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持续性与数字化:区块链驱动的循环农业研究

区块链技术作为一种颠覆性的数字技术,具有去中心化、开放性、共享性、匿名性、可溯源性等特征,它可以完善农产品的食品安全认证、优化农产品的物流体系结构、革新农业组织的分工合作模式,但目前关于区块链应用于循环农业的研究尚不多见。论文研究搜索并梳理了相关文献知识,根据循环农业以及区块链的技术特征,以北京留民营生态农场为案例,提出了一个基于区块链的数字化循环农业框架,详细阐述了分布式账本、共识算法、代币机制、智能合约等区块链核心技术在框架中的应用。该框架将区块链的“数字化”赋能与循环农业的“可持续性”内涵相融合,能够解决留民营有机蔬菜以次充好、农药残留、生产流程不规范等问题。最后探讨了研究的不足之处并提出未来研究方向,为进一步深入探析区块链在循环农业中的应用研究提供了参考。     

家庭农场经营者应用绿色生产技术的影响因素研究——基于三省452个家庭农场的调研数据

绿色生产技术的应用是实现农业生产由增产导向转向提质导向的基础支撑。家庭农场作为农业新型经营主体的主要构成之一,研究其绿色生产行为对于推进农业新型经营主体应用绿色生产技术具有重要意义。基于2017年黑龙江、江苏、四川三省的家庭农场调研数据,对家庭农场经营者的受教育年限、培训次数、从业经历、年龄、性别、风险偏好等相关特征与农场应用绿色生产技术间的关系进行了统计描述性分析和解释。研究发现:受教育时间越长、接受过培训的家庭农场经营者更倾向于应用绿色生产技术,但并非培训次数越多越好;年轻、风险偏好型的家庭农场经营者应用绿色生产技术的概率较高;女性、习惯运用移动网络的家庭农场经营者应用绿色生产技术的概率较高。在此结论基础上,提出了绿色生产技术推广及普及的相关政策建议。     

绿色农业及其发展模式探析

绿色农业兴起的时代背景包括自然环境的恶化、社会转型的需要等客观要素和人物内心的期盼等主观要素.从历史的角度阐述了绿色农业发展的辨证轨迹,进而按照逻辑学的要求,阐明绿色农业的内涵与外延,从而陈述绿色农业的实质要义和本质特征.基于“绿色”三大抽象规定性,融入绿色科技现代化因素,结合农业本身发展的特性与规律,从而得出了三种绿色农业发展的模式即“节约”农业发展模式、“回用”农业发展模式、“循环”农业发展模式.     

有为“链长”赋能绿色低碳农业产业链：内在机理与实现路径

链长制作为一项地方政府主导的产业制度创新,应立足于不同产业链的关键症结,明确“链长”的职能边界。同时,打造绿色低碳农业产业链是我国推进乡村振兴和实现“双碳”目标的必然选择。本文构建经济、社会、环境三重底线视角的商业模式画布分析框架,全景式地剖析打造绿色低碳农业产业链的关键症结。基于结果效应和过程效应两个赋能维度,从国内循环的供给侧、需求侧和国际大循环三个赋能视角出发,深入探讨有为“链长”赋能绿色低碳农业产业链的内在机理,并从推动“五链”融合闭环发展、促进产业链内外良好衔接、提升全社会绿色低碳认知等方面提出实现路径。     

城乡绿色农业产业链协同发展的理论框架与形成机理——基于绿色经济视角

基于绿色经济视角,通过建立城乡绿色产业融合分析框架,采用“要素协同—过程协同—结果协同”三阶段因果链研究范式,系统构建了城乡绿色农业产业链协同发展的理论模型,对城乡绿色农业产业链协同发展的形成机理进行解析。研究结果表明：创新要素双向自由流动是外部创新环境影响城乡绿色农业产业链协同发展的桥梁和中介变量,外部创新环境不能直接实现城乡绿色农业产业链的协同发展,但可以推动创新要素双向自由流动,进而实现城乡绿色农业产业链的协同发展。研究还发现,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日益提高,城市居民对绿色农产品的需求数量呈现出递增态势,由于市场经济对资源配置发挥着决定性作用,在乡村振兴战略的推动下,城乡绿色农业产业蓬勃发展,这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城市的知识、技术、人才、成果、资金、信息、市场、管理、种子、农业机械、农用肥料、公共服务等创新要素进入乡村,实现城乡三次产业的融合发展。     

农业绿色发展指标设计及水平测度

为探究我国及各省份农业绿色发展趋势及现状,科学分析各地区农业绿色发展的优势与困境,基于2008—2018年各省份数据构建了以资源环境绿色、农业经济发展、农业科技发展、农业产出绿色化四位一体的农业绿色发展指标体系,并构建计量模型对各省份农业绿色发展水平进行初步评估。结果表明,自2008年以来农业绿色发展水平稳中向好,全国总体水平逐年提高;农业经济、农业科技发展势头迅猛,农业产出绿色化总体水平较低,农业生态资源环境问题依旧严重;各省份农业绿色发展水平差异较大,但个别省份表现突出,区位差异并不能完全影响农业绿色化水平。建议各级政府健全农业资源监测网络体系与农业资源大环境数据中心,总结各地在生态资源保护治理方面的经验,因地制宜,推进农业绿色化进程。     

绿色种植业经济发展系统评价指标体系研究

世界农业的发展出现了许多问题,石油农业遇到了不可克服的弊端。适合于我国的替代农业——绿色农业自提出后落实不够,以十七大“加强能源和生态环境保护,增强可持续发展能力”为目标,绿色农业的发展要使经济效益、生态效益、社会效益达到协调统一,但目前还没有与此相适应的绿色种植业经济发展系统的评价指标体系。基于此,本文对绿色种植业经济发展系统评价指标体系进行研究,并对吉林省绿色种植业经济发展系统进行测度与评价。     

在农场经济发展中数字化农业技术的运用研究

农业经济发展体制是我国在建设经济产业模式、进行经济结构调整的过程中必须面对的一项重要举措。在社会发展技术不断优化变革的今天，农业作为我国传统的支柱型产业结构在国家的发展建设中依旧具有重要的经济发展战略地位。有效的推动我国农场经济的发展，运用先进的数字化农业技术管理手段，优化管理过程中的管理技术，大量使用先进科学的管理设备，培养素质过硬的农业技术管理人才。将有效的推动我国农场经济在发展过程中与数字化农业技术的有效结合。     

关于“数字化经济”的基本理论

本文针对纷繁的数字化经济现实以及学界、经济界对其的热议，从经济学基本理论层面进行了深层探索和冷静思考，试图在综述既有研究的基础上，按照基本概念、基本方法论、产权界定、价值和价格决定、统计理论依据的问题层次逻辑来安排结构，探索论证：“数字化经济”是比“数字经济”更能准确概括现实的概念，“数字化技术”与“数据”是另一组基本概念；“数字化技术”和“数据”已经很大程度上改变了经济世界中人与人、人与物以及现实世界与孪生虚拟世界之间的关系，如何认识“变”与“不变”?不过经济学的稀缺性假设并没有因此而改变；“数字化技术”和“数据”作为要素优化配置和充分利用的前提是合理界定和保护其产权，并提出了相应的界定和保护原则；无论“数字化技术”还是“数据”的价值和价格决定，仍然可以运用劳动二重性和商品二重性理论加以解释，定价还是遵循基于抽象劳动和价值的供给方、具体劳动和使用价值的需求方共同决定的逻辑；数字化经济统计的理论依据是“数字化技术和数据产业化”的部分统计为“数字化经济”,“产业数字化”部分统计在所在产业或部门。     

基于主体功能区的差异化绿色发展指标体系研究——以长江经济带为例

绿色发展指标体系是测度绿色发展进程和支撑绿色发展决策的重要方法,然而如果对不同自然禀赋和发展阶段的地域都用相同的指标体系去衡量,不仅评价结论有失公允,也不利于反映各自的问题及需求。论文按照“概念模型—体系框架—指标体系”的思路,基于主体功能区的视角提出了“框架一致、权重不同”的差异化绿色发展指标体系构建方法,采用基于专家群决策的层次分析法确定不同主体功能区绿色发展指标的权重,识别不同分区绿色发展需要重点关注或优先解决的问题。以长江经济带为对象开展的绿色发展指标体系研究表明,绿色发展各目标各要素在长江经济带不同主体功能区的重要性或优先性存在明显差异,应当实施差异化的绿色发展评价和要求。     

环境规制、数字化信息渠道与农户亲环境行为

促进农户向绿色生产与生活方式转变对推进中国农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意义重大,这决定了剖析农户亲环境行为逻辑的重要性。论文基于构建的“环境规制—数字化信息渠道—农户亲环境行为”分析框架,运用中国土地经济调查中的农户数据和二元Probit模型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表明：约束型与激励型环境规制正向引导农户亲环境行为,这一结论经过稳健性检验后仍成立;而且,约束型与激励型环境规制在不同情境下对引导农户亲环境行为存在明显异质性;进一步分析发现,数字化拓宽农户的环境规制信息获取渠道,增强农户的信息获取能力,促进农户环境规则感知,进而促使农户采取亲环境行为。基于上述结论,本文认为环境规制对激励农户亲环境行为是重要的,但数字化赋能环境规制的内生逻辑则是关键一环。     

从务农收入视角看农业规模化经营的本意

本文基于2014—2018年的全国家庭农场发展研究监测数据，从样本农户的农场规模与农场劳均农业收入和农场平均成本的关系入手，分析了农业规模化经营的本意。本文强调，农业规模化经营是个农户务农收入问题，而非农业生产效率问题。在农村改革解构了传统小微农业及与之伴随的高土地产出率之后，只有依托规模化经营的技术密集型农业才能消除农业和非农产业间的收入差距，确保中国农业的长期可持续发展。     

生态农场绿色发展影响因素研究——基于119个生态农场的调研数据

基于黄淮海地区北京、山东和河北三地119个生态农场的调研数据,通过统计描述阐释生态农场特征,并借助Probit模型,以生态农场绿色生产为切入点,探讨如何推动生态农场绿色发展.结果 表明:相对于一般农业经营主体而言,生态农场负责人相对年轻,受教育水平更高,拥有良好的环保、健康和市场意识,且普遍采用多种绿色生产措施;生态农场绿色生产作为绿色发展的重要内容,不仅受到负责人个体特征、农场生产经营特征等内生因素影响,也会受到政府绿色生产补贴特征、监管者质量管控特征等外生因素影响.鉴于此,在促进生态农场发展相关政策制定过程中,不仅需要关注农业从业者环保健康意识提升和人力资本水平提高,还应进一步增强绿色生产激励的可持续性,完善质量管控措施.     

黑龙江垦区内部控制与全面风险管理的对策研究

在我国,一些农业农场的增长带动了相关部门或地区经济的发展,对这些地区而言,农业农场的发展为这些地方带来新的经济增长点。但由于农业的特殊性,风险的多样性,使得农业农场在面临市场中,所遇到的风险和损失会更大,针对农业农场面临的风险和损失,提出了农业农场更应该加强内部控制和全面的风险管理,从而降低农场经营风险,增加农场收益。正是由于以上原因的存在,本文将通过对内部控制框架与全面风险管理框架理论研究的基础上,对我国内部控制理论与COSO报告时行比较分析,进而提出黑龙江垦区农场全面风险管理框架的应用,以期达到进一步提高农场管理水平,增强农场竞争能力,促进垦区经济发展的目的。     

传统农业生产模式何以实现数字化转型？——来自国家现代农业产业园的水稻种植案例研究

传统农业生产模式何以实现数字化转型一直是推动数字农业发展的关键问题。文章从农业社会化服务供给主体的角度出发,详细探讨了国家现代农业产业园引导传统水稻生产模式数字化转型过程。研究发现:产业园的转型实践活动拥有不同于一般农业生产经营主体的数字化转型思维,产业园以类似“领导者+服务者”的双重身份,通过深入洞察传统水稻生产方式痛点问题,依靠制度嵌入、技术嵌入、关系嵌入的方式为传统水稻生产模式实现数字化转型提供了详细指导与服务保障,并基于“需求-响应-实现”逻辑形成引导农业劳作形式与农业生产主体数字化的转型机制,成为推动传统农业生产模式数字化转型的关键主体。因此,为推进农业生产模式数字化转型工作,相关农业生产经营主体要注重确立长期转型计划,对数字生产模式做出前瞻性认知并提供相应服务,为数字农业生产技术能够在乡野普及落地提供制度保障,形成一批成熟可推广的数字农业生产模式。     

湘西州家庭农场发展条件、可行模式及促进对策研究

家庭农场成为中国未来农业现代化发展主要的形式之一，湘西州是湖南省唯一进入“西部大开发”的地区，该州经济基础薄弱，农业经济占据很大比重，推动家庭农场模式，可以促进当地农村发展、农业增效、农民增收，有效带动湘西地区经济增长。基于此，通过文献研究及实地调研分析现有家庭农场模式特点、所需条件和湘西地区现有家庭农场实施条件，找到最适合该区发展家庭农场所用模式，并依据当前情况提出政策，供相关研究参考。     

乡村振兴背景下农民合作社推动农业产业数字化的路径研究

目前我国正处于信息化与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历史交汇时期,在乡村振兴背景下,数字技术已经成为推动农业产业发展的核心动力,而农民合作社作为农民最基本的组织形式之一,探究其借助数字技术推动农业产业数字化转型的重要性与可行性也成为当代学者们的重大课题之一。基于此,分析了乡村振兴战略、农民合作社和农业产业数字化三者之间的逻辑关系,对农民合作社推动农业产业数字化转型的智能种植、数字销售和智慧物流应用路径进行分析。研究发现,其还存在着缺乏数字化意识与顶层设计、数字基础设施建设薄弱和数字农业人才匮乏等现实问题,并提出进一步设计数字化建设规划、完善数字设施建设、健全人才引进体系、多元化解资金风险等多种对策,全力推进乡村振兴背景下农业产业的数字化转型。     

垂直农业在城市发展所面临的问题与策略研究

随着城市化的快速发展,中国城市面临越来越多的问题,迫切需要寻找更为合理的城市发展模式.文章从中国城市发展建设城市垂直农场的必要性和前景入手,阐述了城市发展所面临的困境、城市垂直农场的定义和优点、中国城市建设垂直农场面临的问题.最后,针对这些问题,提出中国城市建设城市垂直农场的策略:建设“第五代卫星城”、建设“复合功能型”的高层农场建筑、与城中村改造结合、充分利用当地的绿色资源等.     

企业数字化能否促进绿色技术创新？——基于重污染行业上市公司的考察

在数字经济快速发展的背景下,企业数字化能否促进绿色技术创新引起了学术界的关注。已有研究对企业数字化水平的度量缺乏统一的标准,并且没有对企业数字化影响绿色技术创新的微观路径进行全面深入的检验。区别于现有研究,文章不仅基于无形资产数据度量企业的数字化水平,还对上市公司年度报告进行了更细化的文本分析,用在“管理层讨论与分析”的“业绩回顾”中的数字化词频占比来度量企业实际的数字化水平,并运用网络招聘大数据对构造的指标进行检验。在此基础上,文章考察重污染行业企业数字化对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并运用上市公司专利申请明细数据对微观作用机制进行探讨与检验。研究表明,重污染行业企业的数字化能够显著促进企业绿色技术创新,这一结论在经过IV估计、反事实分析和改变估计方法等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显著成立。机制分析表明,企业数字化主要通过提升企业的信息共享水平和知识整合能力从而促进企业绿色技术创新。异质性分析表明,对于环保投资水平更高以及所在地区环境规制力度更强的企业,数字化产生的绿色创新激励效应更大。文章清晰揭示了企业数字化促进企业绿色创新的机理,拓展了企业数字化的相关研究,剖析了企业数字化与绿色可持续发展实现...     

企业数字化转型对绿色创新的影响研究

“双碳”目标下,数字技术应用成为企业推动绿色创新的重要途径。本文基于资源基础理论,以2009—2019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探讨企业数字化转型对绿色创新的影响机制。结果表明：企业数字化转型能够正向促进绿色创新;相比民营企业,国有企业数字化转型对绿色创新的促进作用更强;制度环境正向调节了数字化转型与绿色创新之间的关系;而战略风险承担则在数字化转型与绿色创新起负向调节作用。进一步机制分析发现,技术资本和融资约束在企业数字化转型和绿色创新之间发挥了中介效应;异质性分析发现,在我国东部地区,开展创新合作及高管党员比例较高的企业中数字化转型对绿色创新的促进影响更为显著。研究结论对我国企业的数字技术应用、绿色转型具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