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市圈、城市群与京津冀高质量协同发展

目前,京津冀协同发展面临增长乏力,区域差距不断扩大,且以省际差距为主要突出问题。制度壁垒阻碍生产要素流动和缺乏完善的利益协调机制是制约京津冀协同发展的主要因素。都市圈是京津冀高质量发展的动力源,有助于优化京津冀城市布局和空间结构,促进京津冀协调发展和提升京津冀承载力,在京津冀协同发展中发挥重要作用。京津冀包含京津和石家庄两大都市圈,双圈耦合可形成京津冀的“圈”“群”结构,共同建设京津冀世界级城市群。因此,应重点发展京津和石家庄两大都市圈,京津都市圈已处于成熟期,重点在于提升整体竞争力,石家庄都市圈尚处于萌芽期,重点是提升石家庄城市能级。     

基于AQI指数的城市空气质量变化趋势及空间差异——以京津冀城市群为代表

针对京津冀地区的大气污染特征、变化模式及影响机制开展专门研究,对推进京津冀一体化与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政策价值。首先介绍了研究的目的、意义、论文结构及研究方法;然后利用2005-2016年京津冀城市群空气质量指数(AQI)日度数据对京津冀空气质量变化趋势及空间差异进行考察:一方面,分析了京津冀城市群13个地级市AQI等级分布,并将其与珠三角、长三角及全国74个重点监测城市的比较;另一方面,对京津冀城市群的13个地级市的空气质量进行空间差异综合比较;以北京市数据为例,构建计量模型分析空气质量指数的影响因素。最后,对全文进行总结,给出基本结论及对策建议。     

基于修正引力模型的京津冀城市群空间联系分析

利用主成分分析法对引力模型进行修正,定量分析了京津冀城市群的空间联系强度。结果表明,京津冀城市群内经济发展不平衡的问题比较严重,呈现出明显的"中心—外围"格局,城市间的联系以京津为中心,向外依次减弱,外围城市间的相互吸引力明显不足,城市间的联系度普遍偏低。认为应打破行政区划限制、实现城市合理分工,完善交通基础设施、构建区域交通一体化体系,成立政府协调机构、建立联席会议制度等。     

基于手机信令的大城市边缘区职住关系及通勤特征研究——以武汉花山生态新城为例

大城市边缘区新城具有疏解中心城区人口及产业的作用,有效识别新城居住者与就业者的职住空间分布特征、明确他们往来新城与周边其他区域的通勤特征,对于促进其在一定范围内达到职住平衡具有积极意义。本文以武汉花山生态新城为研究对象,基于手机信令数据,对新城内居住者和就业者的职住空间布局、通勤关系进行测度分析,以辨明职住关系与通勤特征。为此类大城市边缘区新城土地利用规划调整、交通设施合理布局提供基础,最终促使新城在一定范围内趋于职住平衡,健康可持续发展。     

基于网络化空间模型的京津冀城市群空间布局优化研究

城市群发展模式已经成为城市发展的新模式,而城市群空间布局在一定程度上对城市群的发展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因此,实现城市群的有序发展需要从优化城市群空间布局着手。本文以京津冀城市群为研究对象,从城市群空间集聚状态、城市群经济集聚状态、城市群城市关联程度等角度构建网络化空间模型,从而探析京津冀城市空间布局结构及特点,并以此为依据,依托"一核、双城、三轴、四区、多节点"的空间结构,提出空间布局优化方案,以期为京津冀城市群发展助力。     

多中心视角下的京津冀都市圈空间联系分析

在全球化与区域一体化驱动下,多中心空间发展模式成为实现区域协调与持续发展的重要路径。京津冀都市圈作为我国的经济核心区和城镇密集区,区域经济多中心化与板块化逐渐成为重要表现载体。基于城市区域的空间形态和功能的多中心特征,利用引力模型和城市流模型对京津冀都市圈城镇体系的空间联系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京津冀都市圈空间联系呈现非均衡性多中心极化发展态势,围绕京津两大核心城市,京—津—滨走廊带已初具多中心城市连绵区域的过渡形态和结构,而外围的石家庄、唐山等地区中心城市发育还不成熟。     

京津冀都市圈生物技术产业竞争力分析——基于钻石理论

产业集群是促进区域经济发展、提升区域经济综合竞争力的重要途径。文章在京津冀都市圈的产业中选取了具有先导性的生物技术产业,运用波特的“钻石理论”,从产业竞争力的角度对京津冀都市圈中已有的生物技术产业基础进行系统分析,为其竞争力的重构提出一定的建议。     

都市圈多维界定及其空间匹配关系研究——以京津冀地区为例

不同时期都市圈作用有别,需要对距离空间、交通空间、通勤空间与行政空间的匹配关系进行辨识。以京津冀地区为例,将都市圈核心城市规模和密度,以及距离、交通可达性、通勤率和行政边界形成的不同空间范围设定为都市圈发展的动力、目标、条件、行动和调控等特征,对京津冀地区四个主要城市五种空间特征进行识别和比较,指出京津冀地区都市圈发展过程中的主要障碍,为推动都市圈发展提出具体建议。     

城市群城镇等级体系:理想金字塔与演变趋势——以京津冀为例

京津冀城市群城镇等级体系的优化是区域协同发展的重要基础,对于优化区域经济发展空间格局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采用主成分和聚类分析方法,基于2009—2014年14项指标,借助克里斯塔勒的中心地理论和城市等级划分的理想金字塔模型,深入剖析了京津冀城市群城镇等级体系演变趋势。研究显示,现阶段京津冀城市群内城镇体系呈现七等级构成特点,与克氏理想金字塔相比,京津冀塔身内陷的情况明显改善,并已呈现出由集中式等级化向网络式扁平化发展的潜在态势。依据这一演变趋势,提出了优化京津冀城市群等级体系的相关建议。     

中国典型城市群空间范围的动态识别与空间扩展模式探讨——以长三角城市群、武汉城市群和成渝城市群为例

运用定量分析方法动态识别三大典型城市群空间范围,探讨中国城市群空间扩展的驱动机制,建立城市群空间演化的一般过程模型。研究发现:2010年,长三角城市群不仅扩展到苏北和浙南地区,而且沿长江扩展到安徽的沿江区县,江淮城市群已经成为长三角城市群的组成部分,区域性、网络化的城市群正在形成;在行政分割的制约下,成渝城市群实际上是由相互分割的成都城市群和重庆都市区组成;武汉城市群受到更多的政策性引导,正以武汉、宜昌、襄阳为支点形成初具规模的城市群。尽管经济力量是城市群空间扩展的核心驱动力,但制度因素、自然条件等对于中国城市群空间扩展的影响同样极其重要,在城市群发育的不同阶段,城市群空间扩展的主要影响因子也在发生变化。基于城市群空间扩展模式建立了城市群空间演化过程的五阶段模型。     

都市圈空间结构组织与范围划分研究——以兰州都市圈为例

以兰州都市圈为例,对都市圈范围划分和空间组织问题进行了较深入的分析.首先,分析了日常都市圈范围划分的依据与兰州都市圈规划范围的确定;接着,对兰州都市圈的结构特点与兰州都市圈的基本范围划分进行了分析,同时讨论了标准都市圈范围划分的重要性与原则方法,探索了都市圈规划与管理统计中关于范围问题的解决途径.     

都市圈空间界定方法的应用研究——以成都都市圈为例

都市圈是区域经济和城市化发展到一定阶段所产生的,以成都平原为主体的地域空间上有条件形成一个都市圈.将成都与14个地级市之间的经济距离、引力和场强进行计算,最后综合划定成都都市圈的空间范围为成都、自贡、德阳、绵阳、遂宁、内江、乐山、眉山、雅安、资阳等.根据指标划分,确定德阳、绵阳、眉山、资阳为内圈层城市,自贡、遂宁、内江...     

基于手机信令数据的重庆与周边地区区域联系模式识别

手机信令数据作为依附在居民个体出行行为下的一项重要数据来源,利用手机信令数据开展区域联系模式研究具有先天优势。针对目前少有采用不同时段手机信令数据分析区域联系模式的研究现状,从区域联系内涵出发,将区域联系解构为联系强度、联系方向、联系功能三个维度,结合手机信令数据的识别方法,构建基于手机信令数据的区域联系模式分析框架。采用工作日、周末、节假日等不同时段的手机信令数据,通过构建联系强度指数和联系方向指数,将区域联系模式分为通勤型、商务型、游憩型和综合型四种。最后,以重庆与周边地区为例,采用中国联通数据开展实证研究。研究发现,重庆中心城区与周边地区联系模式主要为游憩型,主城都市区内的重要节点城市和门户城市多为综合型,渝东北和渝东南多为商务型;周边地区中,成都、达州、广安等22个地级市与重庆的区域联系模式为综合型,遵义市、宜昌市和南充市为游憩型。未来应注重提升区域内的产业协作能力,加快推动便捷生活政策工具,促进毗邻地区协作发展,提升一体化发展水平。     

都市圈创新空间:类型、格局与演化研究——以南京都市圈为例

在区域一体化逐渐强化的背景下,发达地区的都市圈已经成为区域创新协同的重要单元,都市圈层面的各类创新空间的格局特征成为新的专业化区域功能空间类型。以南京都市圈为案例,梳理出都市圈创新空间由大空间到专门性空间、再到企业类小微空间所呈现出的精细化与系统化发展脉络;将创新空间分为知识型和产业型两种类型,并对各类创新空间的承载内容进行了比较分析;分析了创新空间在都市圈层面的分布格局与相互联系特点,并提出其在空间组织、发展方向和行动重点三个方面的发展趋势以及对应的三个发展引导方向,为我国创新型都市圈研究提供案例经验参考。     

我国城市网络研究的空间敏感性初探——以京津冀和长三角城市群为例

以企业分支机构为依据的城市网络分析框架是西方学者基于全球跨国企业机构组织与城市功能联系之间的关联性所演绎和发展出的产物。在我国特殊的城乡体系中,城市网络分析的基本单元"城市"是一个具有多重内涵的概念,由此产生了我国独有的城市网络分析中的空间敏感问题,即分析空间单元的尺度选择对城市网络研究的影响。通过对京津冀、长三角两个城市群2013年的企业空间数据,分别以设区市和县级政区为单元对其进行城市网络分析。分析结果表明,对于不同城镇结构特征的地区,对城市网络分析单元的空间敏感性是不同的。在微观经济相对发达,县级城市体系发育成熟的地区,城市网络分析对空间单元的敏感性较高,分析单元的尺度不同往往对分析结果产生较大影响;而在如京津冀等城市网络权力相对集中,县级城市体系发育不完善的区域,网络分析的空间敏感性则相对降低,分析单元的划分差异对分析结果的影响有限。     

基于大数据的城市就业空间特征与影响因素研究——以南京市中心城区为例

大数据的出现为城市就业空间的精细化研究和规划带来新的契机,以手机信令数据为基础,融合多源数据手段,通过多尺度GIS空间分析、单中心与多中心模型验证、规划对比分析与二元逻辑回归等四个方面深入分析城市就业空间特征与影响因素,并以南京市中心城区作为实证分析对象,主要结果如下:①随着空间尺度的不断缩小,就业空间结构的多中心性初步显现,城市外围的大厂新村与徐庄高新区基本形成副中心,但新街口主中心依然强势,与其周边地区呈现出紧密粘连的一体化特征.②城市规划与现实发展仍存在一定差距,高新技术产业创新带缺乏就业人口集聚,中心体系规划中的主中心发展较为滞后,需因地制宜持续强化多中心空间结构.③在就业空间主中心—副中心—密集区—稀疏区不同层级之间,影响因素的作用机制与空间模式存在明显差异,应着重在多类型交通协同、公共服务设施均等化与产城融合发展方面制定相应的优化策略.     

都市圈空间结构演化特征及调控机制——以济南都市圈为例

在全球化背景下,以多个城市政府共同联合参与的都市圈或城市群作为基本单元融入国际竞争与分工成为我国大都市地区现阶段发展的趋势和必然.本文以空间功能要素集聚与扩散特征为判据,将都市圈的演化过程分为四种状态、三个阶段,并依据于此对济南都市圈的空间结构演化特征和空间矛盾进行了量化分析,认为济南都市圈处于由“中心城市绝对集中的空间状态”向“中心城市相对集中的空间状态”转变的转型期,即都市圈发展雏形阶段的后期,并将进入都市圈成长阶段.最后针对济南都市圈核心都市区实力不强、都市圈功能不密、资源整合利用效率低等三大核心空间问题,提出了空间优化调控的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