县域碳收支核算与碳综合补偿类型分区——以钱塘江流域为例

空间明晰化的碳综合补偿与管理类型分区对于建立能够体现碳汇价值的流域生态保护补偿机制至关重要。以钱塘江流域10个县（市、区）为研究对象，基于碳收支核算体系分析钱塘江流域县域尺度碳收支时空演变格局及其碳收支平衡关系，运用考虑社会经济、资源利用、生态环境因素的综合评价方法，对钱塘江流域进行碳综合补偿与管理类型分区规划。结果表明：(1)2000—2020年钱塘江流域碳排放量与碳吸收量总体不断增加。碳排放量呈现“西南低，东北高”的空间格局，碳吸收呈现“西南高，东北低”的空间格局。(2)2000—2020年钱塘江流域碳排放基尼系数平均值为0.60，碳排放经济贡献系数在0.86～1.03之间，碳生态承载系数在0.02～15.81之间。流域内县域单元之间经济发展与资源利用效率差距较大，碳供需错配现象比较严重。(3)2020年萧山区、余杭区和富阳区为碳综合补偿平衡区与低碳控制区，常山县、开化县、建德市和淳安县为碳综合补偿获补区与低碳优化区，临安区和桐庐县为碳综合补偿获补区与低碳控制区，杭州市市区为碳综合补偿支付区与低碳减排区。     

中国省际贸易隐含碳排放测算及跨区域补偿机制

贸易隐含碳减排是实现中国“双碳”目标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公平合理的贸易碳排放责任分担及补偿机制是缓解贸易“碳泄漏”问题及推进合作碳减排进程的关键。本文基于最新的中国省际多区域投入产出模型,从责任与收益对等原则出发,提出贸易碳排放责任公平共担方案,并结合不同区域的碳减排成本因素,设计中国省际贸易碳补偿机制。研究发现：2017年中国省际贸易隐含碳排放占总排放量的46.6%,且碳转移主要发生在相邻省份之间。人口稠密及经济体量大的省份具有较高的贸易碳排放责任,不过不同地区的碳排放责任结构有所差异。工业发达的内陆省份具有较高的生产侧责任,而经济发达的沿海省份具有较高的消费侧责任。因此,碳补偿方向主要表现为发达省份向欠发达省份补偿,同时补偿量受双方贸易产品碳强度差异影响。由于不同地区的补偿标准差异,省域间的碳补偿量与碳补偿额并非完全一致。最后,基于碳补偿方案,本文从补偿方式、运行模式及监督保障等方面建议构建中国省际贸易碳补偿机制,推动区域间合作减排进程。     

基于省际贸易视角的隐含碳权定价研究北大核心

我国省际贸易快速发展,由此带来隐含碳转移,如何推进省际经济均衡发展,探讨隐含碳省际补偿机制势在必行,而省份间隐含碳权定价成为关键。基于此,首先构建环境投入产出模型,测算出各省份的二氧化碳净转移量。其次运用成本重置法构建碳权定价模型,运用因子分析估算地区调整系数,测得各省份二氧化碳排放权价格,结合各省份净转移量和二氧化碳排放权价格提出区域内的补偿标准方法。最后,以泛长三角区域进行实证分析。研究表明:上海、江苏、浙江、福建、河南是隐含碳的净输出省份,山东、湖北是隐含碳的净输入省份,江西、安徽由隐含碳输入省份变为输出省份。     

区域耕地保护补偿分区实证研究

由于我国各地自然、经济、社会条件的差异,区域间耕地保护补偿关系必然不同。依据外部性理论,采用人均耕地阈值方法,将全国31个省级行政区划分为耕地赤字区、耕地平衡区以及耕地盈余区,确定了省级层面耕地保护补偿关系。分区结果显示:全国耕地赤字区12个省份,耕地平衡区8个省份,耕地盈余区11个省份,并将补偿分区与我国传统粮食分区进行比较,显示出了我国耕地资源的恶化趋势及补偿的迫切性。分区结果为耕地保护区域横向补偿额度及其流向提供了方向性指导。     

区域贸易隐含碳排放时空变化及影响效应——以长江经济带为例

厘清长江经济带各省市的贸易隐含碳排放及其时空变化规律,对制定公平有效的碳减排方案具有重要意义。总贸易核算体系可以更加精确地测算隐含碳排放,基于此,文章运用多区域投入产出模型测算2007、2010、2012、2015年长江经济带11省市的调出隐含碳排放,并采用对数平均迪氏指数法(LMDI)对其进行影响效应分析。结果表明:(1)长江经济带总体调出隐含碳排放呈现逐步上升的趋势,各省市调出隐含碳排放大致呈现从西到东递增的趋势,且大部分省市的调出隐含碳排放量在2007—2012年处于上升的趋势,而在2012—2015年开始下降或是增速开始明显放缓。(2)分部门测算结果显示重制造业及能源工业部门的调出隐含碳排放的比重较大,且大部分部门的调出隐含碳排放呈现上升的趋势,但是从2012年开始,也有不少省市部门的调出隐含碳排放量开始下降,尤其是工业各部门下降趋势明显。(3)影响长江经济带调出隐含碳排放的影响因素中,规模效应始终是导致调出隐含碳排放量增加的主要因素,结构效应经历了由正效应向负效应再向正效应的转变,强度效应则经历了由负效应向正效应再向负效应的转变,各省市分部门的结果与总体结果大致相同。     

隐含碳及其测算方法研究综述

在对国内外现有隐含碳研究文献进行阅读梳理的基础上,从隐含碳的定义、内涵、研究趋势和测算方法出发,重点关注投入产出法在隐含碳研究中的应用,总结现有研究的成果与不足,并提出投入产出法在隐含碳研究中的应用展望。总结得出：隐含碳是各行业产品和服务在全生命周期中的直接和间接碳排放之和,可从生产侧和消费侧两个角度诠释;隐含碳核算方法包括生命周期法和投入产出法,其中投入产出法应用较广,是隐含碳研究的主流方法;投入产出法主要应用于生产、贸易领域的测算及影响因素分析,研究隐含碳在产业部门和地区之间的转移;隐含碳研究客观上将呈现出核算方法精细化、研究尺度具体化、应用场景多元化趋势。今后研究可综合集成多种方法,弥补投入产出法的缺陷,使其在隐含碳核算、隐含碳流动驱动机制、隐含碳排放情景预测等方面发挥更大作用。     

东亚地区产业垂直专业化、贸易细分与中国的贸易隐含碳

随着东亚地区产业垂直专业化程度的加深,中国在承接东亚地区产业转移的同时,也接收了大量的隐含碳排放。基于进口非竞争投入产出模型,将垂直专业化率引入碳排放测算模型,利用1995-2007年中国的产业、贸易和能源数据估算中国各行业的贸易隐含碳排放量,再结合中国产业各行业的垂直专业化指数,考察垂直专业化水平对各行业贸易隐含碳的影响。结果表明：产业垂直专业化率的提升导致了中国对外贸易隐含碳排放的增加;各产业部门的隐含碳排放与垂直专业化水平呈正向变动关系,在高碳产业中这一趋势更为明显,表明我国参与国际分工处于产品生产网络的高碳排放环节。     

基于碳平衡的城乡生态补偿长效机制研究——以北京市为例

城乡生态补偿对于促进城乡统筹发展、保障城乡生态建设和生态安全具有重要意义。从碳平衡角度探讨城市和乡村之间的生态关系,建立碳平衡的生态补偿计算方法,并以北京市为例,计算了2005~2012年城市和乡村的碳排放、碳吸收,说明了乡村地区碳吸收的生态贡献,提出了城乡生态补偿长效机制构建思路。研究指出:北京城市地区为碳源,碳赤字巨大;乡村地区为碳汇,平均每年净碳吸收量达133.6×10~4t;按照单位碳价格100CNY/t计算,乡村地区每年应获得补偿1.336亿元。研究提出应尽快完善生态补偿顶层设计,构建基于村级单元的城乡碳平衡数据库,完善生态补偿财政政策,设立生态补偿财政转移支付资金,加快建立城乡生态补偿长效机制,有效促进城乡生态统筹发展。     

经济内循环视角下中国省域间隐含碳转移网络结构特征研究

基于MRIO模型测算了我国省域间隐含碳排放转移规模,采用社会网络分析方法刻画了隐含碳转移的方向与空间网络结构特征,以探讨经济内循环视角下省域间碳转移网络关联特征和聚类特征。研究表明:(1)省域间隐含碳转移规模增大,转移方向呈现不对称性、区域性、复杂性特征,其中,广东、江苏、浙江、河北、上海等地是主要的碳转出区,河北、山西、内蒙古、山东、河南等地是主要的碳转入区。(2)省域间碳转移空间网络结构呈显著的紧密化、中心化趋势,随着中介网络节点省份数量减少,碳转移的梯级转移特征弱化;中心权力节点动态更替特征凸显,碳转移网络稳定性降低。(3)进一步,块模型分析揭示了省域间的碳转移与传导作用趋于"需求主导"到"内化供给""供需并存"的中心化聚类形态。研究结果可为制定区域间协同减排政策提供理论和科学依据。     

国内贸易隐含碳转移与损益偏离研究——基于经济内循环视角

文章构建损益偏离指数探讨经济内循环视角下国内贸易中的环境不公平问题.结果表明:经济内循环中经济收益较大的地区集中在京津冀、长三角、山东、湖南、广东等东部沿海地区;相对受损地区集中在山西、内蒙古、河南、黑龙江、吉林及西部等资源密集地区;省际贸易引致隐含碳转移规模差异显著,隐含贸易增加值与隐含碳转移在空间上分离,有逆向转移的特征,印证了"损益偏离"现象;通过进一步的损益偏离分析发现中国省际贸易中普遍存在损益偏离现象,偏离程度以中度和轻微偏离为主;高度偏离关系发生在东部与中部省区之间、东部省区内部及东部与西部省区之间.     

对外贸易 、区域间贸易与碳排放转移—— 基于中国地区投入产出表的研究

我国作为一个区域发展不平衡的国家,其内部是否也存在类似国际上的碳排放转移呢?在不同地区的碳排放转移过程中,到底是对外贸易,还是区域间贸易扮演更为重要的角色呢?文章通过构建环境投入产出模型和采用中国地区投入产出数据,计算2012年我国31个省份的对外贸易隐含碳和区域间贸易隐含碳,并从对外贸易和区域间贸易两个方面考察我国的碳排放转移,以得到我国不同地区在碳排放转移中的地位差异及其原因.研究结果表明:(1)我国确实存在区域间碳排放转移,且面临的碳泄漏主要在于区域间贸易而非对外贸易,即广东 、江苏 、浙江等碳排放净流出地区是碳排放从国外转移至国内的中转地,而山西 、内蒙古 、河北等碳排放净流入地区则是碳排放转移链的目的地.(2)国外向我国转移的碳排放主要集中在工业制成品贸易,而不同地区则通过区域间贸易产生的碳排放转移主要由国内初级产品贸易引起.(3)资源禀赋状况 、外贸发展模式等因素均会对我国各地区在碳排放转移中的地位产生影响.文章为我国制定差异化的地区碳减排政策与目标提供了经验依据.     

基于耕地“全价值”核算的省际横向耕地保护补偿理论与实证

经济补偿是生态文明建设的主要政策工具,耕地保护补偿是生态补偿的重要构成,但目前地区间横向耕保补偿机制缺失.生态视角下,仅以耕地农产品供需关系衡量补偿关系和标准的方法欠缺理论完备性.耕地保护补偿的理论根源是耕地资源配置的市场和政府失灵,补偿机理可还原为耕地价值的分配调整,耕地保护的机会成本损失和外部性分别是上下级“纵向”和地区间“横向”补偿的依据.基于耕地价值供需平衡的假设和简化推论,综合省际统计和调研数据核算各省区耕地“全价值”年均单产,比较全国和各省人均耕地价值占有量,可将各省份划分为耕地赤字和耕地盈余区,依据耕地价值量差值建立横向补偿机制.     

基于修正碳计量的区域农业碳补偿时空格局

加快实现生态补偿公平价值目标是提升生态资源利用地区公平性的关键举措。为此,将区域间资源禀赋差异引入到农业碳补偿的研究框架,结合农业碳绩效模型与生态服务价值当量因子法构建农业修正碳计量,采用2007—2015年中国省域面板数据进行碳补偿额度测算,继而运用ESDA空间分析技术探索区域农业碳补偿的时序特征和空间分布。研究发现,中国八大人文地理区在2007—2015年期间低碳农业发展并非完全有效,生态系统服务能力也存在明显差异,经农业修正碳计量测算后,碳排放与碳汇的空间分布格局均发生一定变动,农业碳补偿由修正前东南向西北的"升—降"格局调整为整体上升趋势,其中资源禀赋较差的区域碳补偿额度均有所提升,农业碳补偿的地区公平性增强。在时空演变方面,修正后农业碳补偿额度逐年递增,其中山东、河南地区为农业碳补偿热点区,浙江、湖南、江西、福建、广东地区为农业碳补偿冷点区,八大人文地理区农业碳补偿表现出正的空间自相关性,且华北与华中区域存在显著的空间集聚特征,随着这种效应逐渐减弱,农业碳补偿空间分布的均衡性也持续增强。因此,建立区域间横向农业碳补偿制度对于提升低碳农业发展绩效具有重要作用。     

中国湿地生态价值评估及生态补偿标准研究

从机会成本的角度，对研究评估我国31个省份（港澳台地区除外）湿地生态价值的85篇文献进行案例分析，构建了区域湿地生态补偿标准测算思路与估测模型，并对我国31个省份的湿地生态价值及生态补偿标准进行了定量测算。结果表明：（1）从空间分布来看，湿地生态价值总量呈现由西向东递减、由西北、东北向中部递减趋势；单位面积湿地生态价值量呈现由东向西递减、由中部向东北和西北递减的趋势，这与我国植被的地带性分布梯度基本一致。（2）2018年我国湿地生态价值总量为18.36万亿元，其中调节服务价值占生态价值总量的75.55%，表明调节服务是湿地生态系统的核心功能；（3）经济欠发达地区较发达地区对生态补偿需求迫切程度较大，特别是西藏、青海应对其优先补偿。（4）我国83.87%的省份有条件支付补偿标准，16.13%的省份有较大困难支付补偿标准，其中作为大江大河的发源地和主要集水区的青海、西藏基本没有条件支付补偿标准，这为建立横向湿地生态补偿机制奠定了理论和实践基础。     

西北地区贸易联系与空间流向分析

西部大开发以来,西北各省区对外贸易和省(区)际贸易的绝对量逐步增大,对内和对外开放程度均有所提高。空间上呈现两大特征:一是地区内省(区)际贸易联系较强;二是地区外贸易具有明显的东部沿海指向。对外贸易特别是边境贸易的繁荣是西北各省区国内贸易增长和空间格局变动的重要原因。继续推进西北地区在东、西两个方向上的流通通道建设,同时加强地区内各省区之间的产业关联建设,是促进对外贸易和省(区)际贸易同步发展的关键。     

黄河流域产业匹配动态演变及其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以高端服务业与先进制造业为例

基于2004—2020年黄河流域省际面板数据，采用物理容量耦合模型对各省区高端服务业与先进制造业匹配发展水平进行测度，并运用核密度估计法和空间杜宾模型，深入分析产业匹配发展的时空演变特征及其与经济高质量发展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1）黄河流域九省区高端服务业与先进制造业匹配发展水平具有较大差异，其中山东省处于初级协调阶段，匹配发展水平相对较高。（2）黄河流域产业匹配密度分布曲线的中心右移，表现出右拖尾，其密度函数呈现偏态分布，表明黄河流域产业匹配发展呈上升态势，但省区间具有非平衡发展特征。（3）产业匹配不仅能对本省区经济高质量发展产生促进作用，还对周边省区存在正向溢出效应，不同生产性服务业与先进制造业匹配对本地及周边省区的经济高质量发展影响各异。     

江河源头水源涵养生态功能区生态补偿机制研究——以江西东江源区为例

流域下游地区对上游地区予以适当经济补偿已经成为我国解决区域之间社会经济失衡、保护流域水资源生态安全问题的重要手段和迫切需要。在简要回顾国内外流域生态补偿机制理论研究和实践模式的基础上,以江西东江源国家级水源涵养功能生态保护区自然生态环境条件和社会经济发展现状为背景,分析了在江河源头区域实施生态补偿的现实必要性及其政策法律依据;根据"受益者补偿"的原则,确定了东江源生态补偿主体和受体;运用"成本—效益分析法"和"工业发展机会成本法"测算出生态补偿标准总额为51 335.2万元;以水量、水质和用水效益三个指标为基础,建立流域环境保护与生态建设成本分担模型并测算出流域下游地区广东省环境保护与生态建设成本年分担份额为10 861.33万元,就东江源区域实施生态补偿应当遵循的原则和途径进行了设计。     

中国生态功能区财政转移支付制度体系重构——基于拓展的能值模型衡量的生态外溢价值

2008年,中央财政在均衡性转移支付体系下设立了生态功能区财政转移支付,各省区再根据自身情况设计相应的资金分配办法,其最终目标是引导生态功能区政府和居民保护生态环境。然而,由于中央对地方生态功能区财政转移支付设计理念是建立在增强生态功能区政府基本公共服务供给能力上,加之各省区的资金分配方案又各不相同,自然,制度设计的初衷与最终目标之间必然存在偏差。本文主张中央对地方生态功能区财政转移支付制度应该定位在生态外溢价值补偿上,同时应建立全国统一的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制度体系。首先,本文基于不同补偿路径提出了"生态外溢价值"补偿理念;其次,基于拓展的能值模型分别测算生态服务功能价值、生态资源稀缺价值和生态价值自身消费,重构基于生态外溢价值补偿的生态功能区财政转移支付资金补偿体系;再次,以全国31个省区和云南省129个县市为案例,对生态功能区财政转移支付资金分配进行实证测算,以检验该方法的可操作性。最后,提出构建和完善该项制度的进一步展望。     

碳排放的区际比较及环境不公平——消费者责任角度下的实证分析

本文以我国中、西部地区单位消费支出碳排放大于东部地区的现象为研究出发点,测算了我国1995-2010年中、西部地区19个省份的碳排放量,在此基础上建立了省际面板模型,主要考察居民消费及其引发的碳转移对中、西部省份碳排放量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居民消费是导致碳排放增加的主要因素之一,东部地区居民消费将通过产品贸易方式将部分碳排放转移到中、西部地区,从而导致我国存在地区间环境不公平现象。据此,本文认为政府可通过适度增加对中、西部的转移支付,缩小东中西部消费差距、碳减排技术水平和产业结构的差距,从而逐步减少地区间环境不公平现象。     

陕西省工业行业碳排放实证研究

运用投入产出模型,首先测算了2002年、2007年及2012年陕西省工业品隐含碳排放量情况。结果发现,3个年份陕西省隐含碳排放量不断增加且呈现出较高的行业集中度,排名前5位的部门由高到低分别为石油化工业、煤石油开采业、金属制品业、非金属制品业及计算机设备制造业。随后,分析了2002年、2007年及2012年陕西省工业品隐含碳排放失衡度。结果表明,在国际贸易方面,上述3个年份陕西省均为隐含碳排放净出口方,说明陕西省为其它国家承担了能源环境负荷;在国内贸易方面,陕西省2002年和2007年为隐含碳排放的净调入方,而2012年变为净调出方,这主要是因为陕西省调出产品增幅较大造成的;在总贸易方面,陕西省隐含碳流动方向与国内贸易相同,这是由于陕西内贸规模远远大于其外贸规模。目前来看,较大的隐含碳流出虽然有利于陕西省经济增长,但所付出的环境代价却不容忽视。因此,陕西省需提高生产技术水平、实现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与贸易结构低碳化协调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