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矜商”抑或“恤民”:清代关于当赃问题的地方立法

随着清代商品经济的繁荣,当铺误收盗贼当赃的问题成为江、浙等典当业发达地区普遍的社会经济问题。基层官府在当赃问题上的处置不力,致使当铺利益深受损害,典商因此频繁呈请修改法律,使当赃问题逐步从律例中处理治安问题时的小细节,转变为督抚、臬司等省级官员颇为关注的重要经济立法问题。围绕着"遵例"与"遵章"、"矜商"与"恤民"这两组矛盾,地方官员对于当赃问题的立法讨论与实践不断深入细化,弥补了中央制定法在相关规范上的滞后与不足,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典商利益的保障以及商业秩序的维护。     

清代福建“賛”“替”类契名解读北大核心CSSCISSCI

在清代福建寿宁、罗源等地民间手写土地契约文书中,存在所谓"賛根批/賛典契/賛契"及"替田根约/替田皮粪尾帖/佃屋替根字"之类契约名目。本文从语言学视角考察认为,其中"替"字为"賛"的讹省字,而"賛"为"赞"的俗字,"赞"又为"暂"的同音别字,即契名中"替""賛"的正字当均为"暂",故"賛根批/賛典契/賛契"、"替田根约/替田皮粪尾帖/佃屋替根字"当为"暂根批/暂典契/暂契"、"暂田根约/暂田皮粪尾帖/佃屋暂根字",这种"暂"类土地契约实与"典契"无别,它是福建罗源、寿宁等地方俗的说法。     

论著作权的“合理使用”制度

著作权的"合理使用"设立在社会公众利益与著作权人之间达到了利益的平衡。然而随着社会的进步,网络等新的传播工具的兴起,著作权的保护面临着更加严峻的挑战。由法官对其进行扩张性解释成为现在诉讼中解决这一类问题的方法。由于司法裁判本身不具有立法的形式,故而在立法上将著作权的"合理使用"的范围扩大必然成为一种趋势。     

典当师：当铺里的“大腕”

提起典当师，大家或许马上联想起昔日的当铺一门口挂着“当”字幌子，一个戴着老花镜的掌柜先生，高坐在柜台上，嘴边透出难以琢磨的笑……在现今典当行里，已经全然不是这么回事了。在当铺里从事收当、估价工作的人员，业内人士称之为典当师，也就是旧时当铺里的朝奉。一个古老的行当，一个新鲜的职业，一个悠久的历史，一个崭新的形象……     

“新”规划与“旧”保护

近年来,全国各地因城市建设等各种因素而引发的文物"保护性拆除"现象可谓司空见惯、层出不穷。与此同时,动辄投资数十亿、甚至于上百亿的文物复古现象亦屡见不鲜。无可否认,经济利益与文化利益的冲突、短期效益和文明传承的博弈将长期存在。一些历史文化建筑,包括名人故居、历史名街等,很多仍是现代人居住场所,不仅承载着过去,而且有发展价值。在现代城市规划中,该如何处理"新"     

摒弃“刁官心态”

汕尾十八大代表、市委书记郑雁雄,在会议间隙接受记者专访。在谈到征地拆迁问题时,郑雁雄说:"没有天生的刁民,只有刁官,害得人家变成刁民。"(据《南方都市报》)郑雁雄的"刁官、刁民论"颇有几分道理。现实当中,确有一些领导干部在面对群众的利益诉求时,把老百姓斥之为"刁民"。不过,这些官员似乎忘记了一个基本常识:世界上的任何事物都是矛盾的统一体,矛盾立面双方是既对立又统一的关系,换句话说,没有"刁官",何来"刁民"?     

地区经济：“诸侯”争忙“摊煎饼”

一、地区经济增长方式转换的现状与问题改革开放以来,随着财政"分灶吃饭"和地区承包等改革措施的实施,各地区获得了一定的财政、投资与外贸等权利,地方经济利益主体地位不断加强。然而由于体制不完善、政策不配套、宏观调控乏力和指导思想等方面的原因,导致区域经济增长方式转换缓慢。主要表现为以下五个方面:     

中国大陆集体乡镇企业经营契约与绩效的理论探讨

本文系在地方官员居于领导地位以及企业经理处于被动配合角色的架构下 ,分析集体乡镇企业在经营契约及绩效上的相关问题。经由本文的探讨 ,获得如下之结论 :当地方官员对于政治利益与私人利益同等重视时 ,他会给予经理租赁型的契约 ,并诚实上报企业利润 ,且此时的企业实际利润将达到最高水平 ;同时 ,租赁型契约也是在一定条件下的社会最适经营契约。若地方官员较重视政治前途 ,则他可能会上报实际或比实际还高的企业利润 ,而把厂房租金订在可能的极大值上 ,并且给予企业经理租赁型或承包型的契约。当地方官员较重视私人利益时 ,则他一定会低报企业的利润 ,而把厂房租金订在可能的极大值上 ,并给予企业经理承包制的契约 ;官员得自利润的薪资比例、作账成本系数和市场价格 ,对于官员决定经理所得的剩余利润比例和上报的利润都有正向的影响 ;不过 ,地方官员对私人利益的重视程度的变动对于经理所得的剩余利润比例及上报的利润却有有负向的影响。     

“书托”,掀起你的盖头来

商人为推销实质并不怎么的商品而雇佣来诱惑消费者上钩的专业"杀手",南方人称之为"迷子",北方人称其为"托",我们不妨称之为"商托"。利用"商托",把名不副实的劣质商品"塞"给敦厚老实的消费者,这种"商托"而今已见怪不怪,消费者对"商托"的花样表演戒心已备,且嗤之以鼻,"商托"的把戏已不怎么灵验了。然而,当"商托"的把戏开始悄然失色之时,一种装扮入时的"托"却又悄然出现在文化市场——图书市场上,这便是尚不为人警惕的"书托"。     

“富人”进当铺

舆论哗然,两位老人儜立了许久…… 1987年,新中国第一家当铺——上海恒源当铺重新挂匾之时,曾引起社会传媒的一片哗然。 1992年8月28日清晨,当为筹备开张而一夜未合眼的上海典当行的工作人员打开大门的时候,迎面站着的是两位双鬓斑白的老人。     

“层层加码”与官员激励

本文对中央、省区、市、县多层级之间围绕经济增长目标的"层层加码"现象进行了系统的研究。我们以各级政府经济发展的五年计划和年度计划为例,利用大量的数据揭示了经济增长指标从中央到基层政府的"层层加码"的普遍现象。我们的实证分析发现,"层层加码"现象与地方官员的晋升激励有着密切关系,相对年轻的官员更可能提出更高的经济增长目标,而任期与目标增长率之间存在一个倒U型关系。本文还讨论了"层层加码"现象在中国多层级行政体制中的广泛性以及与中国经济运行的一些重要特征的内在联系。     

县域“百强榜” “一”和“百”的名利谜团

任何地域经济的发展,其初衷或归属绝不应当仅仅是一堆表面化的数字,而应是为了提高民众的生活水平和幸福感。站在观察者的角度,围绕百强县榜单所引发的一系列事件,你会从中"读"出唯有真正告别GDP崇拜,把社会经济热点真正转向和谐、民生、生态、环境、福利等方向的必要。唯此统计与排行,才有可能不再是"少数官员的政绩榜",才有可能是广大民众的幸福与荣耀。     

古代官训琐谈

正我国传统官训内容丰富,涉及官员道德修养、公务处理、立身处世等方方面面,官员修身遵训是国家长治久安的大事。慎言重行、言行一致古代思想家、政治家对官员的言行作了许多具体规范。首先,官员要慎行。《荀子·儒效》:"君子言有坛宇,行有防表,道有一隆。"官员言行不慎,其后果往往难以挽回,如所谓"白圭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为也"。汉代贾谊说:"夫言与行者,     

“红顶商人”胡雪岩依附官场聚敛亿万家财探析

胡光墉(1823-1885)，字雪岩，安徽绩溪人，客籍浙江杭州。他出身贫寒，与千百年来的莘莘学子通过科举正途跻身于官场籍以“立身扬名”大异其趣；他生逢晚清乱世，白手起家，长袖善舞，借助权贵政要之势，周旋于亦官亦商之间，营造了覆盖全国的钱庄、当铺等金融商业网点，并兼营“胡庆余堂”国药店。聚敛了亿万贯家财。     

我国商帮发展历程阶段性产业结构变化研究——以“邑商”产业结构为例

习近平总书记在2015年关于侨务工作的论述中指出,"在中国革命、建设、改革中,华侨华人是推动中国发展的重要力量"。江门是中国著名的侨乡,素有海内、海外"两个江门"之说,"邑商"是广东三大商帮之一的"广州帮"重要组成部分,而"邑商"的组成无论是过去、现在以至未来,华侨华人都是重要的组成,在经济、科学、文化等众多领域推动着江门发展。对"邑商"产业结构进行研究,进一步发掘"邑商"文化、弘扬"邑商"精神,有利于助推地方经济发展不断创新,探寻侨乡经济发展文化原动力。     

我当我心

在苏格兰的爱丁堡有一家与众不同的当铺。 当铺的名字是“当心当铺”。“心”怎么当？很简单，凡是来当铺的顾客只要带上自己的身份证明，然后在一张画有“心”的图案的契约上签下自己的名字，就可以从当铺领走100英镑。     

略述天津的典当业

天津的典当业在明代就已经盛行起来。由于资料的欠缺，我们已无从稽考当时天津典当业的发展状况。在清初及其中叶，天津城乡就有当铺几十家之多，当时天津的当铺多由财力雄厚的官僚、盐商等富贾们出资开设或经营。如天津的大盐商，几乎每家都开有自己的当铺，其中以长源杨家居首，所营当铺遍布天津城乡各地。清     

浅谈“直接适用的法”

"直接适用的法"起源于欧洲,是上个世纪50年代发展起来的一种法律适用理论。目前对于外国的"直接适用的法"的适用性以及适用方式仍存在着争议。我国引入这一概念的时间不长,在立法上存在形式分散、效力模糊等问题,应进一步加强研究,明确立法原则,扩大调整领域、接轨国际发展。     

“权”何以生“利”

权利,一般认为包括权能与利益两部分,有了"权"自然就会有"利"。然而"权"何以生"利"?尤其是对经济利益的获取,为什么有的得到认可,有的得不到认可呢?以"权"获"利"的根据何在呢?任何权利都不是抽象的,而是具体的。不同的权利有着不同的获取利益的根据。第一类权利获利的根据在于它们对财富的创造有贡献。劳动是价值的源泉,非劳动生产要素资本、土地、知识等参与了价值形成过程,提高了劳动生产率。劳动、资本、土地、知识等在社会财富的创造过程中各有分工,又通过一定     

灰色收入、隐性特权与弱势群体、弱势更弱声——权力膨胀与弱势群体被剥夺感、不公平感、无助感

<正>《新华每日电讯》2010年12月26日发表文章《又当大师又获奖,官员隐性利益扩张》,文章写道景德镇市委书记许爱民获"2010年第二届中国陶瓷艺术大师"称号,武汉市纪委书记车延高获2010年"鲁迅文学奖"。文章指出"所谓官员隐性利益,既包括灰色收入,还包括隐性特权。由于制度规范的缺失,官员易利用手中的特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