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虑水资源约束的长江经济带绿色可持续发展评价

以废水排放量作为非理想产出,运用基于方向距离函数的Malmquist-Luenberger指数法对长江经济带11个省市的GTFP进行测度,并通过建立计量模型对影响生产率的多种因素加以分析。研究结果表明:在2008—2018年间,长江经济带GTFP总体呈波动态势,且存在地区异质性,东部省市的GTFP增长速度总体高于其他地区,技术进步所引发的增长效应是生产率提升的主要动力源泉。水资源约束和长江经济带GTFP之间大致呈倒U型关系,合理地规制用水所带来的创新补偿效应大于成本负向效应。     

污染排放约束下长江经济带农业绿色水资源利用效率研究

基于超效率SBM模型和GML指数对2011—2019年长江经济带农业绿色水资源利用效率进行了时空差异分析及动态演变趋势分析,并在此基础上运用Tobit回归模型实证检验了农业绿色水资源利用效率的影响因素。研究结果表明:2011—2019年长江经济带农业绿色水资源利用效率整体时序变化平稳,但内部空间差异显著;多数地区的技术效率水平未跟上行业技术变革的步伐;政府管控水平、农田水利建设水平等对农业绿色水资源利用水平呈显著正向影响。指出长江经济带各地区应通过创新农业用水方式、挖掘节水减排潜力等方式来改善其农业水资源利用现状。     

长江经济带水资源利用效率与产业结构的耦合协调评价与分析

水资源利用效率与产业结构之间存在耦合协调关系。采用耦合协调度模型测算了2010—2020年长江经济带11省市水资源利用效率与产业结构间的耦合协调关系,并用时空地理加权回归(GTWR)模型对影响两系统耦合协调关系的因素进行了探究。结果表明:2010—2020年长江经济带大部分省市的耦合协调度呈波动上升趋势,且在空间上形成了“东高西低”,以上海市、重庆市为“核心”的集聚状态;2010—2020年上、中、下游的耦合协调度重心呈现向南、向北、向西北迁移的趋势,不同流域的集聚性也有所不同;各影响因素对耦合协调度的影响存在显著的时空非平稳性与异质性,其中外资依存度、技术创新、居民教育程度和水资源拥有量是长江经济带耦合协调度的主导影响因素。     

大保护背景下长江经济带和黄河流域水安全评价及障碍因素分析

应用突变级数模型、Dagum基尼系数以及障碍诊断模型对长江经济带和黄河流域2009—2019年水安全状况进行了综合评估,通过对比分析探究了其空间差异与障碍因素。结果显示:在考察期内长江经济带水安全等级由较不安全转向较安全,而黄河流域一直处于不安全状态;从空间差异来看,相较于黄河流域,整体上长江经济带水安全综合指数地区分布更为协同,超变密度贡献是长江经济带水安全综合指数地区差异的主要来源,而区域间差异是黄河流域地区差异的主要来源;两大区域水安全问题各有短板,长江经济带主要是受到压力系统的阻碍,而黄河流域主是受到响应系统、状态系统和影响系统的三重阻碍;提出加强水资源科学配置、提升水资源节约集约利用、完善水土流失综合治理等政策建议。     

长江经济带经济发展与水资源环境耦合协调性实证分析

为探究长江经济带经济发展与水资源环境协调发展状况,利用耦合协调度模型分析2004—2018年长江经济带耦合协调度变化情况并分析区域差异,利用灰色关联度进一步分析两者关联性。结果显示耦合协调度呈波动上升趋势,且下游大于中游大于上游;灰色关联分析结果显示,经济发展结构子系统对水资源环境系统影响最大,水资源环境抗逆指数子系统对经济发展系统关联最大。     

长江经济带新型城镇化对水资源与经济协调发展的影响

水资源刚性约束条件的背景下,把握新型城镇化建设机遇,促进水资源与经济协调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基于长江经济带2007—2020年省级面板数据,综合利用耦合协调度模型、中介模型以及空间计量模型探究新型城镇化对水资源与经济协调发展的影响以及用水效率的中介效应。结果显示:新型城镇化对地区水资源与经济协调发展具有促进作用,用水效率在其中起到中介作用;新型城镇化的促进作用存在空间溢出性。据此提出扎实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稳步推动用水效率提升、强化地区联系、推动区域协同发展等政策建议。     

长江经济带省际贸易隐含水-能-碳耦合关系研究

采用环境投入产出模型计算长江经济带省际贸易中虚拟水、隐含能及隐含碳流量,进一步结合Spearman等级相关系数研究分地区与分部门间的水-能-碳耦合关系。结果表明：水、能和碳在地区间和部门间均呈显著相关关系,其中第二产业和隐含能-碳相关性最强。虚拟水、隐含能和隐含碳调出调入中,江苏、浙江为关键省份,农业、建筑业和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的生产供应业是关键部门。深入研究隐含水-能-碳耦合特征,从贸易平衡视角将长江经济带11省市分为3类,发现隐含水-能-碳压力存在从发达地区转入欠发达地区的环境不公平现象。长江经济带应注重关键地区和关键部门节水节能减碳目标落实,推动产业结构低碳化、绿色化发展,同时加快形成区域协同治理体系。     

基于DEA-Malmquist指数和Tobit模型的长江经济带水资源福利绩效及影响因素

在构建水资源福利绩效指标体系的基础上,采用投入导向型的超效率DEA-CCR模型,测算了2008—2017年长江经济带11个省市的水资源福利绩效;利用Malmquist指数对水资源福利绩效进行解构,测算各驱动因素的贡献率,并采用面板Tobit回归模型检验长江经济带水资源福利绩效的影响因素。研究结果表明:2008—2017年,长江经济带水资源福利绩效处于有效状态,技术进步与创新是推动水资源福利绩效提高的主要因素;地区间差异呈"东部最高、中部次之、西部最低"的态势;产业结构、经济外向性、城市绿化、技术进步、政府环境规制效果对长江经济带水资源福利绩效均有一定影响,但是各因素影响方向、影响力度与显著性存在差异。     

长江经济带水足迹与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脱钩效应

基于2009—2018年长江经济带11个省市水足迹的面板数据,运用Tapio脱钩弹性系数模型研究水足迹与经济高质量发展之间的脱钩效应,利用STIRPAT模型研究水足迹强度的驱动因素。研究结果表明:长江经济带水足迹总量在2016年出现拐点后逐年下降,而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整体处于稳步上升状态,二者整体上呈现弱脱钩趋势。其中,长江下游省市基本实现强脱钩,中上游省市从弱相关性向强相关转变。     

创新驱动下环境规制与长江经济带制造业转型关系研究

基于创新驱动下环境规制对制造业转型的作用机理,利用2005—2016年长江经济带11个省(市)的面板数据,实证研究创新驱动在环境规制与制造业转型关系中的中介效应。结果表明:环境规制对制造业转型的影响存在着基于创新驱动的双门槛效应,创新驱动处于不同的区间范围时,环境规制对制造业转型影响的方向和程度不同。因此,应当重视创新驱动与环境规制的协同作用,因地制宜地制定环境规制政策,同时通过合理配置固定资产、加大教育投入、引导财政支出投向、提高审外资准入门槛、引进先进技术等方式促进长江经济带制造业转型。     

长江经济带产业绿色发展水平及影响

依据DPSIR原理,从产业动力、产业生态、产业转型、产业效益构建分析框架,基于2008—2018年长江经济带11个省市的面板数据,采用熵值法和PVAR模型,分析产业绿色发展水平及影响。结果表明:长江经济带产业绿色发展水平按“缓慢爬升—波动稳定—向前快速提升”过程演变;驱动力和状态对长江经济带产业绿色发展水平影响程度最大;压力和状态的变化主要依赖于驱动力和影响的冲击作用,状态和驱动力是影响的变化主要来源;产业绿色发展水平呈现“下游高,中上游低”的空间格局,表现出明显的空间集聚特征。     

长江经济带多维度城镇化对废水排放的影响

城镇的形成与繁荣为我国经济的高速发展提供了动力,同时也带来了严峻的水环境压力。以新型城镇化内涵为依据,通过熵值法从人口、经济、空间、社会、生态5个维度分别测度了长江经济带城镇化发展水平,利用门槛模型分析多维度城镇化的发展对废水排放的长、短期作用。结果表明:长江经济带5种城镇化指数均呈现为逐年波动上升的态势,各维度城镇化标准差椭圆均呈现出由“东北”向“西南”的移动趋势;人口城镇化发展对废水排放量存在“抑制—促进—抑制”的双门槛效应,经济城镇化存在“促进—抑制”的单门槛效应,空间城镇化存在“抑制—更抑制”的单门槛效应,社会城镇化存在“促进—抑制—更抑制”的双门槛效应,生态城镇化存在“强抑制—弱抑制—强抑制的”双门槛效应。     

长江三角洲地表水资源问题与对策

长江三角洲是我国最大的经济核心区，由于高强度的开发建设和人口的集聚，水资源环境问题变得越加突出；指出了该区地表水资源开发利用中存在的问题，提出有关调控对策和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