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设立对县域碳排放强度的影响——以长江经济带为例

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是关系全国生态安全的重要区域，探究其对碳排放强度的影响，对于实现“双碳”目标具有重要意义。文章以长江经济带为例，构建双重差分模型探究重点生态功能区政策对碳排放强度的影响，并分析空间溢出效应。结果表明：(1)2007—2021年长江经济带县域碳排放强度总体呈逐渐递减态势，且各区域间碳排放强度的绝对差异逐渐缩小。(2)重点生态功能区政策对碳排放强度的影响显著为负，且该影响效应存在持续性。(3)重点生态功能区可以通过促进地区产业结构升级从而降低碳排放强度。(4)重点生态功能区政策对本地区及邻近地区碳排放强度均产生抑制作用。     

全市利用外资分区域介绍

北京城市总体规划将18个区县和开发区明确分为首都功能核心区、城市功能拓展区、城市发展新区以及生态涵养发展区四大功能区。该篇主要体现四大功能区外资分布及产业特色，并将重点介绍利用外资三大特色区域：朝阳区、海淀区和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     

黄河流域中心城市高质量发展空间网络结构特征分析

黄河流域中心城市的高质量发展是推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利用动态因子分析法测度2009—2019年黄河流域9个中心城市的高质量发展水平,运用社会网络分析法探析黄河流域中心城市高质量发展水平的空间网络结构特征,研究发现：（1）黄河流域中心城市的高质量发展水平较弱且空间差异较大,上、下游高质量发展差异的马太效应逐渐显现;（2）高质量发展和各个维度的网络联系强度均表现为明显的空间分异和非均衡的分布特征,东部地区中心城市间的网络联系强度整体高于西部地区,东西部城市之间联系较弱,西部地区城市之间并未存在强联系;（3）黄河流域中心城市间网络联系松散,共同推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的协同合作、协调发展机制尚未形成。     

中国生态福利绩效测度与空间敛散性分析

文章使用super-SBM模型,对中国30个省与东、中、西地区2010-2019年的生态福利绩效进行测度.在此基础上,运用空间计量模型研究各区域及全国整体生态福利绩效的空间敛散性.结果表明:中国生态福利绩效整体处于较高水平,区域间存在显著差异性,且东、中、西部生态福利绩效水平呈依次递减.东部地区生态福利绩效空间敛散性变化态势为分散—收敛—分散;中部地区生态福利绩效先趋于分散,后进入持续变化状态;西部地区呈先分散后收敛趋势.另外,对外开放度、绿化覆盖率、城镇化水平等因素对中国生态福利绩效敛散性存在异质性影响.     

主体功能区的流域生态补偿机制研究

主体功能区规划的实施深化了流域区域间利益的不均衡,功能区定位导致限制和禁止开发区承担一定的额外成本和面临发展机会的损失,流域生态补偿是协调不同功能区利益关系的重要手段。该文基于主体功能区视角,依据主体功能区划分的类型特点,以限制和禁止开发区的主体功能是提供生态产品为出发点,从补偿依据、补偿标准和补偿方式三个方面对主体功能区视角下流域生态补偿机制进行探讨。主要思路为:以生态保护总成本法确定生态补偿标准,通过地方政府间横向跨区域协商管理机制和财政转移支付机制,实行下游优化和重点开发区对上游限制和禁止开发区的财政转移支付。     

广西柳州市重点开发区绿色发展途径初探

推进实施主体功能区规划,是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重大战略举措。柳州市是工业发展历史悠久的重镇。当前,大力发展工业经济,仍然是柳州市的总体发展定位,然而,重点开发区大规模的工业生产和加速的城镇化势必造成更加尖锐的社会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之间的矛盾。依据广西主体功能区规划对工业城市柳州市重点开发区的相关要求,进一步制定实施绿色发展策略,对于推进重点开发区形成人口、经济和资源环境相协调的国土空间开发格局,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具有重要战略意义。     

我国重点生态功能区利益补偿法律制度探究

重点生态功能区被规划入"限制开发区"极大地限制了功能区内农民原有的自由生活方式和经济开发行为,在法律上剥夺了其对土地等自然资源使用权与发展权。重点生态功能区利益补偿机制是一种矫正环境不公平的利益协调机制。构建重点生态功能区利益补偿法律制度包括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在宏观层面应当完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征收生态税和拓宽生态补偿的融资渠道;在微观层面,从健全生态地役权制度、自然资源物权制度和自愿生态保护项目制度三个维度建立起重点生态功能区利益补偿法律保障制度。     

多情景模拟下收缩城市生态需求测度与规划策略研究——以鹤岗市为例

收缩城市经历着全面而深刻的社会经济转型,需求再匹配成为应对城市收缩生态问题的重要途径。而由于收缩城市未来发展存在较强的不确定性,导致直接应用既有的测度方法已无法准确描绘城市的生态需求。依据生态系统服务供需理论,针对收缩城市的转型特征,以鹤岗为例,以生态模型法为主要测度手段,构建“多维度—多情景”需求测度指标体系;根据测度结果,提出尊重收缩、活力维护和产业振兴等七项重点生态管控策略,以此应对收缩城市未来发展的不确定性,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收缩城市绿色基础设施规划的前置问题,为收缩城市的生态建设管理和空间高质量发展提供依据。     

大运河文化带沿线城市文化—生态—旅游耦合协调发展

文章通过构建文化—生态—旅游耦合协调评价指标体系,运用耦合协调模型、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方法对2011—2020年大运河文化带沿线36个地级及以上市域的文化—生态—旅游耦合协调度和空间相关性进行研究。结果表明：(1)从各子系统综合发展水平来看,文化综合发展水平整体呈平稳上升趋势,各城市文化发展不平衡;生态发展水平普遍偏低,各城市生态发展水平差异较小;旅游综合发展水平呈波动上升趋势,地区之间具有明显的差异性。(2)从耦合协调度来看,2011—2020年大运河文化带文化—生态—旅游耦合协调发展总体呈缓慢上升趋势,但协调度水平偏低,多数城市处于中度失调或严重失调。(3)从空间相关分析来看,全局方面,大运河文化带文化—生态—旅游耦合协调度具有空间正相关关系,即各城市之间呈空间集聚性,且集聚程度总体呈上升趋势;局部上主要表现为“高—高”集聚和“低—低”集聚,呈现“小集聚大分散”的空间格局。     

国家重点开发区人口再分布研究——以成都市为例

区域适度人口,在不同阶段应该有所侧重,各因素权重赋权不同,迁出去人口数量、迁入区人口迁出数量都有较为明确的导向.同时,不同类型功能区经济社会发展、资源环境千差万别,承担的主体功能不同.为此,针对不同功能区对人口再分布的要求,综合考虑人口、经济社会、资源环境关系,建立优化开发区、重点开发区、限制开发区人口再分布的指标设计显得尤为迫切.笔者通过构建基于主体功能区的人口再分布指标设计,并结合成都市这一国家重点开发区的特点,设计出适度人口测算指标,以求更有针对性地计算特定功能区适度人口测算.     

基于偏离份额模型的北京市四大功能区产业增长分析

在梳理国内产业增长相关研究的基础上,利用偏离份额模型,探讨主体功能区战略实施以来北京市各功能区的产业增长贡献、结构发展及竞争力演化情况。结果表明:(1)四大功能区共同促进全市经济增长,并以城市功能拓展区的贡献最大。首都功能核心区、城市功能拓展区的产业结构优于城市发展新区和生态涵养发展区,城市功能拓展区和生态涵养发展区的对外竞争力提升明显。(2)金融业,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工业分别对首都功能核心区、城市功能拓展区、城市发展新区的经济增长贡献最大,其发展基本符合功能定位;而生态涵养发展区以工业和建筑业为主,与功能区定位尚有偏差。(3)建议未来首都功能核心区重点优化金融业、租赁与商务服务业等优势产业;城市功能拓展区继续强化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等重点产业;城市发展新区加快新城建设和基础设施建设;生态涵养发展区积极发展特色种养业、旅游、康体、休闲等朝阳产业。     

长三角地区生态盈亏及经济效率协同分析

文章运用调整后的生态盈亏模型,对2010—2019年长三角地区41个地级市人均生态盈亏指数进行测算,采用ESDA方法分析其时空分布变化特点,同时运用Super-SBM模型对41个城市不同年份经济效率值进行测度,基于效率分析并构建生态-经济结构偏差指数对生态环境与经济效率之间的协同关系进行衡量。结果表明：（1）长三角地区人均生态盈亏指数处于下降趋势,且存在一定的空间集聚效应;（2）为了提高城市经济效率而做出的生产决策调整,极有可能与当地生态环境的开发情况不相协同;（3）以城市经济效率为考量进行的资源分配与集聚,一定程度上将加剧地区生态环境的两极分化。     

广西市域生态文明建设与城镇化耦合协调分析

以广西域内14市为评价单位,采用综合评价模型、耦合协调度模型和相对发展度模型对广西生态文明建设与城镇化水平进行全面评价,并测度它们之间的耦合协调状态。研究结果表明：（1）2010—2020年生态文明建设与城镇化建设水平提升均十分显著,但其协调发展不平衡、不充分。（2）耦合协调发展水平有较大提高。2010年广西14市均处于拮抗阶段,而2020年则有9个城市处于协调阶段,有5个城市处于磨合阶段。（3）广西生态文明建设总体上滞后于城市化。2010年广西12个城市生态文明建设超前于城市化,只有2个城市生态文明建设滞后于城市化。而到了2020年生态文明建设滞后的城市就达到了8个,仅剩1个城市生态文明建设超前。（4）2010—2020年广西各城市生态文明建设与城镇化耦合协调发展类型发生了巨大变化,由2010年的大量Ⅲ型、少量Ⅰ型,演变成2020年的5种类型即Ⅳ、Ⅴ、Ⅶ、Ⅷ、Ⅸ。     

中国城市生态文明建设水平评价及时空动态演变

科学评价城市生态文明建设水平是推进城市生态文明建设的基础。基于中国地级以上城市面板数据,运用纵横向拉开档次评价法从物质生活水平、生态服务资源、环境污染控制和生态认知水平四个方面构建生态文明建设水平评价指标体系,测度中国城市生态文明建设水平,并通过空间自相关、收敛分析多维度探讨其时空动态演变特征。结果表明:(1)中国城市生态文明建设水平总体稳步提升,区域上呈现出东高西低特征。(2)中国城市生态文明建设水平存在σ收敛和条件β收敛趋势。2016年仅在低—高集聚区和低—低集聚区存在空间俱乐部收敛趋势。东部城市生态文明建设水平显著受人口规模和人均绿地面积影响,中部地区显著受第二产业比重和人口规模影响。     

国家中心城市经济高质量发展评价及差异分析

国家中心城市是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领军力量。在明确界定经济高质量发展内涵基础上,以经济运行供给侧的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分维,构建评价指标体系,对2003—2019年国家中心城市经济高质量发展各子系统指数和综合指数进行测度和比较,并借助Dagum基尼系数及其分解方法剖析区域发展差异及来源。研究发现：17年间国家中心城市经济高质量发展综合指数呈上升趋势但由东向西梯次下降;三个子系统指数在国家中心城市内部及其之间均表现出高度非均衡性;国家中心城市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区域差异集中在区域间,而东—西区域间差异最大且呈扩大趋势。据此,从加强区际循环、深化三大变革、开展先行示范等方面提出推动国家中心城市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政策建议。     

重点生态功能区县域经济发展问题研究

根据25个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的区位属性和发展水平,可将其分为东北区域、西北区域、西南区域和中南区域四个片区,各区内县域经济发展普遍存在内生动力不足、限制开发与贫困属性长期并存、生态屏障和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发展约束等问题。综合看,重点生态功能区县域经济发展缓慢的影响因素在于财政赤字不断增大、人力资源流失、主导产业规划滞后、第三产业活力不足。进一步推进重点生态功能区县域经济发展,应积极发展绿色经济,突出县域差异化;培育特色经济,打造绿色服务业增长极;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促进产业融合发展;以"重点工程"和"品牌工程"带动县域经济发展;建立与重点生态功能区县域经济特征相适应的金融服务体系;构建重点生态功能区与其他主体功能区之间的生态补偿机制。     

产业准入负面清单下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问题区域识别

识别问题区域是产业准入负面清单背景下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实现空间管控和区域治理的重要基础。文章利用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676个县级单元的第一产业比率、负面清单涉及农业的总频次及主导产业频次等指标,描述重点生态功能区的农业发展概况及其特征,采用一般指标识别和聚类分析方法识别重点生态功能区的问题区域,以期协调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的关系。研究表明,水源涵养、水土保持、防风固沙、生物多样性等四类功能区的第一产业比重、农业及畜牧业占人均GDP比重均高于全国水平,防风固沙区与生物多样性维护区将面临更高的农业产业调整压力;四类生态功能区内的贫困县分布不均,生物多样性维护型与水土保持型地区须承受较高的扶贫压力,防风固沙功能区内的县级单位须采取更加差异化的政策,重点生态功能区建设应当整合横、纵向的政策与资源,推动政策协同及区域合作以实现高效空间治理。     

六大工作推动垫江生态发展

正2013年9月,中共重庆市委四届三次全会将全市38个区县划分为五大功能区,形成了独具重庆特色的"五大功能区"理论。垫江县作为渝东北地区的前沿阵地,被定位为生态涵养发展区,这就需要我们处理好发展与生态保护的关系,实现在发展中加强生态涵养和保护、在生态涵养和保护中加快发展,突出抓好六大重点工作,走出一条具有垫江特色的发展道路。大力发展现代农业,建设绿色垫江发展特色效益农业是重庆市委市政府对渝东北建设生态涵养发展区和农产品主产县的功能定位要求,也是未来垫江农业的必然选择。垫江县因地制宜发展特色效     

中国农业“水—土—经济”系统耦合协调发展的时空演化

构建了农业“水—土—经济”三元系统的耦合模型,基于2006—2020年中国31个省域的面板数据,从时空维度对三元系统协调发展趋势及区域异质性特征展开实证分析。结果显示：（1）省域农业水资源与农业经济发展呈快速增长趋势,农业土地生态发展态势较为稳定。（2）省域三元系统耦合水平持续提升,但整体水平较低。（3）农业土地生态与农业经济发展融合相对滞后,未显现明确协同发展趋势。（4）区域间农业水资源与农业经济发展的耦合水平具有显著异质性特征,但二者空间匹配度不断提升。（5）农业土地生态与农业经济发展呈较高空间匹配度,二者耦合度提升是三元系统耦合关系改进的重要因素。据此,从三类二元系统视角提出统筹规划农业水土资源配置,推进可持续发展战略;推行高效节水农业机制,带动农业经济快速发展;实施规模化土地流转,强化农业经济发展新动能的建议,为农业“水—土—经济”系统耦合协调发展提供决策参照。     

粮食功能区视角下农业高质量发展水平及区域差异研究

基于2016—2020年省级农业发展数据,综合运用改进后的熵值法、Dagum基尼系数等方法,测算了全国及粮食功能区农业高质量发展水平及差异程度,并进一步从一级指标入手,分析了引起区域差异产生和波动的原因。结果表明：（1）三大粮食功能区的农业高质量发展水平均保持上升趋势,按水平由大到小依次为“主销区、主产区、平衡区”。（2）三大粮食功能区存在区域差异,区域间的差异是总体差异的主要来源,区域内差异也出现不同程度的变动。（3）主销区内部差异波动与产业升级指标相关,主产区内部差异波动主要受产出高效和产业升级指标影响,平衡区内部差异波动源于产业升级指标中的追赶效应。（4）区域间差异主要源自产业升级指标,成果共享指标也起到部分影响作用,三大区域各具发展短板。因此,为提升我国农业高质量发展均衡性,应坚持“因地制宜”原则,以水平最低的平衡区为发力点,以产业升级指标为抓手,以各区域发展短板为突破,采取更具针对性的发展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