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法性与霸权的衰落

文章主要以国际关系层次分析法对霸权衰落的根源进行了论述。首先对现有霸权衰落的观点进行了批判,指出霸权的衰落不仅是物质力量的衰落,还包括对国际系统进程的主导作用的降低;认为国家的理性假定与霸权衰落根源之间存在矛盾;霸权的衰落不一定导致战争,霸权的更替不一定通过战争来进行。在此基础上,文章对霸权衰落理论进行了修正,认为导致霸权衰落的根源是霸权合法性出现危机。霸权衰落的逻辑过程是:霸权权力出现合法性危机——借助强制性权力进行护持——护持成本增加——霸权力量消耗——霸权力量衰落。霸权要防止衰落,就必须努力实现和维持最大程度的合法性。     

合法性与霸权的衰落北大核心CSSCISSCI

文章主要以国际关系层次分析法对霸权衰落的根源进行了论述。首先对现有霸权衰落的观点进行了批判,指出霸权的衰落不仅是物质力量的衰落,还包括对国际系统进程的主导作用的降低;认为国家的理性假定与霸权衰落根源之间存在矛盾;霸权的衰落不一定导致战争,霸权的更替不一定通过战争来进行。在此基础上,文章对霸权衰落理论进行了修正,认为导致霸权衰落的根源是霸权合法性出现危机。霸权衰落的逻辑过程是:霸权权力出现合法性危机——借助强制性权力进行护持——护持成本增加——霸权力量消耗——霸权力量衰落。霸权要防止衰落,就必须努力实现和维持最大程度的合法性。     

话语制衡与霸权护持北大核心CSSCISSCI

现实主义理论认为权力的过度集中会引发其他行为体的权力制衡,鉴于国际体系中经常出现"制衡失灵"的现象,霸权何以维持成为需要解释的问题。现有文献大多从其他国家的角度思考为何出现"制衡不足",但是,作为有实力和意愿控制国际秩序的国家,霸权国不会消极等待其他国家的权力制衡,而会积极运用权力制衡维持霸权地位。作者提出话语制衡是霸权护持的重要手段,即通过使用话语策略在国内外建立话语共识和政策联盟,以维持国际霸权结构。具体表现为三种形式:一是旨在建立国内政策联盟的内部话语制衡,二是旨在建立国际霸权联盟的外部话语制衡,三是旨在阻止潜在挑战的消极话语制衡。强大的话语资本和对霸权地位的追求让霸权国拥有话语制衡的先发优势。话语制衡也存在局限,容易加剧霸权国的不安全感和国际体系的不稳定。作者旨在探究霸权国如何通过话语层面的权力制衡进行霸权护持,并以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为例,增进对美国霸权话语策略的理解。     

技术与霸权兴衰的关系——国家与市场逻辑的博弈

以技术为主要解释变量,可以从国家逻辑和市场逻辑互动的角度分析技术与霸权兴衰之间的关系。市场寻求财富,国家寻求权力。国家逻辑与市场逻辑之间存在矛盾互动,既有张力也有统一。两种逻辑之间的张力出现于两种情况:其一,技术周期更迭且新技术研发滞后。其二,霸权国比较权力优势下降,安全威胁感上升。为了护持霸权,主导国会基于国家逻辑"校正"市场逻辑。然而,"天平重心"偏向哪种逻辑并不必然决定霸权兴衰的结果。未来高科技领域的竞争会越来越激烈,各国会更加强调加强自主研发能力的重要性。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将带来诸多新挑战,甚至可能重塑世界格局。大国之间的冲突并无益于问题的解决,只有诉诸国际交流与合作,各国才能共同应对挑战并共享发展与繁荣。     

霸权稳定论与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

作者探讨了霸权稳定论如何推动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20世纪70年代,学者对不同国际经济问题领域的研究催生了霸权稳定论,其核心主张是国家间权力的霸权式分布有利于国际经济秩序稳定。80年代以后,年轻学者从两个方面拓展了霸权稳定论的研究:第一,霸权稳定论的逆否命题——霸权衰落导致霸权国干预国际经济政策的力度加强——成为80年代富有影响力的理论假设和政策辩论主题。第二,从核心概念、理论基础、历史类比和地区扩展等四个层面深化霸权稳定论的学理内涵。到90年代初,学者们认为权力分布和自由体系之间呈现出一种U关系,即国家间权力的差距过大或者过小时国际经济体系都呈现出开放状态。欧美学者围绕霸权稳定论长达20多年的争鸣,以霸权国的对外经济政策和国际体系的开放还是保护为分析对象,推动了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从体系层面向国内层面的转型。霸权稳定论的发展对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而言,至少在区分问题领域、多学科发展以及学术分工这三点上需引起重视。     

地缘政治视角下的印度泛亚天然气管道建设

随着印度经济的高速增长,国内能源资源匮乏,保障能源安全成为了印度外交政策的重要内容。在此背景下,印度积极谋划泛亚天然气管道建设的"三线计划"。从地缘政治角度看,三条天然气管道呈"丁字形",有利于印度构筑以自身为核心的亚洲能源安全供应网;有利于印度改善同邻国的关系,加强彼此依存度,实现地区稳定;有利于提升印度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的地位。三条管线至今仍未完成的原因主要源自各国势力在这一地区的地缘政治斗争。因此印度应该积极调整管道外交政策,协调美国及其南亚邻国在该地区的利益和矛盾;通过南盟地区性组织加强南亚各国的经济融合增加共同利益;此外,中印在这一地区的多边能源合作也能起到保证项目安全的作用。     

南亚联盟加快地区合作步伐

为期三天的第九届南亚区域合作联盟(南盟)首脑会议近日在马累通过《马累宣言》后圆满结束.会议期间,南盟七国领导人就进一步加强南亚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方面的合作达成了共识,决定加快地区合作步伐,迎接下一个世纪的到来.     

霸权之翼：国际制度的战略价值

本文从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维度剖析国际制度的战略价值，指出国际制度的“刚性”发展进一步凸现了其重要性。在此基础上，作者评析国际制度与霸权、霸权战略的关系，指出制度安排是霸权结构的核心，制度手段是霸权护持的主要途径，利用和改造国际制度是霸权延展的主要方式。本文重点剖析国际制度与美国霸权的关系，强调国际制度战略为“美国霸权之翼”。     

权力变迁冲击下的东亚安全新态势

权力转移是导致国际关系不稳定的重要诱因,是影响安全格局调整的主要变量。随着中国崛起,东亚区域内的权力分配出现了明显的权力变迁,但还远未出现权力转移。即便如此,东亚地区安全格局也正在出现深刻的调整和变化。权力变迁究竟将在多大程度上改变和主导未来区域安全架构的演变,这既是一个理论问题,更是一个严峻的政策话题。美国"再平衡战略"的根本目的是为了强化美国单极霸权体制下的东亚安全。美国意图在安全和经济两条战线上把握东亚区域政治发展的主导权,维持区域内国家对美国的战略信心和同盟依赖,牵制中国崛起并力图削弱中国崛起给美国单极霸权所带来的消极地区效应,充分获取中国崛起给美国及其盟友带来的诸多战略红利。面对中国崛起,区域内国家会采取强化军事同盟体系,借重域外因素的影响力或者实施新的区域战略等方式调整相应的安全政策。中国崛起的未来应该是在均势与制度合作的同时发展中重建一个更具包容性的东亚安全新秩序。对于权力变迁所带来的地区安全秩序重组,必须要有深刻的认知以确保战略的正确导向和积极效应,在均势与制度合作的双重进程中重建东亚安全的未来。     

认知共同体与亚太地区第二轨道外交

传统现实主义理论倾向于从大国关系等结构性因素来探讨国际合作,而领导权是决定合作成败的关键。鉴于亚太地区主要大国之间关系存在严重不信任状态和安全结构的多元性,使得地区多边安全合作进程出现结构性领导权的缺失。在这种情况下,作为亚太地区安全领域的认知共同体——"第二轨道外交",凭借其对多边安全领域的知识权威,对官方的安全政策决策产生积极影响,从而有利于地区认同的建构和合作制度的建立,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弥补因领导权缺失带来的制度疲软现象。作者拟以建构主义的认知共同体理论为分析框架,通过东盟战略与国际研究所和亚太安全合作理事会两个典型案例,探讨第二轨道外交在亚太地区多边安全合作进程中的认知建构和政策决策作用。     

印度同南亚国家的关系

就人口、土地面积和整体经济实力而言，印度堪称南亚大国。独立以来，印度一直奉行独立自主的对外政策。冷战后，不结盟仍然是印度对外关系的基石，并希望通过不结盟政策在国际事务中发挥重要作用，谋求同包括南亚邻国在内的所有国家建立友好、互利的合作关系。一、印度同...     

国际经济合作的国内制度分析

20世纪90年代以来,对国内制度与国际经济合作关系的研究成了国际政治经济学的重要研究议题之一。国内制度被认为可以帮助解决国际合作面临的一般性问题:违约问题。国内制度可以通过授权、权力制衡以及透明度来提高国家政策承诺的可信性,同时也会改变国内行为体组织集体行动的成本与收益,从而均衡不同政策主张的政治力量。国内制度既是汇聚行为体政策偏好的框架,也是设定政策输出过程、影响政策本质的方法,因此合理地设计政策制定程序能够促进国际经济合作。     

东亚安全合作的现实与前景--观点的分歧及其分析北大核心CSSCISSCI

国家间的安全合作是地区安全秩序的基础。东亚安全秩序处于不断建构的过程之中,国外学界存在各种不同的安全合作构想,这些构想可以类型化为三种模式之间的竞争:霸权秩序下的合作、均势秩序下的合作以及地区安全共同体。作者介绍了这些合作主张之间的差别,并对其合理性与可行性做出分析和评价。作者认为,大部分学者的政策建议与其理论依据之间存在相互矛盾之处,其合理性和可行性也比较可疑;东亚安全的研究者们需要更为谨慎的理论和经验研究。     

东亚地区制度化进程中的问题与中国的选择

东亚地区一体化呈现勃兴之势,而其制度化程度却非常低,并且在制度化进程中形成了以霸权国家或集团供应制度为主、东亚国家通过合作供应为辅、其他主体供应为补充的模式。这种模式决定了东亚地区制度化进程中存在着诸多问题。霸权国家或集团供应模式使东亚地区制度处于供应不足和严重私物化状态;受制于霸权国干预或反对、东亚地区各国历史和现实矛盾等诸多因素,东亚国家间合作供应模式仍处于磨合阶段,东亚地区制度供应依然匮乏;供应者和供应领域过于集中。今后,中国需要在东亚地区制度化进程中采取以下路径:加大对东亚地区制度化建设的努力,这也应是中国目前外交核心任务之一;与中国国内制度建设和经济结构调整、发展方式转变紧密结合;重视NGO的创建和维护,同时注意发挥个体、团体和公司等主体在创建制度中的作用;遵循稳健、务实、循序渐进、平等开放的原则。     

结构、进程与权力的社会化——中国与东亚地区合作

东亚区域化以中小国家为主导,地区大国的迅速崛起与地区多边合作并行发展,呈现出旺盛的活力。现有的结构理论和进程理论难以对东亚地区的和平与合作做出令人满意的解释。作者提出了一种进程主导型的地区合作模式,或称“过程型建构主义”,试图解决上述问题。“交感而化”是这个模式的核心,亦即通过合作进程吸引大国参与进程并实现渐进式的社会化。进程推动了权力的社会化、孕育合作的规则和规范,并且催生集体认同。进程本身是手段也是目的,而第一次东亚峰会作为个案研究,初步验证了进程主导型模式的作用与局限。     

东亚安全合作的现实与前景——观点的分歧及其分析

国家间的安全合作是地区安全秩序的基础。东亚安全秩序处于不断建构的过程之中,国外学界存在各种不同的安全合作构想,这些构想可以类型化为三种模式之间的竞争:霸权秩序下的合作、均势秩序下的合作以及地区安全共同体。作者介绍了这些合作主张之间的差别,并对其合理性与可行性做出分析和评价。作者认为,大部分学者的政策建议与其理论依据之间存在相互矛盾之处,其合理性和可行性也比较可疑;东亚安全的研究者们需要更为谨慎的理论和经验研究。     

印度对“一带一路”的认知及中国的政策选择北大核心CSSCISSCI

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倡议后,受到了国际社会的广泛支持。在"一带一路"所辐射的地区大国中,印度的态度值得关注。作者主要从社会认知的角度,考察印度智库、媒体、学者对"一带一路"的基本看法以及对于印度是否应该加入中国"一带一路"的争论。从研究中可以发现,印度社会对"一带一路"的看法存在较大分歧。一方面,不少分析认为,"一带一路"将给印度经济发展带来重大机遇,印度需要把握良机;另一方面,有分析认为,"一带一路"是中国重塑亚太格局的大战略,将导致中国更大程度地进入印度的南亚"后院",给印度带来长远的战略忧患。印度官方则采取了"没有态度"的表态,显示出印度谨慎应对的立场。基于印度的这一认知,作者提出了关于中国化解印度忧虑的基本思路,即寻求中印在南亚地区政策上的对接,尝试建立多边磋商沟通机制以及进一步发展彼此间的战略互信。     

领导权的适应性逻辑与国际经济制度变革北大核心CSSCISSCI

从2008年以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改革过程来看,可以发现美国对同类改革议题的容纳程度存在明显的差异,并直接影响着制度变革的效果。现有的国际制度的内部权力转移、外部竞争压力和国内政治的调节视角,解释了领导国家对制度改革的支持或抵制态度,但缺乏对领导国家应对改革的利益权衡及其策略选择的复杂性分析。作者以国际制度改革对领导权的冲击度、利益兼容度和领导权护持的成本因素所构建的分析框架发现,如果竞争者推动的国际制度改革是对领导权冲击度高的制度性变革且利益兼容度低,会导致既有领导国家的强烈反制;如果是冲击度低的程序性变革且利益兼容度高,既有领导国家会容忍或支持竞争者的改革;如果制度性变革且利益兼容度高,或者程序性变革且利益兼容度低,既有领导国家会依据护持成本选择反制或容忍。1994年至1998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框架内的资本账户自由化改革以及1998年至1999年欧盟倡议金融稳定论坛和日本倡议亚洲货币基金组织等案例所呈现的领导权较量表明,新兴大国在国际制度框架内争取制度性权力,需要增加改革方案的利益兼容度及提高既有领导权的护持成本,以推动所期望的制度变革。     

全球治理舞台上的中国和印度

冷战后多行为体、多层面的全球治理体系的兴起并没有为发展中国家创造出更多的有效参与全球治理制度的空间,而九一一事件则加剧了发展中国家在全球体系中的边缘化。然而,正是在这种背景下,中国和印度却崛起为世界经济和全球治理舞台上的关键性参与者,并以强大的力量开始重塑全球治理架构。中国与印度的崛起对工业化国家的发展政策、对西方特别是美国的全球霸权带来了新的挑战。关于中国与印度的崛起对全球治理理论可能带来的影响及其发展趋势,作者给出了一项简要的研究议程。     

霸权依赖与领导国家权势衰落的逻辑

在国际关系历史上,领导国家的衰落无疑是一个激发学者们持久想象力的重大问题。作者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尝试从一个新的理论视角,即霸权依赖的分析路径探讨领导国家衰落的根源。其核心假设是,领导国家的权势衰落源于其拥有霸权本身,对霸权的过度依赖导致领导国家不可避免地走向了衰落。作者认为,领导国家通过建立霸权成为了既定国际体系中的"收租人",垄断着国际财富资源的分配,但大规模的财富资源也导致了领导国家内部需求的膨胀。当自身实力不足以支撑这种刚性需求时,领导国家转而通过进一步控制霸权来获取资源、转移矛盾;而边缘国家的"顺从"则为领导国家的对外剥削提供了"合法"支持,从而导致了领导国家霸权依赖局面的生成。随着霸权依赖程度的加深,领导国家的内部性质逐渐发生蜕变,其对外行为则日益从现状满意变得具有进攻性进而陷入到过度扩张的陷阱之中。由于边缘地带中新兴大国的崛起,领导国家的权势地位呈现出相对衰落的趋势,开启了国际权力从集中走向分散的历史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