影响均具有基于制度质量的双重阈值效应且绿色产品创新的制度质量门槛更高,在第一阈值拐点前后,环境规制对绿色技术创新的作用由抑制转变为促进,而在第二阈值拐点前后,环境规制对绿色技术创新的作用强度由弱向强转变。在推进绿色技术创新过程中,应并举环境规制加强与制度质量提升政策。     

开放式创新驱动制造业绿色转型了吗——一个有调节的中介效应模型

“双碳”目标和能源转型战略背景下,能否以及如何通过开放式创新驱动制造业绿色转型意义重大。根据2013—2020年中国内地30个省份面板数据,构建有调节的中介效应双向固定效应模型,探究开放式创新对制造业绿色转型绩效的影响效果及实现路径。结果表明,开放式创新通过提升技术研发能力、优化能源消费结构显著影响并提升制造业绿色转型绩效,其作用效果受到市场结构调节。异质性分析发现,双向开放式创新对制造业绿色转型绩效的作用存在差异,内向型开放式创新的驱动作用强于外向型开放式创新。研究可为中国制造业扩大创新优势、加速绿色转型提供政策参考与经验借鉴。     

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碳排放强度的影响研究

基于2003—2019年277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通过构建空间杜宾模型，考察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城市碳排放强度的影响效应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生产性服务业集聚能够促进本地碳排放强度下降；城市规模、低碳试点政策以及创新水平在这一影响中具有显著调节效应；通过进一步分析发现在产业结构优化程度不同时，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城市碳排放强度的影响具有门槛效应。文章结论为促进产业绿色转型和“双碳”目标的实现提供政策启示。     

数字金融、异质型环境规制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

推动经济绿色发展是“十四五”规划的重要目标,在数字金融发展背景下探讨其绿色价值并健全环境规制,在经济供需两端形成绿色发展合力具有重要意义。本文采用2011—2021年1597个工业污染源重点调查企业数据,利用中介模型和门槛模型探究了数字金融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以及异质型环境规制在此过程中的作用。研究发现,数字金融能够通过技术、资源配置和产业结构路径驱动企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随着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和公众自愿型环境规制的裁量空间增大,上述驱动作用会产生“减损”“补偿”和“分化”效应。异质性分析发现,对于绿色发展实力较强的企业,应重视资源配置和产业结构路径的作用,并主要实施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和公众自愿型环境规制;绿色生产成本较高的企业更应依靠技术路径,并重点实行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从而基于市场和政府的协同合力提升绿色全要素生产率。     

环境规制对制造业绿色转型的影响机制及实证研究

制造业绿色转型是大势所趋，环境规制作为实现环境效益的重要手段，其如何影响制造业绿色转型值得探讨。在阐述环境规制对制造业绿色转型直接影响和间接影响机制的基础上，使用2005—2017年中国（内地）省级面板数据，采用基于EBM-GML模型计算得出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衡量中国制造业绿色转型程度，进而建立固定效应面板模型检验异质性环境规制对制造业绿色转型的影响。结果表明：我国制造业绿色转型程度整体保持上升趋势，增长速度呈现出明显阶段性特征。环境规制对制造业绿色转型具有非线性影响，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和自愿参与型环境规制超过一定限度后能直接加快制造业绿色转型进程，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的直接影响则不显著；环境规制能够通过技术创新、外商直接投资、产业结构间接促进制造业绿色转型，产业集聚的影响则不显著；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能够通过间接效应影响制造业绿色转型。     

环境规制对制造业绿色转型的影响机制及实证研究

制造业绿色转型是大势所趋，环境规制作为实现环境效益的重要手段，其如何影响制造业绿色转型值得探讨。在阐述环境规制对制造业绿色转型直接影响和间接影响机制的基础上，使用2005—2017年中国（内地）省级面板数据，采用基于EBM-GML模型计算得出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衡量中国制造业绿色转型程度，进而建立固定效应面板模型检验异质性环境规制对制造业绿色转型的影响。结果表明：我国制造业绿色转型程度整体保持上升趋势，增长速度呈现出明显阶段性特征。环境规制对制造业绿色转型具有非线性影响，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和自愿参与型环境规制超过一定限度后能直接加快制造业绿色转型进程，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的直接影响则不显著；环境规制能够通过技术创新、外商直接投资、产业结构间接促进制造业绿色转型，产业集聚的影响则不显著；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能够通过间接效应影响制造业绿色转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