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位与信用:近代中国白银货币制度及其变革

从明代中叶起,白银逐渐成为中国经济运行与货币制度中最主要的货币形态。文章从货币供给和信用扩展的机制出发,探讨了近代中国白银货币制度的发展过程及其主要特点,以及由政府主导的币制改革的路径及特点。研究表明:由于政府信用渗透和管理货币的激励不足,白银的货币供给与信用创造主要由民间机构主导,其信用扩张机制包括发行私人银钱票、使用记账与信用货币,以及发展信用票据等途径,进而导致中国逐步形成了由多种不同货币形态和信用层级构筑而成的分散化、区域化的货币体系。在这一背景下,近代中国的币制变革,本质上是将货币主导权从民间商人手中收归政府,确立国家的垄断发行权和公共信用。金银货币本位选择的争论,反映了中央政府、外国列强和地方政府在主导或分享货币发行权方面的博弈;而两元之争和废两改元则是政府与传统民间金融势力之间对货币主导权的争夺。法币改革标志着中国的货币制度由金属货币转变为信用货币,国家在货币发行和管理中的职能进一步强化,随之而来的战争及通货膨胀则对政府的公共信用造成了前所未有的挑战。     

白银进出口与明清货币制度演变北大核心CSSCISSCI

在金融中介得到发展、中央银行和货币发行等制度完全不具备的前提下,货币的外生性是非常明显的,即货币并不由经济总量所决定。明朝的白银进口,是市场对以往货币制度的反思和变革,以银铜复本位取代以往无有效制度制约的纸币和铜钱平行本位。这一阶段以银计的物价不仅没有上涨,反而下落了。清代白银持续大量进口增强了市场的活力,但因为货币是外生的,白银的大量进口与中国经济实力并无内在的必然关联。鸦片战争前后开始的国际贸易(包括鸦片)逆差和白银外流,使纸币的需求重新提上议事日程,至清末,由市场主导的由金融机构发行的纸币和各种信用票据渐渐发展,并有寻求有效制度支撑的迹象;但政府(包括地方政府)滥发纸币的前景仍然是可能的历史选择。本文还利用计量模型对以上观点进行了检验。     

1900—1928年天津金融风潮研究——以货币发行为分析中心

<正>中国在很长历史时期,货币并不统一,铸币权由政府和民间分享。晚清以来,中国面临内忧外患,铸币权渐由官民分享转向政府垄断。1935年,国民政府实施法币改革,这种转向最终完成。国家垄断货币发行是近代世界的潮流,中国同样顺流而去。在此过程中,中国传统币制多被斥为混乱无序、极度落后。这种混乱落后有无某些合理因素?应该如何评价这种巨变?20世纪70年代,哈耶克提出货币非国家化理论,明确反对国家统一货币,强调货币应该多元发行。这为我们重新审视中国传统币制带来很大启发。货币是金融的核心,货币发行理论博大精深。如能选取一个城市,结合哈耶克的理论,比较政府发行货币与民间发行货币的利弊得失,则有希望在货币发行理论中寻幽探     

1900—1928年天津金融风潮研究——以货币发行为分析中心北大核心CSSCISSCI

中国在很长历史时期,货币并不统一,铸币权由政府和民间分享。晚清以来,中国面临内忧外患,铸币权渐由官民分享转向政府垄断。1935年,国民政府实施法币改革,这种转向最终完成。国家垄断货币发行是近代世界的潮流,中国同样顺流而去。在此过程中,中国传统币制多被斥为混乱无序、极度落后。这种混乱落后有无某些合理因素？应该如何评价这种巨变？     

宋明时期货币分区流通的形成与运行机制比较——以四川、北边为例

宋明两代均形成了多元货币分区行用的格局，两宋在中央政府主导调控下先后形成了四川、西北以及江北等特殊货币区；除北边货币区外，明代国家在货币制度长期缺失下主要由市场主导衍生出“行钱之地”“非行钱之地”“行银之地”等货币区。宋明货币区的衍生与运行机制存在重要差异，以四川、北边为例可得以说明。在四川地区，宋朝为建立货币缓冲地带、掠夺川地财富，依靠政策将四川由铜铁兼行区转变为铁钱区；明朝在四川则形成了以“茴银”为主的多元实物货币区，背后更多的是市场力量所致。在北方边境地区，面对巨量军事需求，宋明两朝虽然都通过投放大量货币形成特殊货币区，但维系与运行的机制存在重要差异。宋朝在西北地区积极引入市场机制与信用制度维持本地铸行的铁钱的信用，并将铁钱嵌入区域内外的货币信用体系中，形成相对稳定的循环机制；明朝在北方边镇地区并没有形成内部稳定的货币循环机制与信用机制，而是通过单向而持续的外部白银注入来维持白银和多元实物货币分层行用的格局。宋明货币分区运行机制的差异折射出宋明王朝社会经济运作理念与运行方式的差异。     

世界货币视野中明代白银货币地位的确立及其意义

本文从世界货币职能的视角,考察明代货币结构的变化和白银货币地位的确立。明代货币结构从单一的宝钞制度恢复到钱钞并用,最后形成以白银为价值基准和主导的银钱复合货币体系,是西方势力东来、东南沿海私人海上贸易发展使中国被动迈入全球化的国际环境促成的。白银的世界货币性质使得纳入全球一体格局的明朝将白银内化为基准货币。当时的社会精英从货币主导权旁落的角度提出反对使用白银的主张,但未能阻挡东西方贸易交往的国际形势下货币形式的自然选择。白银货币的被动供给为明清社会带来了极其深刻的负面影响。     

试论基础货币与中央银行的关系

一国政府授予中央银行对基础货币的垄断发行权,使得中央银行的负债如同黄金白银被广泛接受,并且成为其他银行的储备,随后政府持久性地取消了中央银行负债的可赎回性,中央银行发行的基础货币也就成为不可兑现的货币。本文先从货币发展史着手,分析了现行基础货币实际上是中央银行对公众和各商业银行的负债,再进一步讨论基础货币与中央银行的诸多关系。     

白银进出口与明清货币制度演变

在金融中介得到发展、中央银行和货币发行等制度完全不具备的前提下,货币的外生性是非常明显的,即货币并不由经济总量所决定。明朝的白银进口,是市场对以往货币制度的反思和变革,以银铜复本位取代以往无有效制度制约的纸币和铜钱平行本位。这一阶段以银计的物价不仅没有上涨,反而下落了。清代白银持续大量进口增强了市场的活力,但因为货币是外生的,白银的大量进口与中国经济实力并无内在的必然关联。鸦片战争前后开始的国际贸易(包括鸦片)逆差和白银外流,使纸币的需求重新提上议事日程,至清末,由市场主导的由金融机构发行的纸币和各种信用票据渐渐发展,并有寻求有效制度支撑的迹象;但政府(包括地方政府)滥发纸币的前景仍然是可能的历史选择。本文还利用计量模型对以上观点进行了检验。     

变革视野下的货币转型——明代货币白银化与银钱并行格局的形成

<正>自宋至明时期,中国的货币流通史接连经历了"铜钱时代""纸币时代""白银时代"三大阶段。货币转型背后是时代的变革,尤其是宋至明时期国家立国形态、社会经济结构、财政货币制度等方面俱发生了相当程度的变化,深度影响,乃至决定着货币制度、流通的演化路径。明代货币白银化便体现了这样一个复杂的演变过程。明中叶前后,白银逐步取代宝钞、铜钱成为主币。这种民间货币——白银与国家铸行货币——铜钱兼行,且民间货币一直居主导地位的格局,呈现出复杂的独特性。本文试图从综合性的货币史框架分析明代货     

从民国法币改革看国际金融一体化

1935年的民国法币改革是中国现代货币金融史的一个里程碑式事件,其意义重大。这次改革统一了困扰中国社会经济多年的混乱货币,从银本位制进入现代信用货币时代,是经济制度上一大进步。研究者对此次改革的评述多着眼于当时国内货币制度状况和国际银价变动,少有从国际金融一体化的视角来看待这次币制改革。本文正是试图从这个角度出发,研究在金本位制崩溃、世界各国汇率联系更加紧密的背景下法币改革与中国融入世界金融体系的关系。     

世界货币视野中明代白银货币地位的确立及其意义

本文从世界货币职能的视角,考察明代货币结构的变化和白银货币地位的确立。明代货币结构从单一的宝钞制度恢复到钱钞并用,最后形成以白银为价值基准和主导的银钱复合货币体系,是西方势力东来、东南沿海私人海上贸易发展使中国被动迈入全球化的国际环境促成的。白银的世界货币性质使得纳入全球一体格局的明朝将白银内化为基准货币。当时的社会精英从货币主导权旁落的角度提出反对使用白银的主张,但未能阻挡东西方贸易交往的国际形势下货币形式的自然选择。白银货币的被动供给为明清社会带来了极其深刻的负面影响。     

20世纪30年代国际货币竞争及对中国“法币”改革的影响

20世纪30年代,国际货币体系重心开始由英国向美国转移,但是由于美国没有及时的承担起或者发挥好其应该在国际货币体系中起到的作用,各主要国家无法达成一致协议,导致英镑区、美元区和法郎区等货币区域利益组织形成。从20世纪30年代英镑区和美元区对中国法币改革的影响过程来看,英国和美国都积极参与了中国"法币"改革,最终美国凭借其强大实力而最终胜出,中国通过与美国签订《中美白银协定》,使得中国币制改革有了所需的外汇储备而得以成功实施。美国倚仗强大的经济实力向中国提供巨额资金以收购自己所需的白银储备,并向中国提供高额贷款,使得中国"法币"币值的稳定依赖于美元外汇储备,这样"法币"与美元就建立了实质的联系,这也证明货币的国际化是以一国经济实力和金融实力的强大为基础的,国家的综合实力才是货币扩张最终决定因素。虽然美国通过控制中国"法币"而控制了中国货币权,但在客观上也对中国经济稳定增长起到了积极作用。     

货币多重化违背了货币制度发展的内在规律

香港、澳门回归祖国后,我国境内同时流通人民币、港币和澳门元三种货币,出现了三种货币制度并存的局面。根据货币本质的规定,一个国家只能发行和流通一种货币,这是货币制度内在规律的客观要求。因此,货币多重化违背了货币制度发展的内在规律,干扰了我国统一的人民币制度,可以考虑中止港币和澳门元的发行和流通。     

浅谈抗战前民国政府的货币政策

民国政府成立后至抗战前,为了规范货币市场和克服财政危机,进行了货币改革,废两改元,实行法币政策,终结了金属货币在中国占主导的历程,使中国的币制实现了近代化。     

权力、相互依赖与国际货币合作--基于国际货币体系史的考察北大核心CSSCISSCI

国际货币体系不仅具备制度的核心内容(社会性规则)和基本功能(减少不确定性),而且还具备制度的本质特征(公共品)。纵观国际货币体系史,无论哪种国际货币体系,其正常运转都得依赖于国际合作。各行为主体之间的相互依赖和共同利益使得作为公共品的国际货币制度能够在"无政府"状态下达成合作与合理秩序。霸权衰落后的国际合作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各国的国内协调与国际协调权衡或决策的内生需求,并可通过国际机制的作用而得到促进。现行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方向既取决于世界储备货币发行国之间的货币政策协调,又离不开世界储备货币发行国(尤其是美国)与奉行出口导向战略的新兴工业化国家的合作。国际货币制度合作的路径取向应是从区域性合作到全球性合作。无论是为了寻求多边世界的合作还是作为利益的相关方,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中国都要积极参与国际货币体系的改革进程,其突破口在于推动区域货币金融合作以提高人民币的区域地位和国际化水平。     

外国金融资本与地方金融势力的兴起——以奉天官银号的设立为中心

日俄战争后,日本金融资本进入我国东北,试图掌控东北地区的货币发行权。面对日本的金融入侵,盛京将军赵尔巽出资设立奉天官银号,铸造和发行小洋为主的金属铸币和小洋票,从而引发中日双方围绕东北货币发行权的较量。日本通过合资银行提案和横滨正金银行的竞争对官银号的设立和发展进行了一系列干预,东北地方政府则与日本殖民势力进行了持续斗争。因此,近代东北地区最重要的金融机构——东三省官银号的设立和最初发展过程,也是日本金融资本、东北地方政府和民间商业行会之间对货币发行权的争夺和博弈过程,并对清末和民国时期东北地方金融体系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为日后军阀割据提供了经济基础。     

基准转移、结构嵌入与信用离散——近世货币变迁中的白银问题

元明以降,白银逐步成为举国上下的基准货币,深度影响着中国社会经济的演进路径。围绕白银货币化至货币白银化的历史源起、动态过程、促动机理及影响评价等问题,学界存有广泛争议。本文认为在宋金元时期白银货币化向货币白银化的演进过程中,中国货币体系经历了“铜钱基准”的陵夷并转向“白银基准”的内在变动过程。宋金时期白银在“铜钱基准体系”中的作用不断上升,金元之际白银价值基准地位初步确立,为明代货币白银化的出现提供了条件。明代白银通过均则折纳、加耗、折价等形式成规模并结构性地嵌入贡赋体制,并与民间市场上的白银替代一道形成了难以逆转的货币白银化态势。对于中国以银为核心基准的近世货币结构而言,结合信用制度的角度可以看出,在西欧新兴国家信用日益聚合的趋势下,中国社会呈现出信用离散的特征。国家信用层级的缺失、金融技术与构架的迟滞及称量银本身所致的信用外在化、记账单位的紊乱是其最明显的表征,中西方金融体制在信用层面发生日益显见的分流。     

《宋代货币与货币流通研究》评介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宋代经济史的研究在区域经济、手工业、城市发展、赋役制度、商品货币经济等方面取得了长足的进步。特别是宋代的货币曾为中国和世界货币史谱写了极其精彩的一页,因而宋代货币经济备受研究者的青睐。但不用讳言,以往对宋代货币的研究,一般多限于对钱币本身(钱币学)和货币制度演变的研究,而对货币流通的研究则很不够。新近高聪明博士的《宋代货币与货币流通研究》(河北大学出版社2000年1月出版)在这方面作了补苴漏的工作。全书共分八章,主要讨论了宋代商品生产发展水平与货币制度演变的关系,宋代的铜钱、纸币、白银、会…     

国际本位货币的演进分析北大核心CSSCISSCI

文章从国际本位货币的供给和世界经济发展与稳定的关系出发,构建了一个国际本位货币演进的分析框架,并运用这一框架对信用本位逐步取代商品本位的过程进行了分析,对信用本位下不同货币制度的约束机制进行了比较,对信用本位的演进趋势进行了预测。研究表明:信用本位终结商品本位是世界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并且这一进程不可逆转;多元竞争的国际本位货币制度为信用本位引入了可计量的双向约束,这不仅有利于世界经济的发展与稳定,还兼顾了国际货币体系的公平;从长期来看,国际本位货币的多元体系是信用本位的演进趋势。因此,人民币要不失时机主动出击,争取早日成为国际本位货币之一。     

电子货币供给机制分析

电子货币的发行与传统的货币供给机制有很大差别,在网络经济下电子货币的供给有两种形式:一是电子货币仅作为支付手段时的供给机制,二是电子货币作为银行一般性负债时的供给机制.网络经济下电子货币的供给完全是一种竞争性的市场行为,随着电子货币的发展,必将对传统的由中央银行垄断货币供给的机制提出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