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利润对全要素生产率影响研究——基于宏观评价与微观机制相联系的分析

提高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能力一直是我国经济发展的重大战略和政策导向，利益协调是金融与实体经济均衡发展的关键。本文构建了一个宏观金融利润评价与微观企业特征及行为相联系的分析框架，以考察金融利润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结论表明：城市金融利润对全要素生产率具有非线性的影响。进一步研究发现：企业要素密集度和所处的生命周期能够影响金融利润与全要素生产率之间的非线性关系，相对于劳动密集型行业和成熟期企业，在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行业中，或企业处于成长期和衰退期时，金融利润与全要素生产率的非线性关系会表现得更为明显。根据研究结论，要建立金融利润预警指标体系，鼓励金融机构设立产业投资基金，将金融机构考核与其精准服务实体成效相结合，以完善金融服务实体经济发展的协调机制。     

债务违约事件对企业投资结构偏向的影响

近年来,在去杠杆进程推进和监管政策收紧背景下,企业的债务违约问题日渐常态化.本文以2001～2017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考察了债务违约事件对企业投资结构偏向的影响.研究发现,债务违约事件会导致企业投资结构偏向发生变化.债务违约发生后,企业的实体投资显著下降,金融投资显著上升.此外,债务违约事件对企业投资结构偏向的影响存在时间趋势效应.债务违约事件对实体投资的负向影响呈逐年衰减的趋势,而对金融投资的正向影响则呈先上升后下降的趋势.最后,不同企业异质性特征下债务违约事件对投资结构偏向的影响不同.民营企业、财务状况较差企业以及竞争行业中企业的投资结构偏向更容易受到债务违约事件的影响.本文的研究结论不仅拓展了债务违约在企业投资决策方面的研究边界,同时揭示了债务违约事件对企业投资结构偏向影响的作用机理.     

金融加速器视角下保障房地产市场平稳发展的政策研究

房地产行业是目前中国经济金融风险形成、传染与扩散的主要场域之一,然而现有文献对房地产行业债务风险的机制研究尚不充分,基于中国情境的本土化研究则更为匮乏。本文将经典金融加速器理论与中国房地产市场特征现实相结合,首先提出了房企债务的抵押贷款、融资溢价和预售回款三重加速机制。其次剖析了金融加速器视角下“三支箭”政策组合的作用路径及现存问题。最后本文立足于保障房地产市场平稳发展的长期目标,从三个方面提出了针对性政策建议：健全多领域多维度政策支持,确保“三支箭”政策落地见效;增加跨周期调节元素,实现从短期应急纾困向长期平稳发展的目标过渡;完善逆周期调节机制,提升房地产市场调控政策的科学性和前瞻性。     

地方政府债务影响企业社会责任履行吗?

地方政府债务风险问题引起了政府和学术界高度关注。本文以企业社会责任履行为切入点,考察地方政府债务对微观企业行为的影响。基于2015—2019年全国31个省级面板数据,实证分析了地方政府债务对企业社会责任履行的影响与传导机制。研究结果表明,地方政府负债率与企业社会责任评级呈负向关系,地方政府债务规模扩张,会降低辖区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意愿和表现。机制分析表明,地方政府债务扩张通过加剧辖区企业的融资约束程度,进而降低企业社会责任的履行。异质性分析发现,市场化水平较低、行业竞争较激烈以及高杠杆率的企业,地方政府债务对其社会责任履行的影响效应尤为显著。本文将地方政府债务微观经济后果的研究拓展至企业社会责任领域,对于全面评估地方政府债务风险、促进企业社会责任履行具有一定的政策启示。     

经济金融化与“全要素生产率之谜”:理论机制与实证检验

人口论、人力资本积累论、技术扩散放缓论、全球贸易摩擦论、金融危机持久伤害论以及统计幻象提供了“全要素生产率之谜”部分解释。然而,“全要素生产率之谜”的剖析不能忽视经济金融化转型的典型事实,实体经济金融化导致金融资本对实体资本的“挤出”而产生负面冲击,引发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停滞。这种“挤出”存在资本运动、产业结构和企业金融化的三层次作用机制,表现为金融资本趋强而产业资本趋弱、核心经济由实体部门向虚拟部门的转变、“收入差距”扩大伴随的有效需求不足和企业主营业务的“金融化”行为。进一步利用跨国投入产出数据对此进行了检验,研究发现经济金融化是“全要素生产率之谜”的重要原因。鉴于此,我国高质量发展要关注全要素生产率中的金融化因素,需要深化金融制度改革,坚持制造业是实体经济核心的地位,促使金融业回归资金融通服务中介的本质,提升金融服务新兴经济的能力。     

信息化冲击、交易成本与企业TFP——基于国家智慧城市建设的自然实验

智慧城市建设一般伴随着城市信息化水平的“意外”提升。本文将中国2012年智慧城市试点建设作为信息化冲击的自然实验,构建了智慧城市建设影响企业全要素生产率(TFP)的交易成本理论分析框架。基于2003—2016年中国地级市和上市公司匹配面板数据,运用双重差分法(DID)、倾向得分匹配双重差分法(PSM-DID)和三重差分法(DDD)实证检验了智慧城市建设产生的信息化冲击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及其机制。实证结论表明,智慧城市建设这一信息化冲击显著提升了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机制检验表明,信息化冲击通过降低企业交易成本,从而提高企业全要素生产率。进一步异质性检验表明,智慧城市建设产生的信息化冲击对资本密集度更高、规模更大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促进作用更加明显;相对于非国有企业,智慧城市建设产生的信息化冲击对国有企业产生了较大影响;相对于非交易行业,交易行业由于智慧城市建设导致的交易成本下降,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提升更明显。     

固定资产加速折旧政策与企业资本劳动比

资本劳动比是反映资本深化和产业升级的一项重要指标.本文利用2014年固定资产加速折旧政策这一“准自然实验”,构建双重差分模型考察了固定资产加速折旧对企业资本劳动比的影响.本文发现,固定资产加速折旧政策提高了企业的资本劳动比.该政策可以降低资本价格,加速企业固定资产更新,同时降低低技能工人雇佣数量.进一步分析发现,固定资产加速折旧政策通过固定资产替代低技能工人提高了企业的人力资本水平,从而提高了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该政策对非国有企业、劳动密集型企业、融资约束紧的企业和市场化程度较高地区企业的资本劳动比具有更加明显的促进作用.本文的研究有助于理解税收政策与要素替代、企业结构升级之间的影响机理,对我国结构转型中税收政策调整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金融错配对中国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影响研究

先将要素价格扭曲系数引入分析框架,构建要素错配对全要素生产率影响的理论模型,然后基于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的微观数据,采用OP法分别估算出中国制造业29个子行业的全要素生产率和金融错配系数,再通过1999—2013年制造业行业面板数据检验金融错配对中国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金融错配对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具有显著的抑制作用,且这种抑制效应具有一定的时滞性;在所有制结构方面,国有企业金融错配对全要素生产率的抑制作用更强;分行业研究显示,金融错配对全要素生产率的边际影响在资本密集型行业最为显著。因此,亟待推进要素市场化改革,以减弱金融扭曲,改善资源配置效率,从而促进中国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实现内生可持续性经济增长。     

金融科技与对外直接投资——基于企业金融化与生产率视角的研究

文章使用2011～2018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数据，检验了金融科技发展与企业对外直接投资之间的关系，并验证了两种存在的影响机制。研究发现，金融科技发展可以显著推动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在利用双重差分法和工具变量法解决内生性问题，以及更换回归方法、主要变量和考虑样本选择问题后，此结论依旧稳健。影响机制分析表明，金融科技发展可以通过调节企业金融化程度和提升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促进对外直接投资，因此，金融科技对抑制企业过度金融化，促进企业“脱虚向实”以及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也具有重要意义。异质性分析显示，这种促进作用对中小型企业、低信息披露质量企业、低竞争行业企业和位于金融发展水平较低地区的企业更为明显。     

多产品出口企业、产品转换与资源配置

本文基于多产品企业贸易理论框架,利用2000-2006年制造业出口企业数据,对中国制造业出口企业的多产品企业特征及其产品转换行为进行深入刻画分析.研究结果发现,多产品企业是中国出口企业的主导力量;产品转换行为成为出口企业进行资源优化配置、提升竞争力的重要方式;多产品出口企业相对于单一产品企业拥有更高的产出、企业规模、全要素生产率以及盈利能力;产品特质、企业特征、行业竞争等因素都影响着企业进入退出以及产品转换行为选择;产品转换伴随着可观测到的企业绩效改变.     

固定资产加速折旧政策与企业产能过剩

本文考察固定资产加速折旧企业所得税政策(以下简称固定资产加速折旧政策)对企业产能过剩的影响.尽管固定资产加速折旧政策旨在通过降低税负缓解企业资金紧张,加速企业设备更新,但企业间异质性可能会使得这一政策对不同企业的产能产生差异化影响.为了评估这一政策的净效应,本文采用双重差分模型,以我国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研究固定资产加速折旧政策的经济后果.结果 显示,固定资产加速折旧政策显著加剧了试点行业所在上市公司的产能过剩.进一步,该政策发布后,企业资本性支出显著增加,固定资产利用率降低,并在其中发挥着部分中介效应.考虑地区和行业竞争的影响,上述结果在产品市场竞争程度较低的企业中更为显著.固定资产加速折旧政策导致的产能过剩加剧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企业投资效率降低、业绩下滑.本文的研究提供了较为明晰的政策含义:固定资产加速折旧政策在增加企业固定资产投资的同时,会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企业产能过剩并降低企业投资效率和企业绩效,需要对企业投资决策进行恰当的引导.     

扩大资本市场开放下规范企业短贷长投研究

资本市场开放背景下如何更好地统筹金融开放和金融安全,准确识别和防范潜在金融风险,是当前业界和学界共同关心的问题。本文基于“沪港通”和“深港通”开通的政策事件,研究资本市场开放对企业短贷长投的影响。研究发现：资本市场开放会导致标的企业的短贷长投水平显著提升。机制检验表明：资本市场开放缓解了企业债务融资约束。在债务融资约束缓解的背景下,一方面,具备债务市场融资资质的“陆港通”企业倾向于以短期融资替换长期融资,以降低财务费用;另一方面,债务市场中的金融机构在向标的企业贷出资金方面存在对短期限资金的偏好。因此,资本市场开放会从负债端的短期负债增加渠道加剧企业的短贷长投程度。基于此,应以全面注册制改革为契机,积极发展多层次资本市场,提高直接融资比例;统筹金融开放和安全,完善开放经济下的金融监管和系统性风险防范;培育具有一流国际竞争力的金融机构,推动金融机构敢放长贷、能放长贷。     

契约制度、企业排污与环境污染--基于我国省际制造业数据的实证分析

本文基于不完全契约理论和Antweiler et al 。（2001）的研究框架,构建企业排污的一般模型,采用“差异中差异”的估计方法,结合我国省际制造业细分行业数据,考察契约制度对环境质量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地区契约制度是影响环境质量的重要因素,在契约制度较为完善的地区,企业倾向于投入“减排专用资本”进行污染减排活动,进而改善环境质量。但这种积极作用在契约密集度较高的行业并没有得到进一步强化,利用行业本身的污染强度属性则可以解释这一“反常”的结果。在控制人均资本存量、人力资本、外商直接投资和对外贸易等因素后,研究结论依然稳健。     

企业金融化与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研究综述

在实体经济“脱实向虚”愈演愈烈的情况下,社会责任成为新的全球共识,受到社会各界广泛关注。企业金融化与企业社会责任（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简称CSR）信息披露关系的研究取得重大成果,从考察企业金融化与CSR披露的关系发展到企业金融化在何种条件下及通过何种机制对CSR披露产生影响。本文系统梳理企业金融化与CSR披露相关研究取得的成果和进展、总结其理论框架,并在此基础上指出这一研究领域未来可能需要关注的方向。本文研究可为企业金融化与CSR披露的研究及实践提供有益启发。     

开发区政策与制造业发展:基于经济绩效和环境绩效的双重视角

基于企业层面的微观数据,使用倾向得分匹配双重差分方法(PSM-DID)从经济绩效和环境绩效双重视角识别了开发区政策对制造业发展的影响及机制。研究发现,开发区政策不仅能够促进制造业经济绩效提升,还能够促进其环境绩效改善,进而有效推动制造业发展。机制检验结果表明,“政策效应”“集聚效应”和“竞争效应”是开发区政策促进制造业经济绩效提升的有效途径,“绿色技术进步效应”和“集聚效应”是开发区政策促进制造业环境绩效提升的有效途径,这些效应共同推动了开发区政策对制造业发展的正向影响。此外,开发区政策对制造业发展的影响呈现异质化特征,这种异质性与开发区级别、企业性质以及行业特征的差异性有关。     

行业内上市公司债务权益选择中的羊群行为——来自我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传统的资本结构理论研究主要集中考察行业间公司资本结构的决策行为,而较少考察行业内公司资本结构的决策模式.文章从公司管理者的心理活动和行为模式出发,实证考察我国行业内上市公司债务权益选择中的羊群行为.实证研究结果发现,在控制了公司基本特征对债务权益比的影响后,10个样本行业中有7个行业在债务权益选择中存在显著的羊群行为,债务权益比的行业均值对行业内上市公司的债务权益比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     

债务期限结构的权衡思想的实证检验

本文认为债务期限结构的确定是企业对短期债务的优势和其缺陷进行权衡的结果,为此本文提出了债务期限结构的权衡思想。同时,为了考察我国上市公司债务期限结构选择的影响因素,本文利用这一思想对其进行了详细的实证研究。研究结果表明,权衡思想能够较好地解释我国上市公司债务期限结构的选择行为,同时也表明,尽管我国上市公司的短期债务普遍偏高,但这种选择却是其理性思索的结果。     

商业信用与实体企业金融化

已有研究表明,商业信用作为实体企业债务融资的一种重要途径,会对企业经营决策产生显著的影响。然而目前尚无文献探究商业信用与实体企业金融化之间的关系。基于此,文章就商业信用对非金融类公司金融化的影响进行了理论分析,并运用2007-2019年A股非金融类上市公司的数据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表明,商业信用对企业金融化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该结论在考察潜在的内生性问题、改变计量模型、替换关键变量、改变样本区间的情形下均具有较强的稳健性。进一步的作用机制检验表明,流动性约束对商业信用与金融化的中间作用机制为“遮掩效应”,代理成本对商业信用与金融化的中间作用机制为“中介效应”。研究商业信用对企业金融化的作用环境时发现,在地区市场化环境较好、行业内竞争地位较低的实体企业中,商业信用对企业金融化的抑制效应更加明显。     

土地财政、地方政府行为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基于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2007—2017年数据的分析

作为中国的一种特殊财政现象,土地财政影响微观经济主体的生产行为及其效率。本文以2007—2017年我国上市企业为分析对象,通过纳入地方政府意志探究土地财政对微观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影响的差异特征。研究发现,地方土地财政强度越大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产生的抑制作用越明显,而不同属性的企业在面对土地财政的影响时存在差异化的表现;从宏观影响机制来看,土地财政强度越大越会抑制区域层面的技术交流,并驱动地方对基础设施进行建设投资,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形成抑制作用;从微观影响机制来看,土地财政强度越大越会驱使企业强化金融杠杆以获取更多金融资源,这样的后果之一就是企业的财务稳定性下降,并对企业的研发投入造成挤出,不利于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此外,地方政府的考核制度会影响“土地财政—企业全要素生产率”范式,“为增长而竞争”的制度激励强化了土地财政的负向抑制作用,“为创新而竞争”的制度激励则能够在一定程度上中和土地财政的不利影响。     

国际金融新形势下的金融行业英语特征及翻译

受到全球金融危机的后续效应影响，美国等主要发达国家虽采取“量化宽松”政策，推行大规模货币扩张，却大大加重了债务负担。2014年亚太经合组织（APEC）领导人会议的召开加速了中国企业走出去的步伐，并且稳步推进了人民币国际化。在这种国际新形势下，金融行业英语作为我国涉外金融活动中的主要使用的交际语言，有其专门的内容和突出的特点。掌握国际金融市场及国际贸易等方面的专业英语的特征及其翻译策略是做好金融工作的前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