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对“一带一路”国家OFDI的多维距离影响研究

文章从地理、经济、文化和制度层面全面考察了中国与东道国的距离对中国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OFDI的影响。首先,本文直观给出了中国与61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各类距离,发现相比中日、中美"距离",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各类"距离"明显较近(中日之间地理距离除外),不同的距离维度对中国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OFDI有不同影响;其次,聚类分析结果显示,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OFDI距离色彩明显,"由近及远"态势初显;再次,借鉴引力模型,基于2003~2015年中国对61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OFDI的面板数据,发现除地理距离以外,文化距离也显著地抑制了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OFDI,而经济距离的促进性和制度距离的抑制性则不显著。上述结论对于不同的模型设定具有稳健性。     

东道国制度环境、投资导向与中国跨国企业OFDI研究——基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数据的Heckman模型分析

本文利用2006—2015年中国跨国企业对"一带一路"沿线63个国家OFDI数据,结合跨国公司理论和制度理论,系统考察东道国制度环境、投资导向与中国跨国企业OFDI三者间作用关系。实证结果表明,中国跨国企业OFDI具有突出的资源导向特征,东道国市场资源禀赋会对中国跨国企业OFDI投资决策产生积极影响,东道国经济制度环境并未抑制中国跨国企业OFDI投资规模,东道国文化制度环境差异对中国跨国企业OFDI影响不明显,东道国政治制度环境和市场规模对中国跨国企业OFDI影响程度不同。本文研究结论是对既有跨国投资理论的丰富和矫正,对中国跨国企业的OFDI实践也有重要启示意义。     

中国在“一带一路”OFDI的国家风险研究:基于39个沿线东道国的量化评价北大核心CSSCISSCI

以2013年39个"一带一路"国家的15个指标及这些国家与中国相关的5个指标数据为基础,对中国在"一带一路"OFDI的国家风险进行了主成分分析和聚类分析。研究结果显示:在"一带一路"国家中,中国在大多数中东欧国家OFDI的政治风险、经济金融风险偏小;而中国在"一带一路"OFDI的社会文化风险普遍较大。就整体国家风险而言,中国在大多数中东欧国家和少数西亚国家OFDI的国家风险较小。从风险来源看,在政治风险和经济金融风险中,东道国自身的因素是中国在这些国家OFDI风险的主要来源,东道国与中国之间的因素对其影响较小;而在社会文化风险中,东道国与中国之间的因素与东道国自身因素对中国在这些国家OFDI风险的大小具有同等重要的影响作用。     

中国在“一带一路”OFDI的国家风险研究:基于39个沿线东道国的量化评价

以2013年39个"一带一路"国家的15个指标及这些国家与中国相关的5个指标数据为基础,对中国在"一带一路"OFDI的国家风险进行了主成分分析和聚类分析。研究结果显示:在"一带一路"国家中,中国在大多数中东欧国家OFDI的政治风险、经济金融风险偏小;而中国在"一带一路"OFDI的社会文化风险普遍较大。就整体国家风险而言,中国在大多数中东欧国家和少数西亚国家OFDI的国家风险较小。从风险来源看,在政治风险和经济金融风险中,东道国自身的因素是中国在这些国家OFDI风险的主要来源,东道国与中国之间的因素对其影响较小;而在社会文化风险中,东道国与中国之间的因素与东道国自身因素对中国在这些国家OFDI风险的大小具有同等重要的影响作用。     

对“一带一路”国家对外投资支点选择:基于金融生态环境视角

如何选择投资支点国家来推动"一带一路"建设是当前亟需解决的问题。文章的理论分析表明,将东道国区位优势与OFDI效率两项定量指标作为支点国家选择标准更具有科学性。而通过实证分析发现,"一带一路"国家具备的市场、能源、政治关系及自由贸易的优势更能够吸引中国投资,但目前技术获取型投资还会受到多种因素的制约。在对沿线国家金融生态评估的基础上,进一步通过实证检验发现,不同区位特征的国家的金融生态环境均能够影响中国在当地的OFDI效率,两指标呈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因此文章认为应选择金融生态环境较好且区位优势明显及OFDI效率较高的国家作为支点国家,通过打造利益共同体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的深化。     

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的技术溢出效应研究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是中国开放新时期对外直接投资的重点区域,实现并扩大中国对外投资的正向技术溢出,对促进沿线各国转型发展、提高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效益均有重要影响。利用38个沿线国家2003—2015年的面板数据,借助GMM估计法分析我国对沿线国家直接投资的技术溢出效应。研究结果表明,中国对沿线国家直接投资存在显著的正向技术溢出,但与出口贸易相比溢出水平较低;东道国科技研发实力、对外开放程度、金融发展水平等因素可显著扩大中国对沿线国家直接投资的技术溢出效应。     

知识产权保护对中国OFDI影响——基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实证分析

本文将"一带一路"沿线51个国家作为研究对象,在分析中国OFDI与"一带一路"知识产权保护的现状及影响的基础上,借助2007-2018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OFDI(Outwar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存量和世界经济论坛的知识产权指数等数据,对"一带一路"国家的知识产权保护水平对中国OFDI...     

中国OFDI企业海外雇佣的劳动力技能提升:流动还是培训更起作用?

中国OFDI企业海外雇佣本地化是"一带一路"合作民心相通的核心内容之一。投资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中国企业同时面临东道国劳动力素质与技能的"双重短缺",个人职业流动与企业在职培训是解决"双重短缺"的主要途径。文章采用东南亚三国中资企业雇主-雇员匹配调查数据研究发现:在职培训有助于东道国员工认知能力的提升,但流动无助于东道国员工认知能力的提升;在职培训对东道国员工的非认知能力没有显著作用,但流动有助于东道国员工非认知能力的提升;在职培训对东道国员工认知能力中的数学、阅读能力的提升较为显著,而流动对东道国员工非认知能力中的外向性、开放性等能力提升作用较为显著;针对工作任务的专用技能培训有助于同时提升东道国员工的认知与非认知能力。本地化雇佣是中国企业融入"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最直接的方式,面对东道国劳动力素质整体偏低的情况,通过特定指向性的在职培训与适宜的企业内部职业流动,可以为中国OFDI海外可持续发展提供稳定且符合企业需求的员工队伍。     

“一带一路”东道国要素禀赋、制度环境对中国对外经贸合作方式及区位选择的影响

文章基于投资诱发要素组合理论和贸易要素禀赋论,实证研究了2010～2015年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经贸合作方式及区位选择与东道国要素禀赋和制度环境的关系。在考虑时间和地区固定效应后,研究结果显示,东道国技术要素禀赋与各种经贸合作方式都表现出显著的负相关关系,自然资源禀赋则对各种经贸合作方式都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而劳动力禀赋会显著促进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而在制度环境方面,对外商限制程度越低、产权法制保护越宽松、政府腐败程度越高的地区对要素禀赋和经贸合作方式越具有显著的正向调节效应。     

中国OFDI能提升东道国与中国的价值链关联吗？——基于前后向关联视角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深刻影响着中国与东道国在国际生产分工中的关联关系。文章基于增加值的双边贸易流分解数据，构建了投资东道国与中国的前后向价值链关联指数，全面考察了东道国与中国的价值链关联特征和中国OFDI对东道国与中国双边价值链关联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1）东道国与中国的价值链关联具有非均衡特征；（2）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显著提升了东道国同中国的前后向价值链关联，且相对于东道国同中国的前向价值链关联，中国OFDI更能提升东道国同中国的后向价值链关联，该结论具有一定的稳健性；（3）分国家和区域来看，相对于高收入国家和非“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中国OFDI更能提升中低收入国家和沿线国家与中国的价值链关联；分行业来看，中国OFDI对东道国制造业同中国双边价值链关联的正向促进效应高于服务业，且更能促进东道国技术密集型制造业和服务业同中国的前向价值链关联，以及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同中国的后向价值链关联；（4）机制分析发现，中国OFDI能够通过降低贸易成本和提高价值链生产分工效率来提升东道国与中国的前后向价值链关联。研究对中国深入推进“双循环”发展战略，打造以中国为主要参与主体的国际价值链体系具有一定...     

交通基础设施与经济增长:基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铁路交通基础设施的研究

在世界经济复苏乏力的背景下,中国向亚欧非国家发出了共建"一带一路",推进基础设施联通的倡议。文章利用1991~2016年"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经验数据,采用静态和动态计量经济学方法,定量分析交通基础设施建设的经济增长效应。研究发现,交通基础设施与经济增长呈现显著的"倒U型"关系,交通基础设施条件的改善和交通基础设施投资的增加均能显著促进"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经济增长,但这种促进效应的大小与各国经济发展水平和基础设施条件有关。经济越落后、交通基础设施质量越差的国家,交通基础设施改善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越大。     

OFDI与制造业价值链地位提升 ——基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面板数据的研究

以“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为研究样本,构建对外直接投资对价值链升级的理论模型,使用2000-2016 年的国别数据,通过动态面板实证研究了OFDI 对母国制造业价值链地位的影响。结果表明：OFDI 对母国制造业价值链提升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影响机制主要有专业分工效应、逆向技术溢出效应和市场规模扩大效应。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直接投资有利于提升自身价值链地位。中国对中南半岛和孟中印缅经济走廊、中巴和中国- 中亚- 西亚经济走廊沿线国家的直接投资主要通过专业分工效应来提升价值链地位,对中蒙俄和新亚欧大陆桥经济走廊沿线国家的直接投资主要通过逆向技术溢出效应和市场规模扩大效应来提升价值链地位。     

“一带一路”制造业增加值贸易网络对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研究

全球价值链重构趋势下,“一带一路”贸易网络日益紧密,东道国贸易网络地位对对外直接投资(OFDI)的影响逐渐显现,成为吸引中国企业“走出去”的新区位优势。本文基于“一带一路”共建国家制造业的投入产出数据构建增加值贸易网络,结合2009—2019年A股上市公司、BvD-Zephyr以及fDi Markets数据,考察东道国贸易网络地位对中国企业OFDI的影响。研究发现：“一带一路”东道国制造业增加值贸易网络地位的提升,对中国企业OFDI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且上述影响在发达国家、制度风险较低及开设境外园区的东道国更强,并且进一步激发了中国民营企业、初始投资企业“走出去”开展跨国并购的积极性。此外,中国企业OFDI的结构得以优化,投资行业依托贸易网络呈现阶梯状分布。机制分析表明,中间品进口激励效应、投资风险规避效应和全球价值链嵌入效应是其重要传导渠道。本文为中国企业面向“一带一路”共建国家的投资策略制定提供有益参考,对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新发展格局下东道国市场需求、经济复杂性与我国对外直接投资

以内循环为主，构建范围更大、层次更高、结构多元的高质量外循环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意义重大。新发展格局中，东道国市场需求不仅是外循环伸展的基础动力，同时也是影响对外直接投资（OFDI）地理分布的关键因素。文章主要探究新发展格局下东道国及其周边国家市场需求与中国OFDI的经济联系，瞄准以下三方面：第一，分析东道国市场需求对中国OFDI的定量影响；第二，引入“第三国”效应，实证东道国周边国家市场需求对中国在东道国OFDI的空间经济影响；第三，引入经济复杂性变量，剖析其在东道国市场需求与中国OFDI关系中的调节作用。研究结论表明：首先，我国OFDI整体上呈现趋近东道国市场需求的特性，东道国经济复杂性强化该特性。其次，引入“第三国”效应后，东道国周边国家市场需求具有显著正向空间溢出效应，东道国周边国家旺盛的市场需求会刺激中国对东道国投入更多OFDI；最后，引入经济复杂性的空间溢出效应被促进，说明加工体系越完善、技术水平越高的东道国不仅依据自身特性吸引中国OFDI，而且辐射其经济影响，帮助周边其他东道国获得中国投资者青睐。文章研究不仅丰富了新兴国家OFDI投资动机及其影响因素的相关探讨，而且为新形势...     

东道国基础设施质量对中国进出口贸易的影响——基于“一带一路”沿线51个国家的实证分析

基础设施建设是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支撑,对国家经贸关系进一步发展具有桥梁作用。基于“一带一路”沿线51个国家2011—2019年面板数据,构建拓展引力模型实证分析东道国基础设施质量分别对中国进口与出口的影响。研究发现：东道国基础设施质量会显著促进中国的进口与出口贸易,但对中国进口贸易促进作用强于出口,且东道国GDP增长促进了中国进口与出口贸易增加,其对中国进口贸易促进作用大于出口;而东道国与中国的地理距离对中国进口贸易限制作用大于出口,东道国与中国为邻国、与中国具有共同语言及签订自由贸易协定会推动中国对其进出口贸易增长。在此基础上,提出促进中国与沿线国家进出口贸易的对策建议。     

制度环境质量如何影响中国在“一带一路”亚洲国家的OFDI区位选择？

在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研究中,关于制度环境质量的影响力是一个重要分支。基于2005—2017年中国对“一带一路”亚洲19个主要国家的直接投资数据,通过制度、环境、质量3个纬度的分析发现:整体上中国在“一带一路”亚洲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OFDI）中既不呈现制度风险偏好倾向,也无制度接近的特征;较大规模的OFDI明显对两国制度环境波动的差距更加敏感,而投资东道国的融资便利是吸引较大规模OFDI流入的显著影响因素;较小规模的OFDI会更偏向于市场规模大、经济增速缓慢、资源充裕的国家。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制度环境对中国企业海外并购区位选择的影响研究

文章利用2000～2016年间中国企业在38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完成的371笔海外并购交易数据检验东道国制度环境对中国企业海外并购区位选择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东道国综合制度环境的改善会促进中国企业到该国并购投资,具体来说,监管质量的改善和政府效率的提高对中国企业海外并购区位选择的促进作用最为明显,而政治民主度并不会影响中国企业的并购区位选择。基于细分企业所有制的分样本检验结果表明,东道国制度环境的改善会显著促进民营企业的跨境并购,但对国有企业的跨境并购区位选择没有影响。据此,文章建议及时更新东道国制度环境相关信息,构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风险预警体系,积极与沿线国家建立互信互助机制,加强对投资企业的保护力度,同时拓宽企业融资渠道,为企业"走出去"提供可靠的资金支持。     

“一带一路”成为亚太乃至世界经济增长源

2015年将是"一带一路"国家战略全面铺开的一年。对此,亚洲开发银行副行长张文才日前访华时表示,"一带一路"将成为亚太地区乃至世界的增长源。张文才说,中国倡导建设的"一带一路"战略正步入务实合作阶段,沿线各国不仅实现了地域上的互联互通,还打造了新的贸易走廊、经济走廊,使得沿线各国在经济、金融、民间交往以及人文等方面有更多合作机会,经济实现更多增长,拥有更多市场,更好的基础设施。2013年9月和10月国家主席习近平分别提出建设"新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战略构想,即为"一带一路"的国家发展战略。"一带一路"沿线大多是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服务中间投入的网络结构特征及其影响因素

文章基于1992~2013年"一带一路"沿线61国(地区)的投入产出数据,运用社会网络分析方法,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服务中间投入的网络结构及其影响因素进行探讨。研究发现:(1)"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服务中间投入网络呈现出"早期稳步发展,后期快速增长"的发展趋势,并且网络具有一定的"互通互融"性和明显的"核心-边缘"结构;(2)中国及其周边国家在"一带一路"服务发展中处于重要地位,其中中国、印度、俄罗斯、新加坡四国对"一带一路"区域服务经济发展更为关键,而中国服务业在"一带一路"网络中的桥梁作用也远高于制造业,可进一步有效推进"一带一路"各国经济合作和贸易互通;(3)经济规模、人口规模、共同语言和地理距离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服务中间投入网络结构具有显著影响。     

东道国人力资本、研发投入与我国OFDI的反向技术溢出

借鉴C-H模型,本文建立中国OFDI反向技术外溢的计量模型,对中国OFDI反向技术外溢的存在性进行了进一步验证,并从东道国角度出发,对影响我国OFDI反向技术外溢的主要因素进行了实证研究。发现我国OFDI具有显著的反向技术外溢,同时这种反向技术外溢受东道国研发投入、人力资本的显著的正向影响。东道国外资政策对我国反向技术外溢存在正向影响,但影响不显著。我国在选择OFDI东道国时,应选择研发投入多、人力资本充裕的国家,而在考虑东道国经济政策时要综合考虑其制度因素,不能仅以外资政策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