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宗族与明清商帮的兴起

明清商帮的兴起是16世纪以来中国商业史上里程碑式的事件,但目前学界对于明清商帮兴起的定量研究仍是空白。本文首次构建了1368—1840年间明清商帮县级层面的截面数据,考察了地方宗族、科举及宗族竞争对于明清商帮兴起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在控制了人口密度、人均田赋、盗乱、交通及其他相关变量后,地方宗族的发达程度对明清商帮的兴起具有显著正效应,而当地的科举文化倾向于削弱宗族的正效应。本文还进一步发现,地方宗族之间的竞争也对明清商帮的兴起产生了重要影响。     

社会形态与宗族文化——略论中国宋代以来的宗族变化与发展

中国的宗族是随着封建社会的发展而渐渐形成的一种地方组织和势力,自宋朝起初具雏形,到明清时期发展至高峰,对地方的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具有广泛且重要的影响。宗族文化并不是在中国历史上某个朝代突然出现的,而是随着封建统治者的意志、社会形态的变化而发展,具有强烈的社会适应性和调节性。本文对中国宋代以来的宗族变化和发展进行研究,通过探究宗族在宋朝的萌芽发展背景、明清时期的各种宗族现象等,从而进一步确定宗族并不是由明朝所创造出来,并试图揭示社会形态变化与宗族发展之间的关系。     

从明清徽州家谱中看人口流出对宗族和文化教育的影响

明清时期徽州地区人口大量外流，从家谱角度考察人口外流对徽州和流寓地有何宗族及文化教育影响是笔者本文将要探讨的问题。明清时期徽州人口外流有着不同的形式，而对徽州乃至流寓地的宗族和文化教育的影响，笔者主要从仕宦和经商两种方式考察。     

渗透商品意识的珠三角宗族伦理

本文根据族谱等文献记载，论述了珠三角宗族制因商业化而兴起，既坚持了传统宗族制的原则，又作了与商业化相适应的调整。宗族伦理为商品意识所浸染，提出“四民皆本”的新四民观。本文还以它与正统宗族制传承的典型徽州宗族制作了比较。     

珠三角宗族制与农业耕作系统

本文论述了珠三角宗族制的兴起、盛行与滨海湿地农耕系统之间的关系,指出此地的宗族制因应农耕系统的需要而出现,而且,彼此间的互动促进了各自的不断发展与完善.族内经济关系的商业化、虚拟宗族等,成为珠三角宗族制的特点,其宗族制度属于变异的亚种形态.     

江右商帮兴起的制度成因分析

江右商帮是明清十大商帮中形成最早的一支。从新经济史学视角,以制度的类型、制度的变迁、制度变迁与经济发展、寻租理论等为依据,认为明清时期的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安排以及制度的变迁是导致江右商帮兴起的根本原因。     

也谈宗族复兴——论新宗族的现代性

本文分析了当代农村复兴宗族的现代性；论证了复兴宗族的合理性和进步性，并对利用宗族力量促进乡村建设提出建议：组织、发展互助合作式的集体经济；维护乡村秩序，在乡村治理中充当重要角色；维护村民的公共利益，发展村内公共事务。     

宗族在不同时期的变化发展——从考察香港上水廖氏秋祭说起

宗族是华南地区异常重要的社会组织之一,其组织的影响透过族人的功名、官僚地位以及张扬的仪式活动得以彰显。祠堂、功名、祭祀仪式等都是宗族的明显特征,但这些特征在不同时期又出现各种变化和发展,适应着社会的变化以维护宗族的势力。     

城镇化背景下的农村宗族网络与农 民主观福利

文章利用2011 年和2013 年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CHARLS）数据，系统考察了农 村宗族网络对农民主观福利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1）宗族网络有助于改善农村居民 精神健康与身体健康维度的主观福利，在运用多种策略克服可能的内生性问题后所得的结果依然 稳健。（2）宗族网络发挥的主观福利改善效应将随村庄宗族结构差异的扩大而减小。对于宗族结 构单一稳定的村庄，宗族异质性的增加将导致农村居民整体福利水平下降。（3）宗族网络促进农 村居民主观福利的原因主要来自“代际团结”和“族内团结”两个层面在物质和精神生活上的风 险化解作用，这种以血缘为纽带的“强连带”关系比普通社会网络更具凝聚力，并且在情感上的 联系更加紧密。文章从宗族网络的角度为近年来大规模村庄撤并与搬迁可能带来的农民福利损失 提供了经验证据，并为优化城乡发展提供了参考与借鉴。     

从《四民月令》看汉代宗族的日常生活

汉代政府始终没有改变宗族把持地方政权的局面,致使宗族势力迅速发展壮大,博陵崔氏即是两汉时期强大的宗族。在此背景下成书的《四民月令》一书,从祭祀、农事的安排、宗族关系的维持等方面展现了汉代宗族的具体生活状况,同时反映了汉代地方由血缘社会向地缘社会的转变。     

论历史上宗族与农村社会的关系及现阶段乡村治理

宗族在我国有着悠久的历史。长期以来,宗族与国家政权之间的关系就相互交织着,当权者的处理态度也几度变迁。处于社会转型时期的中国,宗族在农村又出现复兴的态势,并在农村方方面面的建设中产生深刻的影响。宗族的产生、发展及其在现代社会的演变,都受到国家的影响,但同时又是自我需求的一个满足。通过对宗族的历史反思,对于我们合理利用、发挥宗族的积极作用,克服宗族的不良影响,处理现今农村社会关系并制定相关政策有着重大的意义。     

宗族对村民自治的消极影响及对策分析

在改革开放后,宗族在中国农村复兴起来,并对现行村政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宗族对村民自治的影响有正面的,也有负面的.要客观评价宗族组织,正确对待宗族组织.在宏观上,积极发展政治文明和经济,在条件成熟时彻底消灭它,在条件不成熟时,努力改造它.在微观上,从制度、经济、文化和法律角度入手,控制宗族组织的负面影响,使宗族组织在村民自治中发挥积极作用.     

本期推介

江右商帮是明清十大商帮里面形成最早的一支。"江右"是"江西历史上的别称,因此由明朝初年开始形成的江西商人群体被人们习惯性称为"江右商帮",江右商帮活跃于明清时期500余年。近几十年来,明清商帮的研究,在国内外史学界都已经成为引人注目的课题,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近年来,一些学者尝试把研究视角转向将经济理论和史料紧密结合,由此形成了不同的研究方向。江西经济管理干部学院工商系副教授范树青,江西经     

中国琼商研究现状与建议

商帮文化是我国商业文化中的重要内容,明清时期就形成了十大著名商帮。改革开放以来,国内又出现了许多新商帮,如浙商、粤商等,它们的出现促进了当地经济发展并得到了学界广泛研究。然而,由于客观原因,中国商帮中一个富有特色的群体——琼商却被忽略,没有得到很好的研究。为此,本文对中国琼商研究现状进行了分析并在琼商研究内容、研究思路和方法方面提出了一些建议,希望能引起学界重视,丰富中国商帮文化相关理论。     

非正式制度与民营企业创新——基于宗族文化的视角

一方面,中国创新投入和产出近年来迅速增长;另一方面,中国的知识产权保护等正式制度仍然较为薄弱。如何解释该“悖论”？本文从非正式制度——宗族文化的视角出发,使用Heckman两步法解决自选择问题并构建合理的外生性工具变量解决内生性问题,发现宗族文化对民营企业的创新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平均而言,使用家谱数量衡量的宗族文化提高1%,企业的创新产出可以增加约0.20%。分内外资企业、“汉地十八省”和边疆省份的异质性分析结果均强化了该因果关系。机制检验发现,宗族文化可以缓解民营企业面临的融资约束、降低专利执法的风险(道德约束)及构建信任机制,从而有利于民营企业创新。本文的研究结论不仅对“悖论”做出了回答,同时也为弘扬中国传统的宗族文化提供了经验证据。     

融合还是排斥：宗族文化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研究

本文采用中国各地区族谱数据度量不同地区的宗族文化,考察宗族文化影响下企业数字化转型过程。研究发现,地区宗族文化抑制了当地企业的数字化转型水平。基于影响机制的探究发现,位于宗族文化氛围浓厚地区的企业表现出以姓氏趋同为特征的董事会结构、更低的人才国际化意愿和相对较低的创新投入。结合影响情境的考察发现,政府持股缓解了宗族文化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抑制效应。本文考察了在中国这样一个有着浓厚传统文化渊源的新兴经济体如何发展数字经济和推进现代化转型的关键命题,具有理论和实践启示意义。     

明清徽商精神与晋商精神的内涵研究综述

明清时期的徽商、晋商一直是众多学者关注的研究对象.以经营模式、地域文化、社会生活、建筑艺术为中心的商帮个体研究成果丰硕,对商帮比较研究略显不足,尤其是对商帮精神内涵的考察导致商帮精神内涵概括一致,缺乏独特性.因此,以梳理徽商精神和晋商精神研究的历史进程为例,聚焦商帮精神独特内涵的阐述,多角度探析商帮精神的发展根源,从而对商帮精神的后期研究提供一个新的视角.     

农村发展的文化难题及破解——基于宗族文化的角度

宗族文化作为中国历史长期演化的产物,在今后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仍将存在,并将对农村发展产生一定的影响。在分析宗族文化的演化及作用的基础上,提出了如何促使宗族文化转变、加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文化的思考和建议。     

明清珠江三角洲宗族制与土地制度

本文以史料为基础,梳理了明中叶至清代珠江三角洲宗族制与土地制度的形态、特征及演进过程,从珠江三角洲的生态环境、文化传统等方面分析了形成的原因及其影响.     

中国传统商帮文化的当代诠释

本文在分析晋商、徽商等中国传统商帮的经营文化的基础上,总结出了"和气生财,合作致胜"是中国传统商帮文化的精髓。阐述了中国传统商帮文化对现代企业经营管理和竞争战略的影响,诠释了当代苏商、浙商、粤商对和合之道的发扬光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