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省实现碳达峰碳中和路径研究

文章基于STIRPAT模型研究山西省碳达峰碳中和可行性路径,在碳达峰碳中和的大背景下,紧紧围绕国家战略目标深层次开展能源改革综合试点。结合2011—2022年山西省的经济社会发展概况、能源消耗情况以及碳排放情况进行了解与分析,并结合相关学者的研究内容和成果,确定了山西省碳排放的主要影响因素及模型指标。在此基础上,得出山西省碳排放的函数方程,结合情景分析法对山西省2023—2040年的碳排放量进行预测,从而得到山西省碳排放达峰的峰值范围及峰值出现时间。最后将分析结果与实际情况相结合,提出了山西省碳减排的路径及对策建议。     

碳达峰碳中和的区域协调:实证与路径

本文以中国碳排放（CO₂）数据库为依托,对省级CO₂排放的趋势和碳达峰、碳中和的区域协调路径进行了研究。研究表明,中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的经济发展与CO₂排放之间呈现明显的倒U型关系,产业结构是决定碳排放的核心因素,人均GDP和人口密度会对碳达峰目标的实现产生影响。省际异质性研究发现,以北京和上海为代表的高新技术产业主导型省份,其EKC曲线呈现标准两阶段倒U型特征,以河南和湖南为代表的轻工业主导型省份,其EKC曲线呈现第一阶段上升、后两阶段下降的三阶段不规则倒U型特征;以河北和内蒙古为代表的重工业主导型省份,碳排放在经历了两阶段的增加之后,才迎来下降期,该类省份的节能减排工作是中国碳达峰和碳中和目标实现的关键。因此,中国双碳目标的具体实施需要充分考虑区域发展的异质性和区域碳减排的协调性。     

碳排放碳达峰碳中和的逻辑要素与分析策略——以西宁市为例

从青海省西宁市历史年度温室气体排放入手,根据统计数据,通过一定的计算方法,系统分析研究了影响西宁碳排放的逻辑要素,预测了西宁市碳达峰的时间和排放量,提出了西宁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的相关措施,为相关地区加快调整优化产业结构、能源结构,如期实现碳达峰碳中和提供了分析研究的基本逻辑框架。     

山西能源革命与碳达峰碳中和有效衔接研究

山西能源革命与碳达峰碳中和均具有丰富的理论内涵和完整的逻辑体系,两者都是国家层面的重大战略决策,对于推进能源转型示范与生态文明建设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持续深化山西能源革命综合改革试点是探索能源转型调整、推动清洁低碳发展的科学路径,是如期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的基础支撑。碳达峰碳中和已经成为一场广泛而深刻的经济社会变革,需要统筹能源及相关领域的各类关系,并成为山西能源革命深化改革的重要指引。两者在历史逻辑、理论逻辑与实践逻辑三个层面存在密切关联。积极稳妥推进山西能源革命与实现碳达峰碳中和,需要在理念维度上价值转向,在体系维度上规范协同,在机制维度上融合引领,在保障维度上倾斜支持,以实现两者在方向、进程与效果的有效衔接。     

面向碳中和目标的不同碳达峰时间对经济社会的影响研究——以广东省为例

中国提出了2030年前碳达峰、2060年前碳中和的“双碳”目标,对全社会经济发展、能源消费、环境保护都是一场深刻的变革。论文通过构建广东省ICEEH(integrated assessment model of climate, economic, and environment and health)模型,设置不同的达峰时间情景,综合考虑广东省“双碳”目标对宏观经济的影响。结果表明,2025年提前达峰情景和2030年如期达峰情景相比2035年推迟达峰情景,碳排放峰值分别低2 000万～4 000万吨。对于部门来说,农业和工业部门的碳达峰时间基本与广东全省的碳达峰时间保持一致,而建筑和交通领域的碳达峰分别在2040年和2025年前后出现。从社会影响来看,提前达峰可以促进第三产业的就业人数增加。推迟达峰情景到2045年后减排难度更大,减排成本更高,提前达峰情景和如期达峰情景到2060年GDP总量比推迟达峰情景高1 220亿～4 386亿元。     

碳达峰碳中和目标导向下能源和经济的低碳转型

习近平主席在第75届联大上提出中国2030年前CO2排放达峰和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的新气候目标,是我国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的战略决策。实现CO2排放达峰是实现长期碳中和目标的重要阶段性目标和时间节点。CO2排放达峰时间越早,峰值排放量越低,越有利于实现长期碳中和目标,因此要统筹碳达峰和长期碳中和的目标和措施,协调部署,强化行动。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需要有强有力的政策和措施保障,并成为国家现代化治理体系的重要环节。要远近统筹,进行超前部署和行动。本文建议如下:制定国家长期低碳发展战略,把长期碳中和目标纳入国家本世纪中叶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总体目标和战略之中;加强深度脱碳技术研发和产业化,积极应对全球碳中和导向下国际经济技术竞争;加强应对气候变化制度建设;结合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发挥减污降碳协同效应。另一方面,在国内做好碳达峰、碳中和工作的同时,要积极参与并引领全球气候治理与国际合作,为共建全球生态文明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中国的努力和贡献。     

碳达峰、碳中和赋能高质量发展:内在逻辑与实现路径

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生态环境保护成为全世界所关注的共同话题,在此背景下中国承诺在2030年实现碳达峰、2060年实现碳中和.本文梳理了碳达峰、碳中和的历史动因与实施背景,表明"3060"目标与双循环战略的互融互通是实现经济绿色低碳升级的重要环节,也是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支点.接着分别从国内大循环的供给端和需求端以及国际大循环的角度阐释碳达峰、碳中和对高质量发展赋能的内在逻辑.最后,从完善碳排放交易价格机制以显示高质量发展经济信号,重构能源体系以发挥高质量发展改革潜力,扩大绿色需求以牢固高质量发展外部支撑,加强技术创新和人才培养以激发高质量发展内在动力等方面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建议.     

碳中和碳达峰目标下秸秆人造板产业探究——以山东省为例

秸秆人造板产业是一项可持续发展的产业,为响应已纳入“十四五”规划的“碳达峰”“碳中和”目标,山东省提出行动方案发展人造板产业。基于SWOT分析法,分析山东省秸秆人造板产业自身具有的优势、劣势以及内外部面临的机遇和威胁。结果表明,山东省在秸秆人造板产业发展方面优势明显,机遇大于威胁,应结合鼓励政策、技术投入、产业结构调整,加大新闻宣传力度等策略,加快山东省秸秆人造板产业发展。     

基于碳排放影响因素的城市群碳达峰研究

城市群是我国经济、人口高度集聚的地区,也是碳排放较为集中的空间单元,更是率先实现碳达峰的排头兵、领头雁。本文运用STIRPAT模型分析了城市群碳排放的影响因素,预测了各城市群在不同情境下的碳排放量和碳达峰时间,构建了压力、潜力和动力指数,对城市群碳达峰压力、碳减排潜力和碳减排达峰动力进行测算。研究发现,人口规模、富裕程度、城镇化水平和技术水平对城市群碳排放量产生显著影响。对城市群碳达峰的预测结果表明,哈长、长三角、京津冀和珠三角城市群在四种情景下均能于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长江中游、成渝、中原、北部湾、关中平原和兰州-西宁城市群在低增长慢降耗情境和低增长快降耗情境下能够在2025—2028年实现碳达峰,而在高增长慢降耗情境和高增长快降耗情境下无法在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呼包鄂榆城市群在四种情境下都无法实现2030年前碳达峰。进一步研究指出,应根据碳达峰压力、碳减排潜力和碳减排达峰动力对城市群进行分类,并针对不同类型城市群提出差异化的碳达峰实现路径。本文认为,各城市群要通过制定差异化碳达峰目标、推动差异化碳达峰路径模式、明确差异化减碳降碳重点领域、加大低碳脱碳技术研发应用、推动多样化...     

中国工业二氧化碳边际减排成本测算与行业碳达峰预测

本文从边际减排成本入手,对中国工业各行业减排空间与碳达峰进程进行考察。在采用方向距离函数非参数估计方法测算1997—2019年中国工业行业二氧化碳边际减排成本的基础上,对2020—2030年中国工业各行业边际减排成本变化趋势进行预测,研判了目前发展趋势下工业各行业碳排放达峰进程,并进一步分析其影响因素。研究发现,估算期内中国工业各行业二氧化碳边际减排成本均有明显上升,但各行业上升速度和减排空间存在较大差异。预测结果显示,现有发展趋势下我国大部分工业行业可在2030年按期实现碳达峰,部分重工业行业需加快转型速度。行业结构、能源消费结构和能源使用效率对各行业边际减排成本具有显著影响,为控制减排成本、加快碳达峰进程提供了可行思路。     

碳中和愿景下山西绿色金融发展路径研究

实现碳达峰碳中和是一场广泛而深刻的经济社会系统性变革,这对资源型经济省份的绿色低碳发展既是挑战更是机遇。在“双碳”目标下,如何用好用足绿色金融助推资源型省份高质量发展是今后一个重要方向。经过多年探索与努力,山西绿色金融实践已取得稳步发展。为了更好发挥绿色金融对资源型经济省份的支持作用、全方位推动山西高质量发展、助力如期实现“双碳”目标,文章系统阐述了山西绿色金融发展的现状及存在问题,并从绿色金融标准体系、产品创新、信息披露、激励机制、组织构建等方面提出促进山西绿色金融高质量发展的建议,奋力探索更具山西特色的绿色金融发展路径。     

碳中和背景下中国城市绿色发展效率研究北大核心

创新性地使用碳中和量作为非期望产出,利用非径向非角度SBM模型与Global Malmquist-Luenberger指数测算绿色发展效率。基于2004—2017年276个地级市面板数据研究发现:传统GTFP核算框架对城市总额碳排放量造成了高估,忽略了城市通过植物碳汇的间接减排方式实现主动环境治理。无论是东中西部地区分组还是五大城市群分组,城市绿色发展存在显著的区域异质性。西部地区城市生态环境综合治理与区域经济绿色转型对于西部城市绿色发展效率提升起到了很大的促进作用。绿色技术进步是提升中国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主要因素,并且在考虑碳固量水平后,绿色技术进步对中国城市绿色发展的促进效应更加显著。     

"碳达峰"目标下中国碳排放强度预测——基于LSTM和ARIMA-BP模型的分析

本文基于LSTM神经网络模型并在一定的经济增长预期下推导预测出我国碳排放强度变化趋势,同时,建立ARIMA-BP神经网络模型作为验证模型对碳排放强度进行直接预测。研究结论为:(1)LSTM神经网络模型在验证集上的均方误差(MSE)为0.00001,平均绝对百分比误差(MAPE)为0.33%,表明模型泛化能力十分优秀,在LSTM神经网络模型预测框架下,中国碳排放强度将在2030年达到0.9237吨/万元,相较于2005年的碳排放强度2.9755吨/万元下降68.96%;(2)在ARIMA-BP神经网络模型的预测分析中,预估中国2030年碳排放强度能够下降至0.9840吨/万元,相较于2005年2.9755吨/万元的碳排放强度下降66.93%;(3)将ARIMA-BP神经网络模型得到的碳排放强度预测值与LSTM神经网络模型进行对比,LSTM模型在预测精度上的表现更佳,两个模型对于2030年碳排放强度值的预测相差0.0603吨/万元,对于碳排放强度较2005年降幅预测相差2.03个百分点,验证了本文预测模型的稳健性。     

碳达峰约束下的运输结构优化研究

论文首先以人均GDP、能源强度、客货运周转量、不同运输方式周转量占比为自变量,以交通运输碳排放为因变量构建STIRPAT模型,然后以2030年碳达峰为主要约束条件,以运输能源消耗最小、总运输周转量最大为目标构建运输结构优化模型,采用NSGA2算法求解得到Pareto最优解集,基于熵权-Topsis法选择最佳运输结构,最后进一步求得从现有运输结构到2030年最佳运输结构的优化路径。研究结果表明：最佳方案下2030年我国公路、铁路、水路、航空运输占比分别为13.05%、30.05%、56.52%、0.38%,能源消耗量为19 024.90万吨标准煤,总运输周转量为293 759.86亿吨公里。同等运输周转量下,优化后的运输结构与现有结构相比,能源消耗量减少了30.45%。另外,运输结构优化路径显示,“公转铁、公转水”的最优调整期主要集中于2023—2026/2027年。上述研究对我国低碳运输结构的优化调整提供了一定的理论参考和现实指导。     

中国提前碳达峰情景及其宏观经济影响

第75届联合国大会上中国提出了2030年前碳达峰、2060年前碳中和的目标,引领了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进程,引起了国内外的广泛关注和热评。因此,对强化的提前碳达峰目标的实现路径及其宏观经济影响研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学术价值。本文采用动态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TECGE定量分析了强化碳达峰承诺对我国未来宏观经济的影响。设定了四个情景包括2030、2027、2025和2023年碳达峰,峰值分别为108亿吨、107亿吨、105.8亿吨和103.6亿吨,考察提前碳达峰情景与2030年碳达峰情景相比对宏观经济的影响。研究表明,提前碳达峰情景相比2030年基准情景,越早碳达峰,要求碳税价格越高,GDP和其他宏观经济变量如总消费、总进出口等都有所下降,但是第三产业占比有所上升。越早碳达峰,宏观经济变量下降越多,第三产业占比上升得越多。根据CGE模型对宏观经济影响的定量分析,本文为提前实现碳达峰目标、推进经济高质量发展提出了相关的政策建议。     

我国30省份碳达峰能力综合评价研究

使用2008—2017年我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运用因子分析法对每年截面数据分析得出各地区的因子综合得分及排序,并在此基础上以每年因子综合得分的最大值、最小值分别作为TOPSIS综合评价法的理想解和负理想解,计算出各地区的因子综合得分与理想解的贴近度,以此评价各地区的碳达峰能力。结果表明：（1）经济发展水平、消费水平、能源结构与政策驱动导致各地区的碳达峰能力有所差异;（2）碳达峰水平空间差异性明显,表现为东部经济发达地区快于中西部地区、可再生能源丰富地区快于化石能源丰富地区;（3）率先达峰区域一般为经济发达地区,可再生能源丰富以及政策驱动优势比较明显的地区能够在规定时间内达到峰值,而处于经济发展较为落后、政策文件缺乏、可再生能源缺乏的地区滞后于规定达峰时限。鉴于经济发展水平、能源结构、政策驱动对碳达峰的关键作用,建议对不同地区采取差异化碳达峰。     

“双碳”目标背景下企业碳信息披露质量研究

随着全球气候问题逐渐恶化,碳减排已成为社会共识。中国积极推动经济低碳转型,采取措施推动碳达峰和碳中和。企业作为碳排放的主体,其碳信息披露有利于碳减排政策的落实和企业自身的可持续发展。因此,选取典型高碳行业（火电、钢铁、建材、石化、有色金属）企业的碳信息披露质量进行研究。研究发现,2019—2021年企业碳信息披露质量逐步提升,但整体水平依然不高,各个企业差异较大。对此,政府层面要建立碳信息披露相关制度及运用财税政策,企业层面要主动构建碳排放管理系统及完善碳排放绩效考核机制,社会层面要培养消费者低碳理念,从而提高企业碳信息披露质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