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乡融合中的耦合协调：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

目的 测算新型城镇化和乡村振兴发展水平,分析两者之间的耦合协调性,为促进城乡融合、识别城乡发展战略的薄弱点提供理论基础和现实依据。方法 文章基于城乡融合视角,构建新型城镇化和乡村振兴评价指标体系,利用熵值法和耦合协调模型对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发展水平,以及两者之间的耦合协调度进行分析。结果 山东省新型城镇化和乡村振兴发展水平呈现上升趋势,但存在明显的区域特征,其中,菏泽、聊城等地为城乡发展的“低洼地带”;在样本期间内,新型城镇化和乡村振兴之间的耦合度轻微下降,城乡政策处于不断调整之中;协调度整体呈现上升趋势,城乡之间具有较好的融合发展态势;菏泽、聊城等边缘地市存在明显的“低耦合度—低协调度”特征,城乡发展关系需进一步优化。结论 推动新型城镇化建设和促进乡村振兴战略实施,应摒弃粗放型发展模式,结合地理区位和资源禀赋,制定具有地域特色的发展规划。     

黄土丘陵沟壑区城乡协调发展研究

目的 受区域条件和城乡二元体制的制约,黄土丘陵沟壑区城乡发展滞后。新时期,亟待厘清区域城乡关系现状,为乡村振兴和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的实施提供依据。方法 文章以黄土丘陵沟壑区57个区县为研究对象,分别构建县域城镇化和乡村发展水平评价指标体系,利用耦合协调模型探讨2000—2015年区域城乡发展的协调状况,结合相关分析探析“城”和“乡”对城乡协调发展的影响。结果 （1）区域城乡发展失衡,“城进村衰”问题加重。乡村人口系统、经济系统、社会系统和资源系统虽略有发展,但环境系统有一定程度衰退,而城镇化水平在各方面均取得较大发展。（2）区域城乡互动关系已趋稳定,城乡耦合模式以“中—中—高”、“中—低—高”为主。城乡发展协调水平总体较低,以勉强协调、初级协调为主。2000—2015年,区域城乡发展协调度空间差异明显缩小。（3）城镇化对区域城乡协调发展起主导作用,而乡村的作用较弱。结论 乡村发展滞后是制约区域城乡协调发展的主要原因,发挥乡村资源优势、加强乡村环境治理、激发乡村内生动力将有助于提高乡村发展水平、促进城乡协调发展。该研究有助于理解区域城乡关系现状,为区域协调发展和乡村振兴相关决策提供参考。     

乡村旅游发展与石漠化治理、乡村振兴成效耦合协调研究基于黔南州喀斯特地区的实证

目的 通过对黔南州乡村旅游发展与石漠化治理、乡村振兴成效的耦合协调关系研究,对该地区乡村经济社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方法 文章在构建发展水平指标的基础上,采用熵值法和层次分析法评价2005—2019年三者系统的发展状况,通过耦合模型计算乡村旅游发展与石漠化治理,乡村旅游发展与乡村振兴的耦合协调度。结果 （1）黔南州石漠化治理、乡村旅游发展和乡村振兴成效的综合发展水平均呈显著上升趋势,三者系统发展均受国家政策影响较强。（2）黔南州乡村旅游发展和石漠化治理的耦合大致由低水平高速率发展阶段向高水平低速率发展阶段演化。两者系统耦合协调等级由严重失调逐步发展为中间协调。（3）乡村旅游发展与乡村振兴成效的耦合度大致分为低水平低速率发展阶段、低水平高速率发展阶段和高水平低速率发展阶段。两者系统协调等级由中度失调逐步发展为中间协调,尚存在一定提升空间。结论 高质量发展乡村旅游产业是助推黔南州乡村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优选之路。     

广西乡村振兴与新型城镇化动态协调发展关系研究

厘清乡村振兴与新型城镇化协调发展关系,对于加快城乡融合具有重大现实意义。文章以广西为研究案例,通过构建乡村振兴与新型城镇化评价指标体系,运用熵权法、耦合协调模型、误差修正模型、VAR模型等分析方法,量化乡村振兴与新型城镇化的耦合协调关系、均衡变动关系、Granger因果关系、动态发展关系。研究发现:广西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发展水平不断提高,耦合协调度逐年上升,但耦合阶段依旧处于低水平的磨合期;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显著正相关,两大战略经过多年磨合形成了长期均衡变动关系;乡村振兴与新型城镇化存在单向的Granger因果关系,新型城镇化是乡村振兴Granger的因;新型城镇化对乡村振兴的推动作用显著,而乡村振兴对新型城镇化的影响效果不理想。鉴于此,协调城乡发展关系,必须遵循制度作用规律,加快落实乡村振兴战略,提高新型城镇化水平,构建乡村振兴与新型城镇化协调发展机制。     

长江中下游粮食主产区城镇化与耕地利用生态效率耦合协调度时空格局分析

目的 探究长江中下游粮食主产区城镇化与耕地利用生态效率两者间的耦合协调发展时空特征,为新型城镇化和生态文明建设提供理论支持。方法 文章基于城镇化与耕地利用生态效率的内涵及耦合机理,采用多因素综合分析法及SBM-DEA模型,测度长江中下游粮食主产区71个地级市城镇综合指数与耕地利用生态效率,并引入耦合协调度模型及空间自相关模型探究两者间耦合协调度及时空演化规律。结果 （1）长江中下游粮食主产区城镇综合指数整体呈显著上升趋势,由2007年的8.11增加至2019年的16.10,平均增速达6.50%;年均耕地利用生态效率为0.70,整体呈现小幅波动下降的趋势,年均耕地利用生态效率表现为江苏>江西>湖北>安徽>湖南;（2）城镇化水平与耕地利用生态效率耦合协调度整体呈波动上升趋势,由2007年的0.21提高至2019年的0.40,但两者暂未步入协调阶段;（3）城镇化水平与耕地利用生态效率耦合协调度在地理空间上存在空间正相关性,且相关性程度逐渐增强,其中高—高集聚区主要分布于长江中下游粮食主产区的东部地区,而低—低集聚区则主要分布于长江中下游的西部地区,且随着时间变迁,该集聚格局呈逐步扩大态势。结论 应有序推进城镇化发展,强化耕地绿色发展理念,并统筹区域协调发展,积极构建邻近市域之间的合作机制,推动城镇化与耕地生态环境的协调发展。     

超大城市乡村振兴与乡村治理耦合协调性及障碍度研究——以北京市为例

目的 乡村治理效能的提升是实施乡村振兴和实现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重要根基,研究超大城市乡村振兴和乡村治理的耦合协调发展对促进乡村地区社会经济可持续高质量发展具有积极作用。方法 文章选取拥有超大城市典型特征的北京市为例,通过构建北京市乡村振兴与乡村治理发展水平评价体系,以熵值法和加权法对2001—2020年乡村振兴与乡村治理发展水平展开了评价,采用耦合协调度模型,探讨两者之间的耦合发展演变规律,运用障碍度诊断模型对制约北京市乡村振兴和乡村治理水平的障碍因子进行了分析。结果 （1）2001—2020年北京市乡村振兴处于良好的发展态势,其中地区生产总值、农林牧渔业产值和教育经费是制约该市乡村振兴发展进程中的主要障碍因子。（2）同时北京市乡村治理评价分值呈现为扩散的“W”型结构,2009—2018年乡村治理协调指数呈现先上升后下降的缓慢发展阶段,直到2019年,开始呈现较为明显的上升趋势,其中农村居民家庭人均收入、农村居民家庭恩格尔系数和水土流失治理面积是该超大城市乡村治理水平的主要障碍因素。（3）2001—2020年北京市乡村治理和乡村振兴的耦合协调度整体呈现上升趋势。结论 超大城市乡村区域需要不断提升农业现代化水平,继续加强乡村基础设施建设和乡村生态建设,改善乡村生态环境,创新治理方式,提高自治能力;充分发挥治理内生动力,挖掘乡土文化价值;促进产业振兴,实现人才回流,以协调乡村治理和乡村振兴共同发展。     

西部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协调的时空特征及影响机制

[目的]定量评估西部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协调的时空特征及影响机制,对促进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协调发展具有重要理论与现实意义。[方法]文章采用熵权与变异系数综合赋权法、耦合协调度、相对发展度、ESDA分析2009—2019年西部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协调发展的时空特征,在此基础上借助地理探测器进一步分析导致空间异质性的驱动因子。[结果]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发展指数增速明显,协调水平不断优化,从2009年拮抗、磨合发展阶段,到2019年多数地区达到初步协调发展阶段;西部内部协调度呈现出显著的空间“集聚性”和“两极化”特征,具有“俱乐部趋同”现象;相对于单因子驱动,双因子的交互作用解释能力更强。[结论]西部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协调发展的时空特征变化明显;内部地区发展水平存在较大差异,在基础设施“硬件”上多下功夫的同时,构建“多组合”发展策略有助于西部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耦合协调水平的提升。     

基于发展水平和协调度的乡村振兴格局与分区研究——以江苏省为例

目的 乡村振兴战略是国家破解“三农”问题的系统部署,是激发乡村发展活力、实现农业现代化的必然要求。构建乡村振兴评价指标体系,对乡村振兴状况进行评价,是保证乡村振兴战略顺利推进的重要前提,也是当前研究热点,可为发达地区乡村振兴评价和针对性措施的制定提供参考依据,丰富乡村振兴的理论基础与研究思路。理论上可为衡量乡村振兴发展状况和制定区域发展政策提供参考,实践中可为江苏省乡村振兴实现进一步的突破提供科学指导。方法 文章以经济发达的江苏省为例,基于“指标体系—空间格局—空间分类”的研究主线,从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5个领域建立指标体系,借助熵值法、空间自相关、协调度模型对乡村发展水平和协调度进行评价,并开展乡村振兴的格局解析与分区研究。结果 江苏省乡村发展水平与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呈明显正相关,表现为 “苏南最高、苏中居中、苏北最低”的空间格局;江苏省乡村振兴协调度存在明显差异,呈现“中部最高、南部居中、北部最低”的分布特征;综合发展水平与协调度,将研究区乡村发展分为重点突破型、全面推进型、协调发展型、优化提升型。结论 结合江苏省实际情况、现有研究成果探索了乡村振兴的发展方向,并针对不同类型地区提出相应的振兴策略。     

黑龙江省新型城镇化与耕地利用耦合协调时空分异特征研究

目的 为解决新型城镇化发展与耕地利用保护之间的矛盾提供科学依据,为保护黑土区耕地资源、促进新型城镇化健康发展提供政策参考。方法 文章以1990年、2000年、2010年和2016年黑龙江省4个时期13个地市的统计数据为基础,综合运用耦合协调度模型,GIS空间分析方法,分析了黑龙江省新型城镇化与耕地利用耦合协调的时空分异特征。结果 黑龙江省新型城镇化与耕地利用综合发展指数总体趋势为先下降后上升;新型城镇化与耕地利用耦合度不高,长期处于颉颃阶段,但耦合度指数为波动上升趋势;新型城镇化与耕地利用耦合协调度尚存在一定差异,但尚在可控范围内,需持续关注,采取差异化的政策措施,进行科学合理调整。结论 黑龙江省新型城镇化与耕地利用耦合协调度尚存在一定差异,但尚在可控范围内,需持续关注,采取差异化的政策措施,进行科学合理调整。     

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耦合协调发展研究——以甘肃为例

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相辅相成,具有互动联动、相互促进的紧密联系,研究两者间的耦合协调关系,对于促进城乡融合发展和农业农村现代化具有重要意义。文章基于2010-2017年甘肃省时间序列数据,采用耦合协调度模型、Tobit模型对两者间的耦合协调水平和影响因素进行研究。结果表明:考察期内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水平均呈上升趋势,且新型城镇化水平一直高于乡村振兴水平;耦合度值处于0.48～0.50之间波动,属于低度耦合阶段;耦合协调水平一直呈显著上升趋势,大致经历了"中度失调—轻度失调—勉强协调"发展阶段,但目前发展尚未成熟,存在较大提升空间;产业结构、科技创新能力、政府能力、对外开放程度以及公共服务均等化对耦合协调度具有显著正向影响,而经济发展对耦合协调度起到了显著的阻碍作用。基于分析评价结果,提出了大力推动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坚持城乡融合发展战略等一系列政策启示。     

基于乡村振兴战略的河北省城乡协调发展空间格局分析

[目的]为贯彻落实中央“三农”决策部署,河北省省委、省政府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为准确把握目前河北省城乡统筹发展基础现状,制定可行性短期目标,把握具体努力方向,文章从乡村振兴战略角度研究河北省城乡协调发展空间格局分析。[方法]从乡村振兴战略的角度构建河北省城乡协调发展评价指标体系,采用层次分析法计算指标权重,利用协调度模型得到2017年河北省11个地级市城乡发展协调度,并选择空间自相关法,采用Moran's I指数和Moran散点图,通过GeoDA095i和ArcGIS10.1软件对河北省11个地级市的城乡发展协调度进行全局和局部空间自相关分析。[结果](1)河北省11个地级市城乡协调度发展总体上处于Ⅲ和Ⅳ等级,且以第Ⅲ等级为主,说明河北省城乡协调发展总体上处于基本协调发展阶段,为河北省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打造了比较良好的基础。(2)河北省城乡协调发展具有一定的空间集聚特征,表现为协调度高的地级市相邻,协调度低的地级市相邻,城乡协调发展水平较高的是冀中和冀南,协调发展较低的是冀北地区,呈现出一定的两极分化特征。[结论]2017年河北省城乡协调发展总体发展水平不高,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且两极化特征明显,仍有非常大的发展空间,河北省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要从整体提高协调发展水平及去除两极化差异入手。     

云南省新型城镇化与生态环境协调度研究

[目的]通过对云南省新型城镇化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进行研究,对其时空耦合关系进行分析,旨在为促进云南省城乡统筹发展提供科学的参考。[方法]文章运用耦合度与协调度评价模型对云南省新型城镇化与生态环境发展时空耦合关系进行分析,并对云南省新型城镇化水平和生态环境效益进行测算,从空间分析两者发展的差异。[结果]在新型城镇化水平空间分布中,只有昆明市处于高水平,中等及以上水平的只有玉溪市和曲靖市,其余13个市(州)则处于较低水平以下,在生态环境效益空间分布中,只有迪庆处于高水平,处于较高和中等水平的有怒江和丽江,其余13市(州)则处于较低水平以下。[结论]云南省新型城镇化发展与生态环境效益水平在空间上存在较大差异,从空间分布情况来看,其新型城镇化水平呈现从中部向周边递减的特征,基于可持续发展理念,根据地区发展实际制定相关政策,加强各市(州)间的合作交流,是缩小地区间差异,推进新型城镇化水平的关键环节;新型城镇化快速发展对生态环境有着较高要求,云南省新型城镇化与生态环境发展还未达到高水平耦合阶段,但是其协调程度在不断提升;减少新型城镇化发展中资源分配不均及资源利用的不合理对生态环境的破坏是提升云南新型城镇化发展的关键。     

山西省乡村旅游与乡村振兴耦合协调度测度

[目的]通过对山西省的乡村旅游与乡村振兴的耦合协调度进行研究,对其耦合发展阶段进行分析,对山西省的乡村经济和社会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方法]基于耦合协调度评价模型对山西省乡村旅游与乡村振兴耦合协调度进行测算。[结果]山西省乡村旅游与乡村振兴耦合度在0. 3~0. 7,处于中等耦合阶段,两者的发展水平进步较快;耦合协调度整体呈上升趋势,其中2010-2012年为低度耦合协调水平,2013-2015年为中度耦合协调水平,在2016年达到高度耦合协调水平。[结论](1)山西省乡村旅游与乡村振兴的综合评价值以及两者的耦合协调度D在2016年均处于近7年最高点,但耦合度增长迟缓,今后应注重两者的融合发展,更好地推进城乡一体化、美丽乡村以及产业转型升级,充分挖掘乡村资源价值,以促进乡村旅游与乡村振兴的全面协同发展;(2)山西省乡村旅游与乡村振兴耦合度增长态势明显,耦合效应明显,协调好两者之间的关系对山西省乡村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具有积极地意义;(3)山西省乡村旅游和乡村振兴耦合发展可分为起始发展阶段和稳定发展阶段,耦合度从2012年起长期处于稳定的中度耦合状态,但耦合协调度增长趋势明显。     

新型城乡关系构建与乡村振兴的关系研究*——以湖南省为例

[目的]研究新型城乡关系构建与乡村振兴之间的发展关系,对缩短城乡差距,优化城乡结构具有重要意义。[方法]从乡村经济发展水平、乡村社会发展水平和乡村生态发展水平3个方面构建了18个指标在内的评价体系,评价2007—2017年湖南省乡村振兴发展水平变化趋势。分析2007—2017年湖南省人口城镇化率、土地城镇化率和产业城镇化率的演变特征。采用灰色关联分析模型定量化深入探讨新型城乡关系与乡村振兴发展之间的内在关系。[结果](1)2007—2017年,湖南省人口城镇化率、土地城镇化率和产业城镇化率均呈现逐年递增的趋势,其中人口城镇化率由40.45%提高到54.62%,土地城镇化率由0.52%提高到0.81%,产业城镇化率由83.13%提高到91.16%,城镇化发展水平明显提升。(2)2007—2017年湖南省乡村经济发展水平和社会发展水平评价分值均呈现明显的递增趋势,乡村生态发展水平评价分值波动性较大,2009—2013年呈现明显的递减趋势,2014开始有所改善。综合发展水平评价分值由2007年的0.208提高到2017年的0.862,整体发展水平明显提升,且发展态势良好。(3)湖南省新型城乡关系与乡村振兴发展相关指标关联度均大于0.5,具有较好的关联性。其中乡村社会发展水平与人口城镇化率和土地城镇化率的关联度较高,乡村社会发展水平与产业城镇化率的关联度较高。[结论]统筹城乡协调发展,对湖南省尽快实现乡村振兴,加快城镇化进程具有重要意义。     

陕西省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水平评价及空间分布差异研究

目的 定量评估陕西省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水平及其时空演变特征和区域差异,以期为该省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提供参考。方法 文章选择2010—2021年陕西省各区域相关指标数据作为研究样本,采取极差法、熵值法和综合评价指数法来测算不同年份下陕西省及各区域的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水平,同时结合ArcGIS软件和Dagum基尼系数法对其空间分布、区域差异以及差异来源进行深入探析。结果 （1） 2010—2021年陕西省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水平在波动中略呈上升态势,其中,农业现代化增长幅度和发展速度明显高于农村现代化的增幅和速度。（2）发展优势在于农业产业体系和农村居民思想观念和生活质量发展水平提升较快,而主要短板为农业生产体系、农村基础设施和服务体系、农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农业经营体系现代化4个维度。（3）陕西省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水平空间分布存在较大区域差异,并表现为一定的固化态势。关中地区发展水平最高,陕北地区最低;地级市中以西安市、咸阳市最高,宝鸡市、渭南市次之,渭南市、宝鸡市和榆林市3市水平提升较快。（4）陕西省的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水平区域内和区域间差异均更加趋于平衡,其中关中区域内差异以最大,陕南发展最为均衡;从演变趋势来看,关中区域内差异变化不大,陕北逐年缩小,而陕南有增大趋势;关中—陕南、关中—陕北区域间差异大大缩小,而陕南—陕北略有增大。结论 陕西省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仍处于初级阶段,提升空间较大。未来应加强合理布局和区域间合作交流,强化高水平区域的示范作用,打破地理和资源限制,加强多维度共同发展,因地制宜实施推动区域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     

陕西省农村人居环境空间差异及优化策略

[目的]评估陕西省乡村人居环境综合水平及其空间分布和区域关联性,为乡村人居环境的区域协同优化发展提供参考。[方法]文章通过构建陕西省乡村人居环境评价指标体系,运用熵值法和加权法对其进行综合评价,同时结合ArcGIS软件和空间关联测度模型综合分析其空间格局及区域空间相关性。[结果]（1） 2010—2020年陕西省农村人居环境综综合指数呈逐年递增的态势;按照变化趋势可以分为2010—2013年缓慢发展期、2013—2018年快速增长期、2018—2020年稳定增长期3个发展阶段;各年份不同子系统综合发展指数的差异表现为“先扩大后缩小”。（2）区域层面来看,陕西省乡村人居环境综合指数以陕北平均值最低为0.469,陕南和关中较接近,分别为0.542和0.534;相对于陕北和陕南,关中各区域人居环境水平发展极不平衡,区域差异最显著;地级市中,西安市综合评价指数最高,安康市和汉中市次之,渭南市和延安市最低。（3）乡村人居环境体系各子系统在区域之间差距较大,不同区域各具优劣势。陕西省乡村人居环境水平指数存在空间聚类现象,表现为明显的高值集聚和空间自相关性,各地区子系统人居环境水平差距较大,热点和冷...     

甘肃省乡村旅游示范村与A级旅游景区空间协同发展研究

[目的]文章旨在探讨甘肃省乡村旅游示范村与A级旅游景区的空间协同关系及其发展现状,从交通和旅游经济发展要素两个方面发现问题,并提出空间协同发展的优化措施,以期为本地区旅游业的高质量发展提供一种新思路和新路径。[方法]文章以甘肃省206个乡村旅游示范村和358个A级旅游景区为研究对象,首先分析了乡村旅游示范村与A级旅游景区的空间协同发展的意义与机理;其次从数量空间、质量空间和空间耦合协调度3个维度分析了二者的空间协同关系;最后运用ArcGIS软件从交通可达性和旅游经济发展要素两方面分析了甘肃省乡村旅游示范村与A级旅游景区协同发展的现状并提出优化措施。[结果]（1）甘肃省乡村旅游示范村与A级旅游景区数量空间关联显著,质量空间关联属于优质协调水平,空间耦合协调水平表现为良好协调。（2）甘肃省14个市州乡村旅游示范村的交通可达性低于A级旅游景区。（3）甘肃省旅游经济要素点整体密度值较低,南北分布差异显著。[结论]（1）加快区域内游客集散中心建设。（2）在旅游资源拟合程度较好的区域发展高等级道路。（3）在乡村旅游示范村和A级旅游景区拟合较好的区域,加强旅游基础设施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