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CP范式下政府购买环境公共服务政策机制研究——基于多元主体协同治理的理论视角

政府购买环境公共服务,是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举措,也是推进多元主体参与环境公共服务的重要改革方向。借助SCP范式,引入目标管理、策略选择以及多元主体协同治理理论,着重分析了政府购买环境公共服务过程中,参与主体与购买内容结构对不同主体策略选择行为的影响,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剖析了参与主体策略行为对最终绩效的影响。研究发现,我国多元主体参与的协同治理机制尚未形成,上级政策法规不健全导致整体治理结构尚未完善,目前二元协同会导致社会整体福利损失,不同策略选择行为所导致的绩效侧重对该策略具有正反馈。据此,应通过扩充参与主体并保障其参与地位、加快专项法规体系建设、建立顺畅的沟通协调机制、完善绩效评估内容等方式优化政府购买环境公共服务机制,有效推进环境治理工作。     

农村环境污染的网络治理研究

随着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加快,农村环境污染问题日益凸显。如何有效治理农村环境问题已成为社会普遍关注的焦点。与科层治理模式和市场治理模式比较,网络治理具有的多元主体平等、协同治理的独特自在性更契合农村环境污染治理的内在要求。论文首先阐释了农村环境污染网络治理的内涵及框架设计,进而针对农村环境污染网络治理面临的价值目标异化、治理主体权力结构失衡、治理层级结构单一和运行机制形式化的困境进行解构。最后从培育合作治理理念、明确治理权责、构建以政府为主导的多元治理网络结构和建设网络化治理机制提出对策。     

乡村振兴背景下农村生态环境治理现状及对策

农村环境治理是乡村振兴的重要一环。而农村环境污染主要来自农业、工业和生活垃圾三方面,其主要问题在于主体责任缺失、执行不力、生态治理机制不完善。目前,围绕这些问题的研究成果颇丰,学者们从农村生态环境治理内容、治理主体及对农村生态环境治理面临的困境等从不同视角进行了分析,并对农村主要污染源的治理方式、治理主体参与方式及农村生态环境治理机制等进行了研究,并提出了相关对策。     

我国房价治理的利益集团视阈分析

利益是永恒的核心问题,房价治理实质上是一个利益重新分配和调整的过程,是有着利益冲突的利益集团相互博弈达成新的利益均衡的过程.房价治理主要涉及到中央政府、地方政府、房地产商、普通市民四个利益集团,它们带着各自的利益目标进入房价治理场域,对房价治理有着不同的角色表现和利益诉求,并根据各自的利益得失构建起政策博弈机制.主导或异化、抵制或促成相关政策变迁.对房价治理场域中的相关利益主体进行界定,并对其角色行为进行深入分析,是理解房价问题的前提.     

跨域生态环境问题多元共治:缘由、困境与突破

跨域生态环境问题多元共治作为政府、企业、社会组织和公众等多元主体共同参与的多层次、多主体的网络化治理,打破了地理空间范围分割、突破了行政区划刚性约束和超越了单一主体治理局限,成为解决跨域生态环境问题和实现区域"绿色"发展的理想治理模式。但跨域生态环境问题治理的复杂性和合作共治主体的多元性,使跨域生态环境问题多元共治在实践中可能面临目标达成、利益协调、权力配置、责任划分和治理有效等现实困境。可通过理念转变与教育引导、利益补偿与利益共享、权力让渡与合作契约、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制度规范与激励约束等途径突破实践困境,促进跨域生态环境问题多元共治实现,进而提高跨域生态环境问题多元共治绩效。     

从“新圈地运动”看社会权力失衡

运用权力视角,对城市化拆迁场域中的各方利益主体进行了权力配置分析。跳出社会决定论的思路,将拆迁过程中的利益主体视为＂行动者＂而非制度结构下的行为选择者。在＂新圈地运动＂中,对各方的利益主体的行动策略加以分析。尽管制度安排对于维护程序正义和弱势群体利益有相当重要的作用,如果不能出现对于过大的权力资本的制约机制,法律、政策仍然会成为权力占有者的行为合法化工具。     

职业教育助推乡村振兴的逻辑机制

在推动乡村振兴的过程中，职业教育的作用越来越明显，然而当前职业教育推动乡村振兴的逻辑机制并不清晰。为深入探索职业教育与乡村振兴的逻辑关系与作用机制，对布迪厄教育理论及其核心概念进行回顾，基于布迪厄教育理论对当下城乡“二元”格局进行理论阐述，并在此基础上深入探索职业教育助推乡村振兴的内在逻辑和行动逻辑。研究发现乡村职业教育能够改善文化资本造成的代际差距，并能通过对乡村振兴的支撑进一步强化教育“场域”能量。因此，要优化完善“场域”主体结构，增强职业教育“场域”内资本力量，推进“场域”融合，实施多元合作。     

中国乡村生态治理现代化多元主体共治探究

随着中国乡村经济的不断发展和城镇化、工业化的推进，乡村生态破坏加剧，乡村生态治理现代化成为乡村振兴和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的现实需要。基层政府、企业单位、乡村居民作为主要治理主体，存在着治理意识淡薄和主体之间各自为政的治理状态，这就要求治理主体充分发挥自己的权责作用，构建治理主体的整体性结构，不断形成多元协同共治的治理主体格局。在乡村生态治理过程中，认识乡村生态治理现代化的主体共治逻辑不仅要明晰治理主体间是利益共同体，还要通过人与自然互为主体性来把握人与自然也是利益共同体，让中国乡村走向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现代化发展道路。     

共生理论视角下农村环境治理:挑战与创新

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中,农村环境治理成为影响其战略进程推进的关键,也是亟待探究的重要议题。然而,农村社会转型诱发环境治理结构转向,治理主体力量失衡弱化治理共生水平以及治理界面不优触发环境治理机制弊端等现实问题,对农村环境治理构成严峻挑战。共生理论作为研究相互依赖的主体实现农村环境治理共生系统进化创新的工具,其蕴含的方法论为考察农村环境治理提供了有益视角。具有主体多元、交互作用、共同治理、互惠共生优势的共生型治理无疑是农村环境治理创新发展的基本方向。构建此模式,需要着重从营造正向共生环境,构筑多元治理结构;释放互惠共生动力,强化协同交互功能;加强制度体系建设,营造共生治理界面三方面综合施策。     

农业产业创新链构建：实质、依托与模式

农业产业创新链的构建需要扩展到产业生态系统各个链条与环节之中,依托农业生态系统的经济技术结构、经济管理结构、经济生态结构的动态调整,对产业全流程、全要素、多主体、多循环的结构式关系进行深层次变革,形成不同结构中不同流程、不同要素、不同层次的循环共生。基于“n螺旋”创新链主体结构,可围绕产业链主体形成政府主导模式、农户主导模式、公司主导模式、合作社主导模式和教科研机构主导模式,或围绕资金、政策、人力、信息、生态这五个关键要素展开。要根据产业利益相关者原则,落实创新链“链长制”,加强创新导向评价;建链延链强链,实现各方联动;构建农业经济技术—管理—生态结构,增强各主体科研能力;加强农业信息平台建设,构建产业链协同机制。     

乡村振兴背景下民族地区乡村治理路径研究

乡村振兴的基础是治理有效,揭示治理路径对于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战略具有重要意义。影响民族地区乡村治理的因素体现在历史与现实两方面,主要特点是情境特殊性、目标多元性和主体民族性。现存问题有治理主线明确性不足、治理主体参与程度弱化、治理技术难以满足需求和企业生态责任履行缺位。民族地区乡村治理遵循主线—结构—平台—补充的内生逻辑,具体表现为治理意识—治理主体—治理技术—治理责任—治理目标。治理实践路径包括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动具有民族特色的多元主体参与、开发与应用符合民族实际的数字技术、强化民族地区企业生态责任建设四个方面,从而将民族特色转化成乡村振兴的动能与优势。     

我国农村生活垃圾治理研究综述及展望

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其中,生态宜居成为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目标之一。近年来,农村的生活垃圾污染成为农村环境污染的重要来源,严重破坏了农村的生态坏境,导致了农村人居环境问题突出,影响了农村居民的生产生活。加强农村人居环境治理成为实现生态宜居目标的重要举措。论文细梳理了近年来学术界关于农村生活垃圾治理问题的研究进展,重点就农村垃圾问题现状、归因、参与主体及模式研究、研究不足等四个角度进行梳理和评论,最后提出我国农村生活垃圾治理的展望。     

完善我国乡村治理机制的思路和举措

近年来我国农村社会在经济、社会、文化等领域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农村社区建设进一步推进,传统的乡村管理模式渐渐地失去了效力,乡村治理的理念也正逐渐被引入到农村社区建设中去.乡村治理是一个多元主体共同参与、合作与博弈的过程,完善我国乡村治理的机制,提高治理的绩效,必须从我国农村社区发展的实际出发,多渠道有效地提高各主体的治理能力,完善和协调治理主体间的合作机制. 一、乡村治理的概念 1、强调乡村治理的主体.就目前的研究现状来看,大部分的学者都比较赞同乡村治理是一个多元主体共同实施管理的过程,乡村社会是国家和社会共同作用的一个领域.党国英认为,乡村治理是以乡村政府为基础的国家机构和乡村其他权威机构给乡村社会提供公共产品的活动.乡村政府和乡村其他权威机构是乡村治理的主体.任艳妮认为,乡村治理是包括政府组织和乡村社会以及其他主体在内的一种多元主体围绕公共权力与资源有效配置展开的活动.房正宏认为,乡村治理场域至少存在三方治理主体,即基层国家政权(乡镇政府)、地方精英、村民委员会(民众).     

村庄制度对农村居民生活垃圾分类治理行为的影响研究——基于计划行为理论的分析

农村生活垃圾有效治理是解决农村环境污染的关键,是实现乡村生态振兴的重点,充分发挥农村居民生活垃圾分类治理的主体作用,可以提高生活垃圾治理的效率与效果,从而改善农村生活环境,全面推动农村经济社会发展。以陕西省863名农村居民为研究对象,从村庄制度视角出发,基于计划行为理论构建农村居民生活垃圾分类行为的研究框架,进而运用结构方程模型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村庄制度对农村居民的主观规范和治理态度均存在显著正向影响,并且进一步显著提升其生活垃圾分类治理的意愿及行为;主观规范、分类态度与知觉行为控制对农村居民生活垃圾分类意愿均存在显著正向影响;分类意愿显著提升农村居民生活垃圾分类行为。另外,农村居民的生活垃圾分类行为受到村庄制度与亲戚朋友等周围人行为的影响,生活垃圾治理的相关村庄制度越完善,周围人参与分类的积极性越高,农村居民的生活垃圾分类行为随之增强。     

农村宅基地产权制度变迁的经验研究：从“增减挂钩”到“三权分置”

对宅基地使用权流转的约束与突破贯穿了农村宅基地产权制度从“增减挂钩”到“三权分置”的变迁过程。其间宅基地使用权流转由早期政府主导逐渐过渡到农民机会公平，宅基地用益物权属性逐渐彰显，但同一时期各地宅基地产权制度改革的市场化程度存在差异。农村宅基地产权制度演变内在动因在于产权公共域下的制度失衡及利益主体围绕宅基地产权中非专有性价值利益开展的行为选择，由此形成一个不断放松宅基地产权结构管制，降低租值耗散程度的过程。农村宅基地产权制度改革演进方向应明晰宅基地“三权”归属与权能配置、减少产权公共域，保障农民土地权益、建立合理增值分配制度，因地施策、政策分类治理化。     

农村水环境网络治理思路分析

农村水环境污染治理是一个复杂的社会系统工程,需要充分利用各种资源,有效协调各种利益关系。文章分析了农村水环境污染治理核心利益相关者及其利益关系,梳理了农村水环境污染治理资源,比较分析农村水环境污染治理的政府治理、公民社会治理、平行治理以及网络化治理四种治理路径,认为网络治理是农村水环境治理的重要趋势,进而提出以地方政府为主导,充分利用各种力量和资源的农村水环境网络治理框架。     

必须加快制度改革

正环境管理应该超越在"政府一市场"之间的循环选择,将注意力集中于环境管理的根本问题——制度,理解一定制度结构下各利益主体的行为选择及其绩效影响。成功的环境管理政策一定是能令各利益主体的行为选择与环境治理的目标激励相容的。制度作为权利的一种过滤机制,决定了追求效用最大化的个人将如何行动,而行动的结果则决定了治理的绩效。然而,相比出现的新问题、新事物,制度的变迁却是迟钝而缓慢的。新问题的出现要求制度进行相应的变迁以改变人们的行为约束,从而配合对新问题的治理。当     

生态风险治理评估研究——以三江源区为例

随着治理理论兴起,治理绩效评估备受瞩目,各种治理评估体系孕育而生。三江源区生态风险治理评估是在理论研究基础上,结合地方实际发展起来的评估框架,据此了解政府与社会开展生态保护建设责任意识,推动地区生态治理制度创新能力。评估包括政府治理、企业治理、社会治理与个人治理,根据内容设置不同权重及指标要素,由第三方评估机构负责实施,并提供决策参考。     

基于利益相关者的重要生态功能区管理创新研究

当前我国重要生态功能区重要生态服务功能退化严重,这不仅对区域的生态安全带来威胁,也成为制约我国生态文明社会建设的瓶颈因素。加强重要生态功能区管理,实现科学的、持续的重要生态功能区的多元治理势在必行。结合国际上日益强调对完整生态系统和重要生态功能区域全方位保护的迫切需求,梳理和分析了我国重要生态功能区管理的现实状况及问题,提出了生态功能区政府主导—利益相关者参与治理的新思路。     

农村环境治理绩效审计的作用机制与实施路径

农村环境治理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举措,实施农村环境治理绩效审计是推进环境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内容之一。目前农村环境治理存在着投资大、周期长、涉及面广、收效缓等问题,亟需开展农村环境治理绩效审计以提升农村环境治理绩效。本文基于农村环境治理全流程,把农村环境治理绩效审计的主要内容分为农村环境政策审计、农村环境资金审计、农村环境项目审计和农村环境监管审计。然后从审计的预防、揭示和抵御功能分析了农村环境治理绩效审计的威慑、纠偏和反馈作用。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农村环境治理绩效审计的实施路径:加强审计处理与处罚力度,协同审计追责问责;聚焦审计整改与纠偏控制,统筹审计资源技术;完善审计建议与公开制度,构建审计评估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