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我国未成年犯社区矫正制度的完善

本文介绍了社区矫正制度在我国的实施现状,通过分析近年来我国青少年犯罪情况,提出完善我国未成年犯社区矫正制度的具体措施和建言。     

关于未成年人社区矫正制度的探究

社区矫正作为一种非惩罚性刑罚，在《刑罚修正案（八）》中得以明确。然而。随着未成年人社区矫正的全面推行，一些深层次的问题也逐渐暴露出来。法律法规的不完善，未成年矫正现象的社会排斥现象的严重，使用比率低，检察人员对未成年人社区矫正监督中法律依据欠缺、介入因素欠缺等问题，严重阻碍了未成年人社区矫正工作的进行。通过一系列的措施来完善未成年人社区矫正制度，更好地保护未成年人，促进司法与社会效益的统一。     

社区矫正制度浅析

我国现行非监禁刑适用率较低,看守所、监狱实行高度警戒、高度隔离的行刑模式,既不利于罪犯的分类处遇和再社会化,也不符合刑罚的谦抑原则.而且,我国行刑模式中社会公众对罪犯的行刑参与力度明显不足.事实上,社会的广泛参与既可以在精神上使罪犯得到感化和归依,也可以在物质和环境上给罪犯提供良好的处遇,使其有改过自新的希望和动力.     

劳动教养制度废止背景下社区矫正制度的构建

随着我国法治的大力建设，初期对特定违法行为发挥显著作用的劳动教养制度已不能很好地适应社会，问题频频。而在其正式度止的背景下。治安管理处罚和刑事处罚之间的空白需要新制度填补与衔接，本文主张构建完整的社区矫正制度，扩大其适用范围，形成完善的处罚体系。     

论我国未成年犯社区矫正制度的现状及完善

近年来，我国未成年犯罪率不断上升，犯罪数量之大，危害程度之强，已严重危害到社会的和谐稳定。针对未成年犯的特殊性，我国在2003年采取了社区矫正这种非监禁刑罚制度来配合限制自由刑的实施。对未成年犯权利的保护和回归社会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但由于我国未成年社区矫正制度缺少立法的保障，在管理机构建设，专业人员的配备，资全来源，矫正项目等都没有明确的规定。文章试图借鉴外国的一些有益经验，来完善我国未成年犯社区矫正制度，使未成年犯能早一日的回归社会。     

我国社区矫正法律制度的建立和完善

社区矫正是与监狱矫正相对的行刑方式，是指将符合社区矫正的罪犯置于社区内，由专门国家机关在相关社会团体和民间组织以及社会志愿者协助下，在判决、裁定或决定确定的期限内，矫正其犯罪心理和行为恶习，并促使其顺利回归社会的非监禁刑罚执行活动。目前，我国社区矫正适格的对象主要有：被判处管制、宣告缓刑、暂予监外执行、裁定假释、被剥夺政治权利这五类罪犯。     

我国社区矫正制度及其问题研讨

社区矫正作为一种新型的非监禁性的行刑制度和刑罚处置措施,代表了当代人类刑罚执行制度改革的发展趋势,既是人类文明的发展表现,也是人类社会人道化的袁征。社区矫正目前在我国正处于试点状态,本文试从社区矫正的概念出发,分析我国社区矫正目前存在的问题,并在此基础上提出完善立法、实行义务性规定、完善和丰富矫正体系、加强宣传以及补充经费等措施来完善我国社区矫正制度。     

我国未成年人犯罪社区矫正制度的完善

一、未成年人犯罪刑罚执行制度现状 我国对未成年罪犯在处理上经历了一个从打击为主到挽救为主的转变过程,我国刑法从我国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状况、少年儿童成长过程以及各类犯罪情况的实际出发,在刑法中区别了未成年人犯罪的刑事责任、适用刑罚和量刑,     

论我国社区矫正制度的发展和完善

2011年《刑法修正案（八）》首次明文规定“依法实行社区矫正”，并在管制、缓刑、假释中做出相应规定。这标志着我国社区矫正法律制度的建立，对改革和完善我国刑罚执行制度具有里程碑意义。但是，社区矫正制度刚刚建立，社区矫正专门执行机关的确定、具体适用缺乏专门法律指导，如此等等问题，仍有待进一步明确和完善。     

社区矫正-我国未成年犯矫正制度的优先选择

当今世界性的犯罪问题中,未成年人犯罪始终是人们最感焦虑的社会问题。我国改革开放以来,未成年人犯罪问题日益严重化,也一直是个不客回避的严峻现实。为全社会所关注。因此,加强未成年犯矫正制度的研究既是学术的需要也是现实的需要。与监禁矫正相比,社区矫正在预防和控制未成年人犯罪方面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和作用：符合未成年犯的心理特征,有利于克服监禁刑的弊端,有利于和发达国家的刑罚模式接轨;我国社会主义的刑事政策、社会主义的法律体系以厦日趋完善的社区和健全的司法行政体系资源也为未成年犯罪人适用社区矫正提供了现实可能性,由此得出了社区矫正是我国未成年犯矫正制度的优先选择的结论。     

从街居制到社区制:城市基层治理模式的转变——以“北京市鲁谷街道社区管理体制改革”为个案

文章以北京市第一个街道层级的社区——“鲁谷社区”改革为个案,分析传统城市基层管理体制——“街居制”的发展困境及成因,提出以“社区制”为制度载体探索多元合作城市基层治理机制。由“街居制”到“社区制”的转换不是简单的挂牌或翻牌,应在“精简机构,缩减人员”的基础上,重点进行职能转变、整合社会资源,建立高效的行政管理机制、社区民主自治机制、市场配置机制,将政府、市场、第三部门的力量整合起来,共同参与城市基层治理工作。     

城市智慧社区建设标准化审视

随着新一代信息技术的发展及其在城市社区的应用,智慧社区成为社区建设的重要趋势。但当前各地方建设标准差异较大,智慧社区建设规范性不足,后期复制推广与治理困难,进一步制约着智慧社区建设。需要在明确当前智慧社区总体框架的基础上,结合实践与治理需求,从技术、内容、机制多个维度,即智慧社区基础设施、智慧社区治理与服务、智慧社区保障机制3个层面构建智慧社区标准体系框架。加强智慧社区建设标准化,需要加强顶层设计,用系统思维研制智慧社区的标准体系,需要促进多元主体协同参与,进一步创新智慧社区标准化建设的体制机制。     

新农村建设中村庄整治问题探究

作者根据多年研究的经验及实际调研感受，对村庄整治的原则、整治模式、村庄整治处理、发展动力、整治规划、支撑系统等进行研究，以期对我国新农村建设尽儆薄之力。     

基于修正AHP的社区建设评价指标体系研究

通过对近十几年相关研究成果和实际案例的研究,构建了由6个一级指标、24个二级指标及238个三级指标组成的社区建设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在确定指标体系权重过程中,为了避免可能发生的逻辑错误,对AHP方法进行了必要修正并计算出各个指标的权重.研究结果具有较强的实用性和可操作性,为实施社区建设的全面、科学评价奠定了理论、方法和工具基础.     

执政党视域中的制度文明建设

高度重视制度文明建设是执政党责无旁贷的历史责任.执政党必须充分认识制度文明建设的重要性,理性思考制度文明建设的艰巨性,适时推进制度文明建设.     

论完善个人信用制度

个人信用对消费信贷的推广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我国在消费信贷的实施过程中出现一些信用方面的缺陷,客观形势要求我国应完善个人信用制度,其基本内涵包括个人信用登记、个人信用评估、个人信用风险预警、个人信用风险管理以及个人信用奖惩。     

构建和谐营销新体系促进和谐社会的发展

在全国构建和谐社会的大背景下,本文认为现代企业应该树立和谐营销观念,构建和探索可持续的和谐营销体系,以促进我国和谐社会的发展。     

基于TOPSIS的领导班子实绩评价模型构建研究

对党政领导班子及领导干部工作实绩进行考核评价,是引导干部树立科学发展观和正确的政绩观、提高执政能力的重要措施。在定性与定量分析的基础上,采用多属性决策分析中的主成份TOPSIS法,探索了党政领导班子实绩评价模型的构建。     

21世纪日本公司治理结构的变革趋势

日本经济萧条巳历经10年之久，各种景气对策难有作为。造成日本景气对策收效甚微的原因何在?—个隐藏在其背后的深层次原因就是，由于新的博奕者的出现，使日本现有的主银行相机治理结构已经难以满足现代市场竞争的要求，要使日本的经济重新焕发生机，就要大胆地对银行和企业进行结构重组．日本公司治理结构变革的趋势应是在导入英美治理模式的同时，继续保持日本原有的内部管理型制度。     

完善地方金融管理体制的若干思考

随着地方金融组织发展壮大,部分地区探索建立完善地方金融管理体制,加强对区域内金融事务的协调管理。与此同时,地方政府行使地方金融管理职能过程中仍存在较多局限和不足。本文概述了地方金融管理的国际经验和国内目前的现状,剖析了地方金融管理中存在的一些问题,提出了建立完善适合我国国情的地方金融管理体制的相关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