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数量、规模与经济增长——基于省级工业面板数据的研究

长期以来,企业数量与规模一直是产业经济学与管理学的研究内容。笔者利用中国31个省级区域工业企业的面板数据,探讨了企业数量、规模与区域经济增长的关系,发现企业数量的增长对区域产出有较大的推动作用,而且呈现时序递增趋势。研究还发现,不同经济发展水平区域企业数量对经济的影响存在差异,越是发达地区,企业数量对产出的弹性越强,即越是经济发达地区,越应当重视企业与产业的培育,而不是片面强调“做大做强”。本研究还为理解地方政府与国家产业主管部门在产业结构调整政策上的冲突提供了区域经济增长角度的解释。     

企业数量与经济增长的关系研究

利用广州市12个区、县级市全部企业的数据,探讨了企业数量、规模与区域经济增长的关系,发现企业数量的增长对广州市经济增长有较大的推动作用。在此基础上,进一步研究发现,规模越小的企业数量对产出的弹性越强,即中小企业数量对经济增长的弹性较大。根据研究所得出的结论,在分析广州市中小企业存在问题后,建议政府在给予政策发展空间后,有意识地引导要素资源向中小企业投入,孵化和培育中小企业。     

县域合作促进地区经济增长的理论解释

在区域协调发展背景下,以县域为单元的地区合作已成为地区经济持续增长的基本选择。本文扩展出了一个以县域为基本单元的产出、贸易与增长模型,探讨县域合作促进地区经济增长的理论机制。研究发现,县域合作能够通过减少非自然贸易壁垒提高地区贸易开放度,促进县域经济增长;县域规模越大,县域经济稳态收入水平越高;县域合作促使地区间贸易开放度越一致,越能提高县域经济的稳态收入和缩小因规模差距带来的县域经济收入差距。研究建议,进一步优化区域经济空间格局以扩大县域经济规模,打破和消除县域之间的行政壁垒,以合作促进地区发展,构建城市一县域产业分工与产业关联以缩小县域经济发展差距,构建县域外部经济与生产网络,为县域经济合作提供平台保障。     

大企业技术锁定效应与经济收敛研究

大企业利用资金、技术、组织与市场优势扩大规模与经营范围产生规模效应,利用大量产品与企业网络实现技术传播与扩散推动整个国家经济发展。文章以2002-2013年中国500强企业为样本,采用动态面板数据和系统广义矩方法研究大企业规模对地区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中国500强企业规模与地区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的负效应,当选择较为发达的经济省份进行回归时发现这种负效应作用更加明显。分析认为大企业通过技术创新和溢出实现地区经济收敛,同时由于组织惯性与技术垄断导致技术锁定而产生"大企业陷阱",对地区经济增长产生负效应。     

“政治集权,经济分权”与政府差别化税收策略研究

基于1998~2010年中国工业企业微观数据,本文研究了"政治集权,经济分权"规制下政府对企业的差别化征税行为对企业有效税率的影响。研究发现,"政治集权"与"经济分权"的政府都会降低企业税负以吸引或留住资本,促进区域经济发展,但"政治集权"下政府的征税参考因素更加多元化。在控制相关变量后,企业有效税率的高低主要受企业对区域经济增长贡献、企业空间移动能力和企业政治游说能力三方面因素的影响:企业对区域经济增长贡献越大,有效税率越低;企业的空间移动能力越强,有效税率越低;企业的政治游说能力越强,影响层级越高,有效税率越低。     

企业规模扩张的经济增长含义

首先简单梳理了关于企业规模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理论研究文献,在此基础上,用中国工业发展的经验数据证明了,企业规模扩大和企业数量增加共同推动了中国工业产出的增长,指出产业组织的发展体现了规模经济性和分工（专业化）经济性的统一,正是二者的统一推动了长期经济增长。     

劳动力流动对中国经济增长贡献显著吗——基于区域递归视角的经验验证

基于劳动力流动对发达地区与欠发达地区产出效应的差异化影响,提出劳动力流动对经济增长的宏观效应可能存在四个命题,并从要素投入视角提出了劳动力流动存在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与"推动率"两个指标,最后从区域递归视角针对劳动力流动对中国经济增长整体效应的强弱性与显著性进行了经验研究。结论表明,2000-2005年、2006-2011年期间劳动力流动对中国经济增长的整体推动率分别为0.84%、0.12%,远低于学界1.5%-1.72%的估算,即劳动力流动对中国经济增长存在"弱正效应"而非"强正效应",而且这一效应会随地区差距的拉大而变得更弱。     

全要素生产率与区域工业的和谐快速发展——基于1995～2004年28个省市大中型工业的非参数生产前沿分析

文章采用Malmquist指数和DEA技术,研究中国28个省市地区大中型工业增长的动力以及地区间的发展差距,分析发现在1995~2004年期间:(1)整体而言,全要素生产率(TFP)增长已经成为中国大中型工业快速增长的核心动力,特别是技术进步和规模效率的改善对产出增长的贡献日渐突出,相反,要素投入对产出增长的贡献逐渐减弱;(2)地区之间发展的差距依然显著,但无论是人均产出还是增长速度,地区之间的差距在逐渐缩小;(3)随着中国工业经济的快速增长,TFP对缩小地区间工业发展差距的作用越显突出,资本要素的作用并不明显;(4)全要素生产率快速增长的四大因素:竞争、全球化和外商投资、民营化改革,以及经济扩张期。因此,文章认为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已成为区域经济和谐快速发展的中坚力量。     

地区差异、企业投资与经济增长质量

本文从微观视角研究了企业投资活动对地区经济增长质量的影响,并立足于地区差异,阐释了经济质量失衡的企业资源错配成因。研究表明:在经济规模较小的地区,企业固定资产与权证投资降低了经济增长质量;技术投资则提升了经济增长质量。相较于中央企业与民营企业,地方国企的投资活动对经济增长质量的负面影响较大,尤其是在经济规模较小的地区。相反,在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地区,民营企业的投资活动更多与市场机制相匹配,对经济增长质量具有提升作用。进一步的检验表明,只有在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地区,技术投资对经济质量的提升效果才被显著释放。本文的研究发现不仅从企业投资的视角,解释了转型地区经济增长从"量"向"质"转化过程中所面临的困境,而且为理解企业投资驱动经济增长的微观传导路径提供了制度性解释。     

我国主要省份软件企业竞争力比较研究

运用主成分分析法对我国29个省份460家代表性软件企业的研究发现,超六成省份软件企业竞争力综合得分为负值,软件企业竞争力"东强西弱"的区域特征明显,软件企业规模经济效应整体偏弱,研发创新能力亟待加强,企业产出效率普遍较低。因此,应以做大做强软件企业为目标,以国际软件企业为标杆,培育一批规模经营效益好、管理先进、主业优势突出、资金实力雄厚、技术创新能力强、跨国经营规模化、具备一定国际竞争力的跨国软件大企业。充分挖掘中西部省份的科技资源和市场优势,增强软件企业的研发创新能力,通过提高管理水平和人员素质带动企业产出效率的提升。     

装备制造：工业转型主攻方向——首台（套）开发成果评点——浙江装备要争“定价权”

装备强则国力强。装备制造业是工业化的基础，是国家强大的基础。具有产业关联度高、对经济增长带动作用大的特点。我省装备制造业区域集中度较高，企业主要集中于杭一甬区块和温一台区块，企业数量也具有一定规模优势，但企业总体规模偏小，     

我国东中西部地区间产业转移的特征与趋势——基于2000—2010年统计数据的实证分析

运用2000—2010年的统计数据,对我国东中西部地区间工业产业转移的趋势和特征进行了系统分析,结论表明:虽然我国东部地区向中西部地区转移的产业数量和规模都在不断扩大,但大规模产业转移现象尚未发生;现有产业转移基本遵循了梯度转移规律,即先由东部地区向中部地区转移然后再向西部地区转移。同时研究发现,我国八大区域经济格局和产业特点差异明显,在研究区域产业转移时不能"东、中、西部"一概而论。最后提出了加快推进我国沿海地区产业向中西部地区有序转移的一系列对策。     

中国经济增长的空间分异为何存在?——一个空间经济学的解释

要素在产业与空间上的错配造成中国经济增长的空间分异,并影响了区域协调发展向更深层次推进。本文在空间经济学框架下构建了一个经济增长的理论模型,利用2004—2014年中国277个地级市及以上城市面板数据,分别从全国层面、四大区域、不同发展阶段、不同城市规模以及考虑空间关联性等角度对经济增长空间分异的理论机制进行验证。研究表明经济增长的空间分异来源于要素结构与产业关联、城市规模与产业结构、市场规模与产业选择的三个匹配机制。要素结构与产业关联的正效应在劳均资本相对占优时才会发生,城市规模则通过相对最优城市规模"门槛效应"影响了与产业关联的正效应,市场规模与产业结构"服务业化"正相关。发展生产性服务业是大城市提高经济比重的关键,中小城市则应重点构建符合本地优势的工业体系。本文从要素空间匹配的视角为区域协调发展、经济空间优化和城市产业分工提供了理论依据与经验证据,也为地区经济转型提供了政策启示。     

谁更适合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对国有企业与非国有企业研发行为的比较

本文使用1998-2008年中国高技术产业的面板数据,构建联立方程分析并比较了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的研发行为.研究发现政府的科技资助经费没能调动国有企业的研发积极性,但能够促进非国有企业提高研发投入;国有企业的研发投入和研发产出都符合熊彼特的假说,非国有企业则出现了相反的情况——规模越小研发投入越大;以新产品销售收入比重衡量研发产出,国有企业的研发效率不低于非国有企业,不平等的经济政策可能导致了这一结果;无论哪种所有制企业,行业内企业数量增加能够促进企业提高研发投入和产出.     

制度松绑、市场活力激发与旅游经济发展——来自中国文化体制改革的证据

旅游业作为现代服务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带动地区经济增长和实现产业优化升级的"绿色"驱动力。借助于中国文化体制改革的"准自然实验",本文采用中国283个地级市2002—2016年间的面板数据和双重差分方法,首次评估了文化体制改革对地区旅游业发展的影响。研究发现,文化体制改革激发了市场活力,促进了文化产业和旅游产业的融合,带动了地区旅游业的发展。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带动效应呈现出越来越强的递增趋势。具体地,文化体制改革通过丰富文化旅游产品和服务以及住宿餐饮等配套产业的发展,提高了地区过夜旅客人数和收入,进而使试点地区的人均国内旅游收入、人均国内旅游人次、人均国内外旅游总收入和人均国内外旅游接待总人次得到显著提升。而且,在那些旅游资源越丰富、旅游公共服务水平越高的地区,这种带动效应越强。本文的发现不仅为文化体制改革进一步在全国范围内的实施推广提供了重要依据,而且为地区产业的转型升级和区域经济平衡提供了重要的政策启示。     

区域动态效率评价视角的我国高技术产业增长路径研究

本文借助Easterly的理论研究了我国高技术产业增长路径,并采用Malmquist指数进行区域分析以透视形成增长路径的内在原因。研究发现,我国高技术产业正处于第一个驼峰由顶峰向低谷下滑的阶段,区域发展的青黄不接导致了当前的局面。东部发达地区在初期作为主力军推动了产业的驼峰型增长并且攀上了第一个峰顶,不过当前大多数东部地区越过顶峰处于下降通道,发展动力不足。这些地区的高技术产业已经告别了规模驱动的初级阶段,技术创新明显滞后,资源配置、规模效率提高有限,而且技术效率的提升并未与其余因素形成协同效应。中西部欠发达地区大多正处于低谷爬坡上坎阶段,驼峰型增长尚未起步,不能成为推动国家高技术产业发展的生力军。     

全球价值链视角下我国远洋渔业国际竞争力影响因素研究

文章基于全球价值链视角,结合远洋渔业的产业特性,构建了远洋渔业国际竞争力概念框架及其影响因素理论模型。进而基于我国74 家远洋渔业企业的问卷调查横截面数据,运用多元回归分析,深入解剖了影响我国远洋渔业经济租金、国际话语权、国际在位权、企业就业贡献四个国际竞争力维度的影响因素。研究发现：（1）远洋渔业企业越是进行海外远洋渔业基地建设、基地建设功能越健全,水产品国内消费市场越兴盛,远洋渔业企业冷冻、冷藏等储藏能力越强,企业越是能获得持续盈利优势。（2）远洋渔业设备技术研发、远洋渔业金融政策、政府间远洋渔业争议协商机制和海上通信系统研发,有助于提高我国远洋渔业国际组织影响力。（3）企业船上加工技术、企业水产品出口能力、海外直接投资正向显著影响企业履约能力。（4）企业远洋渔船规模、企业有自己独特的海洋与岸上联动发展模式,促进了企业社会就业贡献。     

资本市场对西部地区实体经济质量的提升效应——来自制造业上市公司的证据

本文基于2013—2018年西部地区制造业上市公司的年度数据,分析资本市场的IPO融资和增发融资对制造业上市公司的创新投入和创新产出的影响,以此验证资本市场对西部地区实体经济质量提升的影响。研究发现,西部地区制造业上市企业的IPO融资对上市企业的创新投入和创新产出有显著的推动作用;而制造业上市企业的增发融资对上市企业的创新投入和创新产出没有明显的影响。西部地区应培养更多优势制造企业做大做强进入资本市场,以促进西部地区实体经济质量的提升。     

FDI与区域经济增长互动效应的计量分析——基于江苏省的实证研究

东部发达地区之一江苏省利用自身优势条件及优惠政策吸收了大量的外商直接投资,对当地区域经济增长起到了巨大的促进作用。文章利用1985-2005年时间序列数据,采用计量研究方法,对外商直接投资与地区经济增长的互动效应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发现,外商直接投资与区域经济增长存在长期均衡的关系,并且在短期,两者存在互为因果的关系,而在长期,外商直接投资对区域经济增长只存在单向的因果关系。     

生产依存度、产出关联与国际经济周期协同性——中国与主要贸易伙伴的实证检验

本文在两国生产关系模型的简化式基础上推导了生产依存度与产出关联的关系,并认为当生产函数为规模报酬递减时,两国间生产依存度越大则产出的关联性越强.产出关联性越强,经济周期协同性越明显.检验中国与前10大贸易伙伴的数据,中国与主要贸易伙伴在生产上具有规模报酬递减的性质,意味着随着中国与这些国家(或地区)生产依存度的加深,两国(或地区)之间的产出关联性也越强,中国与这些国家(或地区)经济周期有协同性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