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壤重金属污染治理多方演化博弈研究

土壤重金属污染严重制约了中国经济的高效优质发展,第三方治理模式的引入在促进污染治理专业化的同时,引发相关利益主体关系扭曲,因而厘清各主体关系有助于解决土壤污染整治的现实困境。基于演化博弈理论,构建政府、污染企业、第三方治理企业演化博弈模型,探讨其博弈均衡和演化趋势,并进行仿真分析。研究表明,罚款数额和监管成本、寻租成本和治理费用、政府奖励和寻租收益是分别影响政府、土壤污染企业、第三方治理企业演化稳定策略的关键因素;在各主体博弈中,政府能够以行政管制遏制污染企业违法行为,第三方治理企业严格治理会改变污染企业理性预期,以期共同打造“政府尽责、企业担责和第三方治理主体负责”的理想演化均衡策略。     

环境污染第三方治理面临的问题及对策

环境污染第三方治理的概念,在我国最先是由全国工商联环境商会提出的.环境污染第三方治理,是指排污方采取直接或间接支付费用的方式,把产生的污染有偿委托给第三方专业化环保企业,由第三方按照环境标准进行治理,同时与环保监管部门共同监督治理结果的环境治污模式.本文旨在归纳目前环境污染第三方治理的发展现状、存在的主要问题,并提出相应的对策及建议.     

创新税收优惠政策助推环境污染第三方治理

实施环境污染第三方治理是我国环境污染防治工作发展的趋势,有助于通过治污的专业化、规模化、市场化运营,提高污染治理效率,并推动环保产业的快速发展。本文通过梳理发现,目前我国环境污染第三方治理行业发展还不成熟,需要加强政策驱动,特别是需要充分发挥税收政策的引导和激励作用。但是,目前我国还没有专门针对环境污染第三方治理企业的税收优惠政策,现有环境保护税收优惠政策力度太弱,能够享受环保税收优惠的企业数量以及优惠金额都很有限。为促进第三方治理行业的发展,本文认为要对第三方治理企业给予直接的税收优惠;适当扩大购置环保设备企业所得税抵免幅度,扩大企业所得税对环保项目的减免范围;加大对资源综合利用的优惠力度;强化环境保护税对污染减排和第三方治理的正向激励。     

中国环境污染第三方治理形成逻辑与困境突破

该文系统阐释了环境污染第三方治理的理论基础和主要模式;剖析了环境污染第三方治理存在的责任界定不清、盈利模式不成熟、第三方进入及退出机制不健全等问题;并提出了政府要加快职能转变,培育环境污染第三方治理市场环境和价格形成机制,健全环境污染第三方治理绩效评价机制,吸引更多的社会资本投入环境污染治理,完善公众参与环境污染治理的法律制度和配套措施,实现环境污染治理的社会共治与社会善治等建议。     

让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 培育第三方运维市场,提高环境治理效率

环境污染第三方治理(以下简称第三方治理)打破了"谁污染、谁治理"的传统模式,变为"谁污染、谁付费、专业化治理"。这是我国通过市场化手段,促进环境污染治理水平提高的重要举措之一。今年政府工作报告指出,继续加大生态环境治理力度。     

环境规制背景下绿色产品技术创新多主体演化博弈分析

环境规制背景下,企业通过技术创新生产绿色产品是降低环境污染、保护生态环境的重要途径。在考虑政府激励、惩罚、监管成本及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成本等多因素的基础上,运用演化博弈理论,构建绿色产品市场企业、政府和消费者三方演化博弈模型,研究影响绿色技术创新策略演化的主要因素。研究结果表明,政府对企业技术创新的补贴、技术创新成本、消费者绿色消费效用等影响企业的策略选择。政府对企业绿色补贴存在最优值,补贴低于最优值时,随政府补贴额度的增加激励效率提高,企业积极进行绿色技术创新。技术创新成本的降低、消费者绿色消费心理效用的提高可以刺激企业进行绿色技术创新。     

企业环境污染治理中的三方博弈

企业环境污染问题严重制约着我国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企业是否顺从环境规制不仅受到来自政府的压力,还受环境NGO监管,是否顺从规制的决策是政府、环境NGO和企业三方博弈的结果。文章通过构建三方博弈模型,对三方在企业环境污染治理中的利益关系进行均衡分析。结果表明:政府罚金对企业的规制效果优于政府补贴,且高罚金和高补贴并存的制度会降低企业顺从规制的积极性;环境NGO的监督力度对政府检查概率有影响,但并不直接影响企业的顺从概率。因此,制定合理的惩罚与奖励机制、大力支持环境NGO的发展、激励企业技术创新,才能有效规制企业环境行为,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     

组合政策下双寡头企业绿色创新博弈分析

为研究政府组合政策对于绿色创新能力不同的寡头企业生产策略的影响,构建演化博弈模型,在环境税税率和创新补贴额度不同的情境下,通过数值仿真模拟企业生产决策的动态选择过程。研究表明:高强度环境税制和高额的创新补贴极大地激励了两寡头企业绿色创新。环境税一定时,补贴值到一定额度,创新能力强的企业率先选择生产绿色产品,进一步提高时,创新能力弱的企业也将选择绿色生产。当环境税税率和补贴都比较低时,两类企业均选择生产普通产品,政府的宽松管控,低额补贴无法激起企业的绿色创新积极性。生产绿色产品的单位成本增额越高,或者消费者对于绿色产品的消费意愿不足时,需要政府的补贴力度越大。     

第三方治理产业在山西省的推行路径探索

对环境污染进行第三方治理,是国内外许多专家学者的一致看法,也是十八届三中全会和《国务院关于加快节能环保产业的意见》、《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推行环境污染第三方治理的意见》等文件中提出重点支持的产业。第三方治理在山西省的推广势在必行。文章首先对第三方治理的推行背景进行探讨;其次针对山西省目前污染治理的现状进行了深入探讨,提出了推行第三方治理需要解决的问题与困难;最后针对山西省的环境污染第三方治理推行工作提出了具体思路与针对性的政策建议。     

基于非对称演化博弈的多元主体乡村环境协同治理研究

在乡村环境治理中融入村民的健康保护意识和环境态度,通过构建地方政府、乡村企业和村民的三方演化博弈模型,探讨多主体协同治理中的权责分摊及竞合关系,并借助数值仿真分析利益相关主体的演化轨迹,揭示其协同治理的内生机制。研究发现：（1）各博弈主体的行为策略相互影响,任何一方行为策略的变动将同时对另外两方的策略选择产生影响。乡村环境治理不能仅依赖于政府与企业,村民的参与力度也会有效影响博弈结果。（2）企业参与环境治理的核心考虑在于参与成本与收益的比较。短期上,政府应加大对不参与污染治理企业的处罚力度;长期上,政府需有效增加企业参与环境治理的补贴,扩大企业参与环境治理的正面效应。（3）政府对企业治理行为无法完全监管,村民参与能显著增强政府监管的有效性,间接影响企业参与环境治理效果。     

企业减少污染物排放的机制研究

文章研究了企业与政府的纯策略博弈、混合策略博弈,并分析了在不完全信息下,政府对企业的最优激励机制和最优补贴方案的设计;揭示了治理污染的机制与途径,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企业减少污染物排放的机制研究

文章研究了企业与政府的纯策略博弈、混合策略博弈,并分析了在不完全信息下,政府对企业的最优激励机制和最优补贴方案的设计;揭示了治理污染的机制与途径,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第三方监督下政企低碳减排策略演化博弈研究

为有效解决政府监管环境下企业低碳生产行为的策略选择问题,构建了第三方力量监督下企业和政府监管部门的演化博弈模型。通过建立复制动态方程,分析二者的演化稳定策略;以建筑企业为例进行实证分析,得出不同参数设定下模型的演化路径。研究发现,政府行为和企业决策之间相互影响,当政府加大对企业坚持传统生产方式时的处罚力度、增大政府监管成功时所获直接收益和额外收益、增强第三方力量监督力度时,企业更倾向于低碳生产模式。根据研究结果提出了促进提高减排效率的相关对策建议,以期形成政企共治的良好态势。     

碳数据核查三方演化博弈与稳定性控制研究

针对碳排放数据第三方核查模式,构建了政府、控排企业和第三方核查机构的三方演化博弈模型,结合系统动力学理论进行仿真模拟,根据结果进行优化。研究表明:碳排放数据第三方核查系统的均衡解不能达到演化稳定均衡,一般惩罚策略只能较短时间内产生效果,但经过重复博弈之后将呈上下震荡,且幅度逐渐加大,政府监管更加困难;动态惩罚的引入对波动起到抑制作用,形成稳定的演化均衡,但是控排企业仍存在一定违规概率;优化动态奖惩机制不仅抑制了波动,还降低了政府监管概率和控排企业违规概率,能达到最优演化稳定策略,在政府不监管的情况下,控排企业和第三方机构将选择守法经营。研究为碳排放数据第三方核查工作的有效实施提供一定参考。     

策略性环境政策:环境税和减排补贴的比较分析

文章把战略性贸易政策模型扩展到环境领域,策略性环境政策认为政府有动机通过降低环境标准补贴出口企业,以达到利润转移的目的.文章分析了策略性环境政策中比较受忽视的一部分--环境技术补贴,本国政府结合使用环境税和减排补贴,我们验证了政府使用策略性环境政策的动机,得到了最优的污染排放税率,认为虽然环境政策仍旧不能消除生产带来的环境损害,但是环境技术补贴提高了本国的环境标准,企业会更少地遇到绿色壁垒报复.     

正面清单下我国光伏企业政府补贴的后果——以向日葵公司为例

文章以向日葵公司为例,分析了政府补贴对光伏企业的负面效应,提出了补贴方式转型的理论机制,探讨了补贴方式转型的具体方法。认为正面清单模式下的补贴政策导致光伏企业业绩严重依赖政府,反补贴税率上升以及出口市场萎缩等;负面清单是化解补贴效率低下的理论机制,也是消除禁止性补贴、减少可诉性补贴的机制。将负面清单应用于光伏企业的补贴政策是一种新的尝试,它要求政府转变理念,改变补贴管理模式和补贴方式。引入第三方机构管理财政补贴资金;针对光伏产业内部不同的细分行业,制定不同的普遍性补贴或者普惠性税收减免方式。     

平台企业数据优势与消费者隐私保护——数据赋权下的消费者、平台企业、政府三方博弈视角

作为平台企业的重要资产亦即用户的隐私,个人信息在大数据领域的广泛应用容易导致数据滥用,企业与个人在信息掌控上的不对等关系导致以数据赋权机制为主的个人信息相关法律面临挑战。为探索赋权保护模式下的多方利益格局,本文从“大数据杀熟”角度出发,构建消费者、平台企业和政府的三方演化博弈模型并建立复制动态方程,得到不同情形下的三方演化稳定策略,通过数值分析方法研究数据赋权政策下关键参数发挥的作用。研究表明：数据技术水平的提升依然可以促使平台企业在博弈中选择“杀熟”行为;数据安全与信息保护会使赋权模式有效维护消费者权益,但对平台企业的定价策略缺乏影响力;在政策监管实践中,监管概率可以高效辅助提高监测水平,以抑制平台企业的差别定价行为。因此,加强个人信息保护体系建设、灵活设置监管策略、构建多元利益主体参与的治理体系,是赋权政策下解决数据垄断及相关价格歧视行为的有效途径。     

新能源汽车行业中政府、企业和消费者三方的博弈分析

新能源汽车行业是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是未来交通道路转型和解决城市污染问题中的重要环节。就新能源汽车行业中的政府、企业和消费者三方建立博弈模型,发现政府在新能源汽车行业发挥政策指导和社会监管作用。政府补贴与企业、消费者的效用是正相关,补贴的程度会影响社会福利的变化。     

房地产限购与企业负担——来自企业税负和罚款支出的证据

在“房住不炒”的总基调下,限购成为了地方政府稳定房价的重要政策工具选择。但这一从民生出发的政策却可能因影响了土地财政而导致地方政府将财政收入压力转嫁给企业,文章以企业税负和罚款支出为例对此进行了探讨。以各地限购政策为冲击,构建多点冲击双重差分模型检验发现：（1）限购政策增加了企业税负和罚款支出,该结论在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仍成立。相比未限购城市,限购城市企业的整体税负平均增加6.25%,罚款则增加46.67%。（2）限购下的政府税收征管和罚款行为存在一定的策略性,在更易受地方政府直接影响（有政府补贴、地税局管理）的企业中,限购更多影响了税负;而在难以直接影响（无政府补贴）的企业中,限购更多影响了罚款。（3）进一步考察限购对政府财政收入结构的影响发现,限购政策降低了当地政府的土地财政收入,加大了财政缺口,但却增加了非土地财政收入,这从宏观上佐证了限购之后地方政府的替代性“创收”行为。（4）最后发现政府法治水平和纵向财政平衡等体制建设能够约束地方政府的策略性税费执法行为。文章从企业税负和罚款支出视角探讨了地方政府财政压力下的策略性执法行为及其治理机制,结论有助于更全面地理解限购政策的影响...     

环境税制下政府与企业环境治理协同行为演化博弈及仿真研究

构建了政府与企业在环境治理中的博弈模型,采用拟生灭过程演化博弈分析了不同的环境税水平下主体博弈的演化均衡状态以及实现协同治理的环境税制条件,并分析了环境治理博弈突变率和主体学习能力对主体博弈演化均衡状态稳定性的影响。结果表明：在环境治理主体博弈的演化过程中,环境税率对政府和企业协同治理的实现存在门槛效应,并且在不同的政府监管力度差异和企业治理力度差异条件下,环境税的门槛效应存在差异性;环境治理主体的学习能力降低和治理系统突变率提高都会显著降低主体间的协同治理状态的稳定性。最后为促进我国政府与企业环境协同治理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