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规制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促进还是抑制？

在“双碳”背景下通过制定环境规制政策提高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推动经济绿色发展具有现实意义。以2000—2020年我国30个省级行政区的面板数据为基础,构建超效率（SBM—GML）模型阐释环境规制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之间的内在逻辑,在分别控制时间和地区的双固定效应和面板分位数回归模型（PQRM）的基础上得出以下结论：（1）环境规制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作用效果是先抑制后促进;（2）由于经济发展水平的区域性差异,环境规制对高端分位点省级行政区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促进程度远小于低端分位点省级行政区;（3）技术进步是我国东、中、西和东北等地区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高的关键因素,全域技术效率尤其是规模效率是阻碍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的关键因素。因此,地方政府首先要结合当地资源禀赋及自然环境承受能力,完善环境规制政策,缩小区际差异;其次要加强基础性研究,破除技术垄断,优化生产流程,提升规模经济,提高绿色全要素生产率。     

环境规制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来自中国工业企业的证据

实现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要兼顾好经济增长与环境治理的协调统一。环境规制政策作为环境治理的重要手段,亦会影响企业内部的生产决策,进而对经济波动产生一定影响。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综合了企业的生产效率与环境绩效,是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微观体现,基于此,本文利用工业污染源重点调查企业数据库,采用Super-SBM模型测算企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重点考察环境规制政策与企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第一,总体而言,环境规制强度对企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呈现“倒U”型影响;第二,环境规制主要通过成本效应、创新补偿效应以及能源配置效应等渠道影响企业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第三,环境规制对不同规模、不同所有权、不同污染水平企业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影响存在显著差异。本文认为,环境规制作为推动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政策工具,其在推行过程中要注意“度”的问题,避免过强的规制强度造成企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损失,进而损害企业生产效率与环境保护的协调。与此同时,政府要避免环境政策制定过程中的“一刀切”问题,根据不同规制对象制定差异化的环境规制政策。     

自主创新、环境规制与工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

文章构建了一个自主创新影响工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理论分析框架,并从环境规制视角探究工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异质性影响因素.利用中国省级工业企业2008-2017年的面板数据估计了自主创新对工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效应.研究发现:自主创新显著促进了东中西部地区工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短期内,环境规制会抑制东中部地区工...     

环境责任对大型建筑企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

为了解环境责任与建筑企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关系,基于2020年福布斯全球上市公司2000强的大型建筑企业2009—2019年数据,采用基于SBM方向距离函数的GML指数方法测度了大型建筑企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指数,并运用Tobit回归分析了环境责任对大型建筑企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1)多数大型建筑企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处于上升状态,且受技术进步与技术效率提升的双重驱动;(2)环境责任能够显著促进建筑企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3)独立董事比例、企业规模会抑制大型建筑企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而经济运行的稳定性、营商环境及企业技术装备水平则能显著提高其绿色全要素生产率。这一研究为大型建筑企业加强环境责任建设,提高企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供了实践指导。     

环境规制对中国火电行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效应——基于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

从各省份火电行业的面板数据出发,基于SBM方向距离函数的Malmquist-Luenberger指数对我国各省份2003—2017年火电行业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进行测算,构建系统SYS-GMM模型实证检验了环境规制对火电行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效应。结果发现:(1)中国火电行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主要依赖于技术进步的改进,并呈东部、中部、西部地区依次递减的趋势。(2)环境规制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且存在滞后效应。分区域来看,环境规制对东部地区火电行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具有显著促进作用,对中、西部地区影响不大。(3)投资开放程度对全国范围内火电行业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有显著促进作用,但仅对东部地区各省份的火电行业有正向作用,对中、西部地区影响效果不显著。     

创新质量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影响的异质性研究

运用SBM方向性距离函数测算中国内地30个省份2006-2016年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构建以环境规制为门槛变量的动态面板门槛模型,实证检验创新质量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非线性影响。结果发现：非期望产出约束下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整体较低,区域空间差异较大;创新质量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存在受环境规制作用的门槛效应。进一步分组研究表明,环境规制门槛效应和创新质量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均存在空间异质性,东部地区环境规制门槛值低于全国其它地区,但创新质量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正向促进作用最大。东部地区省份可以制定更为严格的环境规制措施,以充分发挥创新驱动效应;中西部地区则应积极探索除创新驱动外的其它因素,促进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升。     

不同类型环境规制对制造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效应研究——基于DEA-Malmquist指数法与空间误差模型的实证分析

首先利用DEA-Malmquist方法测度2009—2017年我国30个省份的制造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然后利用空间误差模型分析不同类型环境规制对制造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发现：(1)我国制造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存在一定幅度的波动,地区差异较为明显,技术进步对于大多数地区制造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变动起到主要作用。(2)不同类型环境规制对制造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存在差异。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和激励型环境规制对制造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有阻碍作用,而公众参与型环境规制有促进作用。制造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空间溢出效应也十分明显。     

数字金融、异质型环境规制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

推动经济绿色发展是“十四五”规划的重要目标,在数字金融发展背景下探讨其绿色价值并健全环境规制,在经济供需两端形成绿色发展合力具有重要意义。本文采用2011—2021年1597个工业污染源重点调查企业数据,利用中介模型和门槛模型探究了数字金融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以及异质型环境规制在此过程中的作用。研究发现,数字金融能够通过技术、资源配置和产业结构路径驱动企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随着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和公众自愿型环境规制的裁量空间增大,上述驱动作用会产生“减损”“补偿”和“分化”效应。异质性分析发现,对于绿色发展实力较强的企业,应重视资源配置和产业结构路径的作用,并主要实施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和公众自愿型环境规制;绿色生产成本较高的企业更应依靠技术路径,并重点实行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从而基于市场和政府的协同合力提升绿色全要素生产率。     

环境规制与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理论分析与中国经验

构建环境规制与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逻辑框架,系统阐释两者之间的影响效应,同时基于混合距离函数的EBM—GML指数测算并分解2012—2019年我国城市GML(生产率指数),利用动态面板模型实证测试环境规制对城市GML的影响效应.结果表明:短期内初始较弱的环境规制会阻碍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而长期则会促进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形成了环境规制的动态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效应;环境规制对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趋势呈倒"U"型,且严格的环境规制可能导致绿色悖论效应;QR-PD模型进一步显示,不同分位点和区域上环境规制与其他控制变量对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具有显著异质性.因此,有的放矢地制定差异化的环境规制政策可激励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     

绿色金融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环境规制调节下的碳减排效应

伴随经济快速增长而来的环境污染问题受到社会各界关注,环境与经济的协调发展已成为绿色经济时代的热点话题。基于2014—2020年中国30个省份的数据,构建有调节的中介效应模型,研究结果表明：绿色金融的发展使碳排放强度降低,进而提升绿色全要素生产率,自愿型环境规制对中介效应的前半路径具有调节作用。内生性和稳健性检验也证明了发展绿色金融可以显著促进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升这一结论的可靠性,这一促进效应具有制度环境异质性和区域异质性。基于此,政府要因地制宜地完善绿色金融政策、加大绿色金融市场与碳金融市场的协调配合,同时企业要树立环保意识,引导消费者的环保消费倾向,最终实现生态环境与经济价值的双赢。     

环境规制对制造业绿色转型的影响机制及实证研究

制造业绿色转型是大势所趋,环境规制作为实现环境效益的重要手段,其如何影响制造业绿色转型值得探讨。在阐述环境规制对制造业绿色转型直接影响和间接影响机制的基础上,使用2005—2017年中国(内地)省级面板数据,采用基于EBM-GML模型计算得出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衡量中国制造业绿色转型程度,进而建立固定效应面板模型检验异质性环境规制对制造业绿色转型的影响。结果表明:我国制造业绿色转型程度整体保持上升趋势,增长速度呈现出明显阶段性特征。环境规制对制造业绿色转型具有非线性影响,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和自愿参与型环境规制超过一定限度后能直接加快制造业绿色转型进程,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的直接影响则不显著;环境规制能够通过技术创新、外商直接投资、产业结构间接促进制造业绿色转型,产业集聚的影响则不显著;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能够通过间接效应影响制造业绿色转型。     

中国省域环境规制与全要素生产率的实证分析

运用DEA-Tobit两步法估算和解释1992～2008年中国区域环境规制与全要素生产率之间关系.实证结果发现:第一,总体来说,中国全要素生产率是上升的,主要依靠技术进步的推动,并且TFP指数存在时序和区域特征.第二,环境规制对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具有一定积极作用,支持“波特假说”.第三,环境规制对TFP影响系数的时间虚拟变量不显著,但区域特征显著,其表现为:东部地区环境规制较为严格且TFP较高,这可能与工业化所处的阶段、中央与地方政府环境规制博弈、FDI技术外溢效有密切关系.     

晋陕蒙采矿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实证研究北大核心

晋陕蒙作为黄河流域重要的能源富集区,其采矿业高质量发展对黄河流域采矿业高质量发展至关重要。科学测算GTFP能客观描述科技进步与创新、规模收益等对产出增长的驱动/阻碍情况,为其高质量发展指明方向。然而,现有采矿业GTFP研究较少将经济、能源、环境因素同时考虑在内,导致测算的GTFP与实际有一定差距。为此,将能源消费量与CO_(2)排放同时纳入研究框架,采用SBM模型测算出考虑CO_(2)与不考虑CO_(2)排放的平均技术效率值,在此基础上运用GML指数测算出2000—2018年晋陕蒙采矿业5个细分行业GTFP,并按区域与时间进行分解。研究发现:该区域采矿业高效发展与绿色生产间的协调、可持续性较差;技术进步是采矿业GTFP增长的源泉,纯技术效率与规模效率是技术效率降低的主因,且前者的阻滞作用更大。考察期内,采矿业GTFP年均增长率为1.2%,除黑色金属矿选业年均增长率为-0.4%,石油与天然气开采业为0,剩余细分行业均为正增长。晋陕蒙要继续增强科技创新能力,协同改善技术效率,助力实现黄河流域采矿业高质量发展目标。     

环境规制对制造业绿色转型的影响机制及实证研究

制造业绿色转型是大势所趋，环境规制作为实现环境效益的重要手段，其如何影响制造业绿色转型值得探讨。在阐述环境规制对制造业绿色转型直接影响和间接影响机制的基础上，使用2005—2017年中国（内地）省级面板数据，采用基于EBM-GML模型计算得出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衡量中国制造业绿色转型程度，进而建立固定效应面板模型检验异质性环境规制对制造业绿色转型的影响。结果表明：我国制造业绿色转型程度整体保持上升趋势，增长速度呈现出明显阶段性特征。环境规制对制造业绿色转型具有非线性影响，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和自愿参与型环境规制超过一定限度后能直接加快制造业绿色转型进程，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的直接影响则不显著；环境规制能够通过技术创新、外商直接投资、产业结构间接促进制造业绿色转型，产业集聚的影响则不显著；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能够通过间接效应影响制造业绿色转型。     

我国专利密集型产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测度及收敛性研究

基于2007—2017年专利密集型产业面板数据,运用GML指数模型测度专利密集型产业8个行业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并对其进行收敛性分析。研究发现,专利密集型产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整体水平较高,与传统全要素生产率相比,“波特假说”初步显现;总体上,专利密集型产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呈上升趋势,技术进步贡献最大,不同行业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水平和动态趋势不尽相同;整体行业、强专利密集型行业和弱专利密集型行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内部差距仍然较大,整体行业与强专利密集型行业趋向共同稳态和自身稳态收敛,弱专利密集型行业仅趋向自身稳态收敛;行业集中度、行业规模对行业整体和弱专利密集型行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具有正向作用,研发投入对强专利密集型行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具有显著正向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