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城镇化与经济增长的耦合协调发展及影响因素

通过构建城镇化与经济增长综合评价指标体系,以中国336个地级及以上城市为研究对象,采用熵权—突变级数、耦合协调模型和空间自相关模型等方法,分析2000—2013年中国各地级及以上行政单元城镇化与经济增长的耦合协调关系,运用空间杜宾模型(SDM)对其影响因素进行剖析。研究结果表明:①2000—2013年中国城镇化、经济增长以及耦合协调程度均呈上升趋势,区域差异程度逐渐缩小,空间上"东—中—西"递减态势依旧。京津冀、长三角及珠三角的核心地位日益凸显,城镇化与经济增长协调发展存在明显的"集群化"与"梯度化"空间分异特征。②中国城镇化与经济增长耦合协调程度呈现出显著的空间关联与集聚效应,两者关联集聚程度有所减弱。城镇化与经济增长耦合协调程度的地理近邻性特征明显,高高集聚区汇聚于京津冀、长三角和珠三角城市群,鄂豫皖省际交接处等地区则是低低集聚区。③中国城镇化与经济增长耦合协调程度存在明显的空间正向溢出效应,城市人口规模、投资水平、消费能力、财政水平和产业集聚度具有较大促进作用,而城乡收入差距的扩大则会抑制其发展。     

大运河文化带沿线城市文化—生态—旅游耦合协调发展

文章通过构建文化—生态—旅游耦合协调评价指标体系,运用耦合协调模型、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方法对2011—2020年大运河文化带沿线36个地级及以上市域的文化—生态—旅游耦合协调度和空间相关性进行研究。结果表明：(1)从各子系统综合发展水平来看,文化综合发展水平整体呈平稳上升趋势,各城市文化发展不平衡;生态发展水平普遍偏低,各城市生态发展水平差异较小;旅游综合发展水平呈波动上升趋势,地区之间具有明显的差异性。(2)从耦合协调度来看,2011—2020年大运河文化带文化—生态—旅游耦合协调发展总体呈缓慢上升趋势,但协调度水平偏低,多数城市处于中度失调或严重失调。(3)从空间相关分析来看,全局方面,大运河文化带文化—生态—旅游耦合协调度具有空间正相关关系,即各城市之间呈空间集聚性,且集聚程度总体呈上升趋势;局部上主要表现为“高—高”集聚和“低—低”集聚,呈现“小集聚大分散”的空间格局。     

工业化与生态环境耦合协调度及时空差异研究——以山东省为例

文章以山东省17个地级市为研究对象,构建工业化与生态环境系统评价指标体系,运用熵值法和耦合协调度模型测度各地级市工业化与生态环境系统的综合得分及分析二者的耦合协调关系演变,最后采用空间自相关模型分析各地级市间的空间联系。结果表明:(1)研究期内山东省各地级市工业化与生态环境的耦合协调度均呈增强趋势,由过渡型向耦合协调型转变;(2)各地级市工业化与生态环境耦合协调具有显著的地域空间分异,鲁东地区整体高于鲁中和鲁西地区;(3)两系统在空间上存在空间正相关性,烟台等市主要表现为"高—高"集聚,济南主要表现为"低—低"集聚,部分地级市在空间效应上随机分布。最后据此提出促进山东省各地级市两系统协同发展的对策建议。     

京津冀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对区域经济增长的空间溢出效应研究

基于区位熵指数描述了2012-2017年京津冀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格局,同时,将地理空间因素纳入面板模型建立空间杜宾模型,实证检验了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对京津冀经济增长的空间溢出效应.最后,利用偏导数矩阵的方法对空间溢出效应分解,分析了产业集聚和其他控制变量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结果表明:第一,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和经济增长均存在"空间自相关性"和"空间溢出效应";第二,当前阶段,京津冀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的"回流效应"大于"扩散效应",引致产业集聚对经济增长的总效应为负,起抑制作用;第三,京津冀战略性新兴产业协同集聚作用较弱,产业资源错配、缺乏协同共享机制现象明显;第四,人力资本、固定资产投入、技术创新、外商投资等控制变量对经济增长具有正向促进作用,城镇化和金融投资对京津冀经济增长产生不利影响.     

长城沿线县域TES系统耦合协调性时空格局与空间效应

基于2015—2019年河北省长城沿线59个县域的面板数据,采用综合评价指标、耦合协调度模型和空间面板模型等方法,探索河北省长城沿线县域旅游产业、生态环境与社会效益三大子系统（TES）耦合协调性时空发展格局与空间效应。研究发现：（1）河北省长城沿线县域TES系统综合发展水平呈现波动上升态势,其中社会效益子系统和旅游产业子系统发展水平总体上呈现缓慢上升趋势,生态环境子系统的增长趋势不显著,且社会效益子系统>旅游产业子系统>生态环境子系统。（2）TES系统呈现高耦合低协调的特征,耦合协调水平整体上呈现良好的增长趋势,且地域分布格局呈现东北部>南部>中部>西北部的态势。（3）人口密度、经济发展水平、对外开放程度、技术创新和产业结构是影响TES系统耦合协调水平的重要因素,人口密度和产业结构会对邻近县域的TES系统耦合协调水平产生影响。基于以上结果提出相应的建议,为促进长城沿线县域TES系统协调发展提供科学依据。     

医疗服务业与医药制造业发展耦合协调度的测度及影响因素

基于耦合协调度模型,通过构建耦合协调度评价指标体系,测度我国除港澳台地区以外的31个省(直辖市、自治区)医疗服务业与医药制造业发展耦合协调度,并在对比分析医疗服务业和医药制造业发展水平对耦合协调度影响的基础上,采用分别纳入地理矩阵与嵌套矩阵的空间杜宾模型,探究医疗服务业与医药制造业发展耦合协调度的影响因素及其空间溢出效应.研究结果表明:自新医改以来,我国政府卫生投入的增加推动了医疗服务业迅猛发展,而医药制造业发展水平相对缓慢,从而导致我国医疗服务业与医药制造业耦合协调发展为初级耦合协调.固定资本投入、知识创新对本地区医疗服务业与医药制造业发展耦合协调度具有正向影响,而协同集聚、政府扶持、外商投资具有负向影响,以上各因素对邻近地区医疗服务业与医药制造业发展耦合协调度均具有正向影响.     

中国287个城市创新的空间分异与溢出效应

当前中国经济正处于由要素驱动向创新驱动转变阶段，城市作为创新的载体在其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文章从实证角度研究中国城市层面较长序列的创新空间集聚与溢出效应。以2005—2020年中国地级及以上城市的创新水平为研究对象，采用变异系数、基尼系数、赫芬达尔指数和空间自相关指数等方法，考察中国城市创新的空间演化特征，并选择空间杜宾模型，探讨中国城市创新的影响因素，提出促进创新的政策建议。研究表明：(1)中国城市创新整体的空间差异和创新集中度呈下降趋势，南北方城市创新水平差异明显。(2)中国城市创新的空间Moran’s I值具有非线性距离衰减特征，表现为下降一段距离后略有回升之后继续下降；Moran’s I指数呈现出显著的高高—低低正向空间相关性，指数相对较低，但总体上呈增加趋势。(3)空间杜宾模型分析显示中国城市创新因子均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创新投入因子具有正向空间溢出效应、创新环境具有负向空间溢出效应，创新规模溢出效应尚不显著。据此，文章提出今后应加大城市创新投资和环境改善、推进城市间协同发展、促进城市创新集聚和扩散的发展策略。     

时空演化视角下我国西部地区人口-资源-环境-经济协调发展研究

通过构建西部地区人口—资源—环境—经济四系统评价指标体系,基于熵权法、耦合协调度模型测算2009—2019年我国西部地区子系统发展指数及系统耦合协调度,借助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模型与ArcGIS软件从时间和空间两个维度探讨协调度情况。研究发现:我国西部地区人口、环境与经济发展指数稳定提升,资源发展指数有较大波动。耦合协调水平不断优化,从2009年部分地区濒临失调衰退,到2019年多数地区达到初级与中级耦合协调水平,经济发展水平滞后于其他子系统发展是制约其协调度提升的主要因素。全局Moran’s I体现出西部地区耦合协调度存在正向的空间相关性,具有“俱乐部趋同”特征,高—高集聚主要位于陕西、四川与云南一带,低—低集聚位于甘肃、宁夏、新疆和青海地区。基于上述结论,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     

中国物流业与经济高质量协调发展时空演化研究

运用耦合协调度模型、空间自相关及核密度估计方法对中国物流业与经济高质量发展两系统耦合协调度的时空演化特征进行研究。结果表明：研究期间，两系统耦合协调水平从轻微失调上升到勉强协调阶段，但总体仍处于较低等级的协调阶段；耦合协调水平东西部差异明显，呈现出东—中—西部水平依次降低的空间分布格局；核密度曲线不断向右移动，表明两系统耦合协调水平不断提高，但波宽增加，波峰降低，各地区之间的差异有逐渐增大的趋势，动态演进过程出现了明显的梯度差异；各地区耦合协调度存在空间正相关关系，有显著的空间集聚特征，且集聚格局基本保持不变，主要集中在“H-H”集聚区和“L-L”集聚区，存在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     

数字经济与城乡融合的耦合协调及驱动因素研究

数字经济与城乡融合的耦合协调有助于推动乡村振兴和新型城镇化建设,缩小城乡差距,助力实现共同富裕。文章理论分析了数字经济与城乡融合耦合协调的机理,利用耦合协调度模型测量了2013—2020年中国30个省际单位的数字经济与城乡融合耦合协调发展状况,并采用空间杜宾模型分析其驱动因素。结果表明：（1）中国省际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和城乡融合发展水平整体上呈现东部高、中部次之、西部低的空间分布特征;（2）省际数字经济与城乡融合的耦合协调度整体上呈现上升趋势,但上升程度较低,且整体上耦合协调度较低,空间分布特征表现为由东部沿海向西部地区递减的现状;（3）影响数字经济与城乡融合耦合协调度的驱动因素主要有政府支持力度、创新能力水平、教育水平、对外开放程度和城乡居民消费水平。因此,各地区可因地制宜,通过改善以上因素来提升本地区的数字经济与城乡融合耦合协调度,促进城乡融合发展。     

局地“中等收入陷阱”危机下东北地区人力资本与经济发展耦合特征及驱动机制

文章构建了“中等收入陷阱”危机下人力资本与经济发展耦合研究框架，借鉴耦合模型测算2004—2018年东北地区34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经济发展与人力资本耦合协调度，并对其时空演进特征、驱动机制进行深入探讨。研究发现：(1)人力资本水平的高值区域主要分布在哈大城市群、辽中南城市群的大部分地区，具有显著的空间集聚特征，经济发展水平呈现出围绕沈阳、哈尔滨两市的“双核—外围”分布特征。(2)东北地区人力资本与经济发展耦合协调水平波动上升，但上升幅度有限，轻度失调类型地区始终占据主导地位。在空间分布上，耦合协调度整体呈现出“中心—外围”的空间分布特征，沈阳、大连、长春、哈尔滨四大副省级城市人力资本与经济发展耦合协调互动的优势较为明显，其协调级别主导区域整体协调互动级别。(3)从系统耦合协调的驱动因素来看，人口红利的正向驱动作用明显高于其他因素，表明东北地区人口红利窗口并未关闭，经济可持续增长需由过去追求人口红利向人力资本红利转变。科学费用支出、房地产投资额、第三产业增加值比重同样能够促进系统间的良性互动，但作用强度较小。     

基于引力模型的区域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耦合协调研究——以陕西省为例

基于2015—2018年陕西省10个城市的平均横截面数据,综合运用耦合协调度模型和耦合协调引力模型,探讨陕西省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耦合协调程度及耦合协调空间联系。结果表明:陕西省经济发展水平与生态环境水平契合生态经济系统演化序列,区域整体经济发展水平滞后于生态环境水平。区域整体耦合协调良好,耦合协调度水平与经济发展水平密切相关,但区域耦合协调发展不均衡,空间分布呈"一城独大"的局势。区域整体耦合协调的空间联系较弱,西安是区域耦合协调度的主要引力作用源,咸阳、渭南次之,榆林对外耦合协调空间联系最弱。加强区域空间联系、提高经济发展水平、优化环境治理机制是提高陕西省耦合协调发展的关键。     

长江经济带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的空间溢出效应——基于行业和地区分异的空间杜宾模型研究

基于长江经济带2006—2015年108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面板数据,运用空间杜宾模型对其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的空间溢出效应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长江经济带经济发展和生产性服务业集聚水平具有显著的空间相关性,生产性服务业集聚能显著促进本地区经济增长,但过度集聚会对周边地区经济产生抑制作用。进一步研究发现:高端生产性服务业集聚能够有效促进东、中部地区的经济增长,同时在东、西部地区存在显著的正向空间溢出效应;低端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中、西部的本地区经济增长有显著促进作用,对西部地区经济增长存在正向的空间溢出效应,但在中部地区存在负面空间溢出效应。此外,人力资本投资、基础设施改善以及外商直接投资也能促进地区经济增长。     

喀斯特地区旅游产业与生态环境耦合协调关系定量研究——以贵州省为例

在耦合协调及障碍度模型上,对贵州省2008—2016年旅游产业—生态环境耦合协调关系及障碍指标进行综合分析。结果表明:二者综合发展水平整体呈现增长态势,旅游产业系统综合指数增幅达0.83;系统之间耦合协调关系稳步提高,由严重协调转变到初级协调阶段,耦合协调类型由旅游发展滞后演变为生态环境发展滞后类型;协调障碍因子包含废水排放总量、烟粉(尘)排放总量、旅馆业年末客房床位数、铁路旅客周转量等。样本期间系统综合协调水平不断提高,但二者协调发展步调不一致,贵州省生态环境建设水平不能很好地支撑旅游产业的发展。     

西北地区城镇化系统耦合协调发展分析——基于高质量发展视角

基于西北地区2006-2017年的数据,文章构建了城镇化高质量发展指标体系,通过耦合协调度模型测算城镇化各系统的耦合协调水平,研究发现:西北地区城镇化系统耦合协调度逐年提升,城镇化高质量发展水平逐步上升;人口-经济城镇化的耦合协调度介于0.2～0.4,处于较高失调阶段;人口-空间城镇化的耦合协调度呈逐渐上升趋势;人口-社会城镇化耦合协调度逐渐上升至中度协调阶段;人口-绿色城镇化的耦合协调度稳步上升至中度协调阶段,并处于上升趋势.     

江西省新型城镇化与生态环境耦合协调度及空间分异研究

从城镇化建设和生态环境相协调的视角,构建了包含双重复合系统的新型城镇化与生态环境耦合协调评价指标体系,运用熵权法和耦合协调度模型研究了江西省新型城镇化与生态环境综合水平等方面的发展差异及二者的整体耦合协调关系。结果显示:江西省新型城镇化与生态环境的耦合协调程度较低,协调指数约为0.43,目前整体处于过渡状态中的濒临失调阶段,城镇化发展整体滞后于生态环境水平。省内各地区二者的耦合协调情况存在显著的空间异质性,除省会南昌市外,其他地区均处于失调衰退和过渡阶段,城镇化进程与生态环境水平不同步且表现出较为严重的区际不平衡,在空间上呈现出"中间高—四周低"的分布态势。     

神农架林区旅游经济—交通状况—生态环境协调发展研究

引入耦合协调模型,在建立神农架林区旅游经济—交通状况—生态环境耦合协调度指标体系的基础上,对2006—2015年神农架林区旅游经济—交通状况—生态环境的协调发展进行综合实证分析。最终结果显示,近十年来神农架林区旅游经济、交通状况和生态环境耦合协调度呈现稳步上升趋势,三者的综合发展水平指数呈现动态波动状态,前期神农架林区旅游经济发展处于相对滞后状态,中期尽管受到交通状况制约,旅游经济指数仍一度高于生态环境指数,旅游发展呈不可持续状态,后期随着生态环境指数和交通状况指数的大幅提高,旅游经济又呈现显著落后亟待提升的状态。针对分析结果,文章提出了相应的结论与建议。     

中国现代服务业与先进制造业耦合协调的时空演化

文章基于2010—2020年全国30个省份面板数据,采用耦合协调度模型,对现代服务业与先进制造业耦合协调度及时空分异特征进行研究。结果表明：考察期内中国各省份现代服务业与先进制造业耦合协调水平总体呈缓慢上升趋势,但各省份具体情况差异显著;多数省份耦合协调水平属于良好协调,整体表现为“高低阶段省份少、中间阶段省份多”的“橄榄型”模式,且在空间上呈现明显的集聚效应。基于此,提出推动区域合作互动、鼓励制造企业向服务型制造转型、打造“两业”协调平台载体、整合区域都市化与城市集聚区,以进一步推进现代服务业与先进制造业融合发展。     

区域文化遗产与旅游发展耦合机制及协调效应——基于京津冀地区的实证分析

文章基于县域尺度,构建区域文化遗产与旅游发展互动耦合协调评价指标体系,采用熵权TOPSIS、耦合协调模型等方法探究2010—2019年京津冀地区200个区县的文化遗产与旅游发展的耦合协调效应及时空演化特征,识别区域文化遗产旅游发展现状和瓶颈。结果表明：(1)京津冀地区各区县文化遗产资源禀赋和旅游发展的综合水平呈波动上升趋势,区县间存在显著的不均衡现象,文化遗产资源禀赋高评价指数区呈“集聚”扩散态势,旅游发展高评价指数区呈“孤岛”向“集聚”演化格局。(2)两系统的耦合发展呈现阶段性和波动性,耦合度经历了“拮抗—磨合—高水平”到“磨合—高水平”的转变;耦合协调度由“中低耦合协调为主”上升到“中高耦合协调为主”的等级分布,但尚未完全形成良好的协调。(3)两系统耦合协调发展呈现“高—高”和“低—低”的空间聚类格局,空间溢出效应明显。其中,2010—2015年呈现明显下降态势,耦合协调度空间集聚效应下降,高值区和低值区均减少,出现“大扩散、小集聚”的空间分异特征;2015—2019年呈现上升集聚态势,高值区和低值区均显著增加,主要表现为京津冀地区北部区县的“高—高”和太行山山前地带沿线区县的“低...     

高技术产业集聚度与生态环境耦合关系演化研究

为促进高技术产业集聚与生态环境在互动中实现协调可持续发展,在分析高技术产业集聚和生态环境耦合机理的基础上,采用耦合协调模型和空间自相关方法对2003—2017年我国内地30个省份面板数据进行分析,探究高技术产业集聚和生态环境之间耦合协调程度及其时空演化特征。结果发现：耦合协调度总体稳步提升,但存在区域差异;耦合协调等级有待提高,大部分地区经历了高技术产业集聚发展滞后、高技术产业集聚和生态环境同步发展、生态环境发展滞后3种耦合协调类型;耦合协调度相似地区在空间上趋于集中分布,热点地区从沿海向内陆迁移。最后,从树立协同发展理念、建立动态监测系统、加强地区间合作与交流3个方面提出相应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