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道国政治冲突、中国对外援助和对外直接投资

本文利用UCDP全球武装暴力冲突数据、Aid Data中国对外援助数据和中国对外直接投资(OFDI)备案数据研究发现：东道国国内政治冲突对当地中国OFDI具有负面影响;而中国对当地的援助能够减缓受助国政治冲突对中国OFDI的负面冲击。进一步,东道国政治冲突和中国对外援助对中国非资源类行业和非国有企业投资影响更大;同时,改善双边关系和降低信息不对称是中国援助降低政治冲突的风险增加效应的潜在途径。本文从冲击缓解的角度论证了中国对外援助在中国经济“走出去”方面的积极作用,有利于中国OFDI的发展。     

东道国制度质量、制度距离与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区位

基于经济自由度指数、全球政府治理指数以及荷兰学者Hofstede的国家文化指数,全面构建了东道国经济、法治和文化制度的评价指标,利用2003-2009年我国在51个东道国的对外直接投资(OFDI)数据,考察了东道国正式与非正式制度、正式与非正式制度距离对中国OFDI的影响。研究发现,我国OFDI受到制度因素的驱动,具有显著的"弱效制度"规避和"强效制度"寻求动机。具体来看,东道国较高的经济制度和法治制度质量对我国对外投资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并且东道国正式制度质量越是优于我国,越能吸引我国的投资。非正式制度方面,东道国华裔关系资产对我国的投资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而非正式制度距离(文化距离)会对我国的对外投资形成障碍。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宏观经济影响因素实证分析

在对外直接投资宏观经济环境理论基础上,以中国的出口、GDP增长率、汇率、外汇储备、银行贷款利率为主要解释变量,采用1987—2006年的统计数字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进行实证分析,得出影响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主要宏观经济因素为出口、GDP增长率、汇率和外汇储备,这个结果大部分与传统理论表现出一致性,说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已经步入正轨,进入了一个相对稳定快速发展时期,但与发达国家相比,仍存在很大差距,最后提出建议,以使中国在稳步发展的同时,逐步缩小与发达国家的差距。     

影响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行为因素的实证分析

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行为角度出发,运用SPSS19.0软件,运用最小二乘法对影响中国对外投资行为因素进行了简单的线性回归分析。通过实证分析发现,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行为主要受到东道国经济增长、东道国平均工资水平、两国信息成本、文化差异、法律环境以及政策限制等因素的影响。其中,东道国人均GDP、一致的法律体系、语言一致性及政策对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行为有正影响,而信息成本及东道国的工资水平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有着负影响。     

外商直接投资对东道国经济的影响——基于文献的评述

随着FDI对其投资国家和地区经济增长的溢出效应的逐渐显现,FDI在全球得到迅猛的增长,已经成为促进地区经济增长的一个发动机.本文通过现有研究文献的梳理得出:一方面FDI给东道国带来正面溢出效应,但同时也对东道国经济安全产生影响.     

东道国因素与东道国外商直接投资特征

国际直接投资时空分布的差异性对忽视东道国因素的西方国际投资理论提出了挑战。东道国因素对国际生产资本地域运动有很大的影响,国际直接投资是东道国因素与投资主体综合作用的结果,东道国环境、体制、政策系统的状态特征决定了东道国外资特征。     

对外直接投资决定因素的实证研究综述

一个相对成熟的经济体常常通过对外直接投资（FDI），在全球利用要素差异进行国际化生产，开拓全球市场。那么，有哪些因素决定其是否及在何处从事对外直接投资呢？由于发达国家对外直接投资是全球对外直接投资的主体，因此，实证研究大都以发达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为研究对象。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分析

文章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数量及投资地区进行了分析，认为我国对外投资的数量与发达国家相比还很少，这与我国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不相称，应该改善和创造条件，发展和扶植对外直接投资；而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地区分布则与各个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比较一致。     

东道国风险对我国旅游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

旅游业是风险敏感度高的行业,然而较少研究将东道国风险纳入旅游业OFDI区位选择的分析框架中,学界对东道国风险与OFDI的关系亦未达成定论。基于此,文章使用2004—2015年我国旅游业对外直接投资数据,采用负二项回归模型,检验各类东道国风险对旅游业OFDI区位选择的影响,探析东道国风险在不同国家发展水平、地理距离与文化距离下的作用差异。研究发现：(1)我国旅游业跨国投资整体上呈现出显著地域性的风险规避倾向。其中政治风险的负面影响程度最大,社会文化风险的负面影响次之,经济金融风险的影响不显著。(2)较高的国家发展水平、较近的地理距离与文化距离能够有效缓解东道国风险对旅游OFDI的阻碍作用。研究完善了旅游业OFDI区位选择的影响因素分析框架,并证实了东道国风险对OFDI的影响存在行业异质性差异,有助于进一步澄清我国OFDI的风险偏好悖论现象,推动了OFDI风险研究的深化。在实践方面,研究有助于为行业制定更具针对性的海外投资建议和风险管控策略。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国内制度评析

从投资国的角度考量,中国企业选择对外直接投资,不仅要面临市场变化所带来的商业风险,还要应对各种可能随时发生的政治、安全和社会风险.相对于这些不可控的外部因素,中国政府的对外投资制度就属于可控的范畴.伴随着“走出去”的经济战略,中国的对外投资得到了一定的发展.究其原因,是因为中国政府在制度上加大了对企业支持的力度,放松了管制,给企业对外投资创造了条件.但由于仍存在一些制度政策上的缺陷,反而给中国企业对外投资构成了障碍,部分导致了中国企业跨出国门对外投资的困难.因此本文对现有中国对外投资制度进行梳理,分析其中的问题,并提出了相应的改进建议.     

中国ODI技术进步效应的影响因素研究——基于东道国的分析视角

笔者从东道国的视角,研究影响对外直接投资技术进步效应的相关因子并构建理论模型,根据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区域分布以及东道国的研发资本存量,选取相关数据分析比较东道国的相关因素对我国对外直接投资技术进步效应的影响程度。研究表明,东道国的技术创新能力是影响我国对外直接投资技术进步效应的首要因素,但东道国通过专利溢出的研发资本存量并不是主要的影响因子。     

中国制造业对外投资类型影响因素分析

对中国六省市制造业的数据分析表明,不同企业的人均资本不同,对外投资也具有不同的特征。制造业人均资本高的省市的对外投资具有技术寻求型的投资特征,制造业人均资本较低的省市的对外投资具有市场寻求型的投资特征。     

中国制造业对外直接投资与东道国经济增长的关系——基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经验分析

本文使用来自CSMAR数据库和世界银行数据库的数据,通过构建双重差分(DID)模型,经验分析中国制造业对外直接投资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经济增长的关系.结果表明:中国制造业对外直接投资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经济增长的作用受到滞后效应和制造业增加值中介效应的影响,考虑滞后2期效应时,中国制造业对外直接投资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经济增长具有正向促进作用;考虑制造业增加值的中介效应兼顾滞后2期效应时,中国制造业对外直接投资通过正向促进"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制造业增加值的增长进而促进其经济增长.最后,本文从扩大规模、完善布局和政策支持等方面对中国制造业的进一步发展提出建议.     

论中国对外直接投资

论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寻菊贤一、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中存在的主要问题虽然我国的对外投资发展迅速，从１９７９年以来，年均增长３５％以上，但是，与同期中国吸引外商直接投资的实际投入相比，则国内引进外资和海外投资的比例仅为１∶０．０３７，这远远低于世界平均１∶１．...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绩效与经济增长——基于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参照联合国贸易与发展会议开发的对外直接投资绩效指数,引入了中国各省份的对外直接投资绩效指数,并且结合2003～2009年的非平衡面板数据,来讨论省级对外直接投资绩效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发现：从全国来看,省级的对外直接投资绩效与经济增长率之间存在着显著的正向关系,但对于中西部地区省份来说,两者之间呈现弱负相关。     

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制度因素重要吗?——基于投资动机视角

笔者从投资动机的角度研究制度对区位选择的影响,选取55个东道国、5年275个观测数据进行计量分析,研究结果发现,相对于市场寻求型与战略资产寻求型的企业,我国资源寻求性企业在区位选择上对制度因素的重视程度最低.但由于我国市场经济发展的局限性和企业自身的原因,我国市场寻求型与战略资产寻求型企业对某些制度因素的重视程度还不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