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同模式农地整治的减贫增收效应研究 ——基于匹配倍差法估计

研究目的:探讨PPP模式农地整治和政府主导模式农地整治分别对建档立卡户和非建档立卡户的减贫增收效应及其差异。研究方法:可持续生计框架、问卷调查法、匹配倍差法。研究结果:政府主导模式农地整治对两类农户家庭总收入、农业收入的增加有显著影响且对非建档立卡户影响更大,对非建档立卡户财产性收入、工资性收入的增加有显著影响但增加值较小;PPP模式农地整治对两类农户家庭总收入、财产性收入及工资性收入的增加有显著作用,且对非建档立卡户影响更大;PPP模式农地整治对农户总收入、财产性收入及工资性收入增长的促进作用远大于政府主导模式。研究结论:应重视农地整治在扶贫工作中的重要作用,积极推进PPP模式农地整治的扶贫,完善相关政策并引导社会资本积极参与,同时加强农地整治扶贫与其他精准扶贫手段相结合,以促进农地整治项目区内农户全部脱贫。     

基于农户人口特征和收入结构的相对贫困群体政策支持研究——以山西省Y县为例

文章基于Y县的农户数据,对Y县相对贫困群体的人口和收入结构进行分析发现,相对贫困人群以老病残等特殊群体为主,相对贫困户的转移性收入占比较高,农业收入(经营性收入)和非农收入(工资性收入)的持续提高面临挑战,非建档立卡户中的相对贫困户(边缘户)财产性收入偏低。针对相对贫困人口的群体特征,应从转变政策制定和实施的理念、完善医疗保障政策、完善养老服务体系、完善发展型低收入群体社会救助政策、持续激发脱贫致富内生动力和实施有利于低收入群体增收的产业政策六个方面寻求相对贫困群体稳定脱贫和可持续发展的路径。     

扶贫小额信贷对贫困户收入的影响

为了实现多方式扶贫,保证2020年脱贫攻坚目标的实现,相关政府部门联合推出了瞄准建档立卡贫困户的扶贫小额信贷项目。这一金融扶贫项目的扶贫效果如何有待验证。本文运用倾向得分匹配法(PSM)分析了扶贫小额信贷对建档立卡贫困户收入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扶贫小额信贷对贫困户的年纯收入无显著影响,但对其经营性收入和财产性收入有显著的正向作用;进一步地研究发现,在贫困户发展了产业的情况下,扶贫小额信贷能对贫困户的经营性收入产生更高的效应。据此,本文提出建立合理的扶贫信贷工作考核机制、将扶贫小额信贷项目与产业扶贫政策相结合的政策建议。     

农地流转何以促进农户收入增加——基于苏、桂、鄂、黑四省(区)农户调查数据的实证分析

本文利用2006~2013年江苏、广西、湖北和黑龙江四省(区)1872个农户的入户调查数据,实证检验了农地流转对农户家庭收入的影响。就农地流转对农户家庭总收入的影响而言,农地流转能促进转入户和转出户家庭总收入提高,相比较而言,农地流转更利于转出户增加家庭总收入。就农地流转对转入户和转出户经营性收入、工资性收入、财产性收入、转移性收入的影响而言,尽管农地流转不利于转入户工资性收入的增加,但有利于其经营性收入增加,且农地流转所带来的经营性收入的增加效应足以抵消工资性收入的减少效应,从而有利于转入户家庭总收入增加;农地流转有利于转出户经营性收入、工资性收入和转移性收入的增加,从而有利于转出户家庭总收入的增加。     

农民合作社减贫、增收效应与异质性分析基于中国西部贫困地区农户调研数据

目的 在脱贫攻坚视域中,农民合作社作为产业扶贫的重要载体,为乡村经济和社会发展提供动力,是农村地区反贫困合意、有效的组织化形态,对农民合作社减贫问题进行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方法 文章利用2018年云南、贵州、陕西和甘肃4省7县1 393户农户的微观调研数据,采用分位数回归和倾向得分匹配法对农户参加农民合作社的增收效应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 农民合作社可以有效改善农户家庭收入水平,参加农民合作社可以使农户家庭总收入平均提高38.04%;农民合作社对中高收入水平农户、非贫困农户、低学历农户的增收促进作用更为明显;另外,户主受教育年限、是否建档立卡、土地面积、村里面是否有农民合作社、人情往来支出对数、政府补贴津贴对数、是否参加专业培训等7个因素均提高了农户参加农民合作社的意愿,而户主年龄、学生数量、是否有外出务工人员等3个因素会降低农户参加农民合作社的意愿。结论 据此,应继续培育和发展农民合作社,提升农户参与农民合作社的意愿,强化农民合作社与贫困农户的利益联结,注重扶贫资源对于贫困农户获得的便利性。     

“保险+期货”模式与农户增收——基于全国124个县的多期双重差分估计

目的 “保险+期货”作为我国金融支农的重要创新，对农户实现增收起着关键作用。在农产品价格风险成为农户主要风险的背景下，分析“保险+期货”对农户增收的影响路径和效果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方法 文章基于准自然实验的思路，将“保险+期货”试点视作外部冲击，构建多期双重差分模型，采用2011—2020年中国124个县的面板数据，估计“保险+期货”试点对农户增收的影响路径和效果。结果 （1）“保险+期货”试点对农户具有显著的增收效应，使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平均提高了2.75%。（2）“保险+期货”试点对农户的增收效应存在异质性，对贫困县农户更为明显。（3）“保险+期货”试点对农户的增收效应是逐年递增的，试点第5年增收效应达到上限。结论 建议稳步扩大“保险+期货”试点、优先在脱贫地区开展“保险+期货”试点，并且积极探索建立收入保险。     

如何推进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对江苏省盱眙县黄花塘镇调研的启示与建议

<正>江苏省盱眙县黄花塘镇地处苏皖交界处,是新四军军部旧址所在地,为典型的革命老区,是江苏省重点脱贫攻坚的乡镇。近年来,黄花塘镇在培育壮大乡村特色产业、改善农民居住条件和人居环境、打造产业发展新载体、拓宽贫困户就业增收新途径等方面取得了积极进展,全镇建档立卡贫困户2392户6887人中,已脱贫1670户5592人,到今年底将全面完成贫困户以及贫困人口脱贫任务,实现了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的有效衔接,具有较好的借鉴意义。     

农村三产融合对农民收入的影响研究：基于收入结构与区域差异视角

基于农村三产融合促进农民增收的影响机理分析,利用2009-2019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测度农村三产融合水平,采用固定效应模型考察其增收效应与结构区域异质性。研究发现,全样本下,农村三产融合能显著促进农民增收,增收效应具有先增后减的持续性特征,现阶段实现增收的路径为农民工资性收入和经营性收入;子样本下,农村三产融合增收效应具有结构和地区差异性,高收入水平地区是其促进农民经营性收入和财产性收入增长的主要受益者,中低收入地区是其促进工资性收入增长的主要受益者。为实现农村三产融合持续增收效应最大化,要因地制宜挖掘不同收入增长源,创新推进农村三产融合发展,完善政策制度和基础设施建设,创造良好外部环境。     

脱贫攻坚期间产业扶贫贡献率研究——基于28个贫困县的调查

做好产业扶贫贡献的识别和测算,既是脱贫攻坚成效总结的重要部分,也是稳步推进脱贫地区乡村产业振兴的需要。在界定产业扶贫贡献范围、明晰产业扶贫作用机制的基础上,本文基于2020年7省28个贫困县的抽样调查数据,对贫困地区脱贫攻坚期间的产业扶贫贡献率进行分析和测算。结果发现,(1)产业扶贫对贫困县农业生产总值增长的贡献率、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加的贡献率分别为13.3%、17.1%,对贫困人口下降贡献率为37.6%。(2)行政村支柱产业发展有起色,带贫能力明显提高。2019年的样本村村支柱产业年度产值比2015年提高了95%,产业扶贫对村集体经济收入的贡献率从18.7%提高到28.2%。(3)产业扶贫主要通过增加农户的经营性收入和工资性收入实现收入增长,其对2019年贫困户、非贫困户人均收入的贡献率分别为37%、33%,对2015—2019年间贫困户、非贫困户收入增长的贡献率分别为47.6%、52.3%。因此,本文建议以壮大产业、提升价值及带贫能力为重点,推动乡村特色产业为脱贫地区群众增收持续做出贡献。     

秦巴山区不同类型贫困户易地搬迁意愿及影响因素研究基于重庆418户农户调查

目的 通过对重庆秦巴山区贫困农户的调研,分析秦巴山区不同类型贫困农户的易地扶贫搬迁意愿及影响因素,找出影响贫困农户搬迁的关键因子,为助推脱贫攻坚提供科学决策依据。方法 文章运用二元Logistic回归模型,选取23个指标构建影响因素评价指标体系,并运用主成分分析法提取13个主要因子,分析主要因子对不同类型贫困农户的易地搬迁意愿影响因素。结果 贫困农户搬迁意愿较强,但不同类型贫困户的搬迁意愿具有明显差异,低保兜底型贫困户>非农型贫困户>兼业型贫困户>务农型贫困户;在影响因素方面,家庭人口数量、医疗教育负担、住房结构、搬迁政策认知情况是影响贫困农户搬迁意愿的共同因素;人均耕地面积、家庭年人均纯收入、耕作半径、耕地是否流转是务农型贫困户的差异性因素,年龄、非农劳动力比重、距离村干道距离是非农型贫困户的差异性因素,家庭年人均纯收入、耕地是否流转以及住房结构是兼业型贫困户的差异性因素,人均耕地面积、人均住房面积和搬迁方式满意情况是低保兜底型贫困户的差异性因素。结论 不同类型贫困农户易地搬迁意愿及影响因素具有显著差异,政府应该在充分尊重农户意愿的基础上推进易地扶贫搬迁工作,并构建一套长效稳定增收机制。     

构建长效机制 精准扶贫脱贫

正今年以来,扬州市邗江区全面启动实施新一轮脱贫致富奔小康工程,确定了2015年集体经营性收入55万元以下的33个经济薄弱村,农民人均收入7000元以下的542户、1460人低收入农户,精准识别对象、建档立卡,因户制宜、一村一策推动各项扶持和保障政策精准落地。确保到今年底,50%的建档立卡低收入农户脱贫转化;到2018年底,建档立卡低收入农户全部脱贫转化,经济薄弱村集体经营性收入达55万元,实现"五年目标、三年完成";2019年-2020年,巩固脱贫成果。     

保护性耕作技术的增收效应研究——以少免耕技术为例

目的 探讨保护性耕作技术的增收效应对促进农业可持续发展与乡村振兴具有重要意义。方法 文章以少免耕技术为例,基于黑龙江、河南、山东和山西4省614户种粮农户的问卷调查数据,采用普通最小二乘法、倾向得分匹配法和中介效应模型探讨少免耕技术的增收效应。结果 （1）少免耕技术采用对农户增收具有显著促进作用,这一结论经过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2）在克服样本自选择问题带来的“选择偏差”后,通过近邻匹配、半径匹配和核匹配进一步证实了少免耕技术的增收效应;（3）作用机制分析表明,少免耕技术主要通过提高作物产量进而增加农户收入,产量效应发挥了完全的中介效应,而转移效应的中介效应不显著;（4）异质性分析发现,少免耕技术的增收效应呈现出明显的代际差异和规模差异,在新生代农户和规模户中表现更为显著;（5）家庭特征、生产经营特征和认知特征是农户采用少免耕技术的重要影响因素。结论 为发挥少免耕技术的增收效应,需要采取多种途径加大少免耕技术的推广力度,切实发挥技术的增产增收效果、降低技术实施成本,并积极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推进规模经营发展。     

农民增收势头如何继续保持

<正>小康不小康,关键看老乡。老乡要小康,关键看"钱袋子"。从农民收入的四大构成要素来看,家庭经营收入对主产区农民增收影响显著;工资性收入是发达地区和中西部劳动力输出省份农民增收主要支撑;转移性收入与政府对农民的支持和保护密不可分;财产性收入离     

水肥一体化技术的环境效应与经济效应分析——基于山东省苹果种植户的调研数据

目的 绿色农业技术的环境与经济收益核算,对于推进技术应用、解决农业面源污染问题和实现生态文明建设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究竟绿色农业技术有没有顺利实现农户的经济目标与社会的环境目标？现有研究诸多争议与困惑。方法 文章以水肥一体化技术为例,基于山东省649份苹果种植户的实地调查数据,借助内生转换模型,从微观层面探讨了水肥一体化技术的环境效应和经济效应。结果 （1）总体来看,农户采纳水肥一体化技术实现了节肥增收的目的。（2）采纳水肥一体化技术后,样本农户能够节约化肥施用量11.79%~20.98%,提高农产品收入8.15%~9.07%。（3）不同规模农户采纳水肥一体化技术的节肥增收效应存在显著差异。对于采纳水肥一体化技术的规模户而言,其化肥减量作用强度明显高于小规模农户。与此同时,采纳水肥一体化技术只对规模户有明显的农产品增收作用。结论 注重完善市场流通机制下农产品质量监督体系,使绿色农产品能够获得质量溢价的收益。同时创建有利于水肥一体化技术推广应用的土地规模条件,获得规模化带来的节肥增收效应。推动外部性内部化补偿制度实施,政府对具有正外部性行为的农户给予补偿。     

数字普惠金融与农户收入差距：加剧还是缓解

解决好农户收入差距问题,是新时代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重要课题。本文基于2017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和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的匹配数据,采用再中心化影响函数回归方法,实证检验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农户收入差距的影响及作用机理。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显著缓解了农户收入差距,此结论在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作用机理分析表明,数字普惠金融通过“涓滴效应”缩小了农户间的工资性和转移性收入差距,但是,由于“门槛效应”扩大了农户间的经营性和财产性收入差距。异质性分析发现,数字普惠金融使用深度与数字化程度均能缓解农户收入差距;数字信贷在缩小农户收入差距方面发挥的作用最大;数字普惠金融能够显著缩小西部地区的农户收入差距,但对东部和中部地区无显著影响。     

土地确权是否具有益贫性?——基于贫困地区调查数据的实证分析

本文基于贫困地区1898户的建档立卡贫困户调查数据,采用中介效应模型,通过土地流转、劳动力转移和缓解信贷约束三种中间传导机制,分析土地确权对贫困农户收入的影响发现,土地确权有助于提高贫困农户的收入,其作用机制是,土地确权促进土地转出,提高了贫困户的财产性收入;土地确权通过促进劳动力转移提高了工资收入水平;土地确权所获得的抵押担保权属能够提高信贷可得性,缓解信贷约束、改善经营状况。在全面推进土地确权的基础上,需要进一步规范土地流转市场,加大贫困户劳动力转移的扶持力度,完善土地金融化和农村金融服务体系,发挥土地制度在精准扶贫中的积极作用。     

村集体经营性资产价值实现的农户增收和追赶效应：外生推动与内生发展

通过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提高村集体经营性收入，进而拓宽农户致富渠道、推动农户持续增收，成为各界关注的焦点。本文在分析村集体经营性资产价值实现的增收效应和追赶效应作用机理的基础上，运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与面板分位数回归模型，实证分析了村集体经营性资产价值实现对农户增收的影响与作用机制、从“外生推动”到“内生发展”的转化机制，以及经营性资产价值实现“提低扩中”的追赶效应。研究发现：第一，村集体经营性资产价值实现对农户增收有显著正向影响。第二，村集体经营性资产价值实现通过提高工资性收入助力农户增收，并促进农户本地就业；村集体经营性资产价值实现还能通过提供社会化服务、推动企业创造，助力农户增收。第三，在村集体经济组织经营者管理能力的调节下，村集体经营性资产价值实现通过提高农户的经营能力与公共参与的积极性，实现农户收入增长“内生发展”。第四，村集体经营性资产价值实现对低收入农户群体的增收作用更强，能有效降低乡村基尼系数与个体收入剥夺系数，助力低收入农户群体追赶中高收入农户群体，缩小农户内部收入差距，推动乡村共同富裕。     

农地“三权分置”促进农民增收的理论与实践研究

农地"三权分置"是继农地"两权分离"之后的又一大农地产权制度创新,农地产权制度创新的基本目标是促进农民增收。以此为基点,文章对农地"三权分置"促进农民增收进行理论与实践分析。理论上农地"三权分置"促进农民增收是基于农地流转市场的两端连接着农地流出农户与农地流入农户,农地的流出农户通过农地流出与非农就业可以增加财产性收入和工资性收入,农地的流入农户通过农地流入达到农地适度规模经营可以增加经营性收入和转移性收入。农地"三权分置"实践并没有达到促进农民收入增长的基本目标,农地所有权的长久不变具有稳定农民收入增长率的作用,但不具有增收作用,农地承包权的长久稳定只具有促进农民工资性收入增长的作用,农地经营权的活化只具有促进农民经营性收入增长的作用。国家在将农地产权让渡给农民的过程中,应逐步提高农民的自我权利配置能力,比如向农民进行人力资本投资。     

生态旅游发展如何影响农户收入——云南省国家公园的实证分析

基于2016年7月~8月在云南省4个国家公园的432份农户调查问卷,运用双重差分模型,研究了国家公园生态旅游发展前后,参与国家公园生态旅游发展的农户和未参与国家公园生态旅游发展的农户在收入方面发生变化的差异。从基本回归结果看,国家公园生态旅游发展前后,处理组和对照组相比较,人均总收入和人均工资性收入均得到了显著的提高;人均财产性收入虽然随着时间的变化而增加,但是与是否参与生态旅游发展无关;参与国家公园生态旅游发展对农户的人均经营性收入、人均转移性收入没有显著性影响。在增加了控制变量后,结果显示,农户的读书时间、家庭耕地面积、林地面积、参与生态旅游发展时间正向影响农户的人均总收入,家庭人口数对农户人均总收入有负向影响;家庭人口数、耕地面积和参与时间对人均财产性收入有正向影响;参与时间会正向影响人均工资性收入,家庭人口数对人均工资性收入有负面影响。     

筑牢防返之坚稳固脱贫之效

<正>2019年以来,江苏省滨海县深入贯彻落实中央和省市决策部署,围绕低收入农户脱贫、经济薄弱村达标、重点帮扶县"摘帽"三大任务,抓项目促增收,建机制防返贫。目前,全县低收入农户6310户、16189人全部达到了脱贫标准;2019年新上的147个村集体增收项目初见成效。荣获"全国脱贫攻坚组织创新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