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人口增长与生态环境的可持续发展

人口增长与生态环境问题是当今社会十分关注的重大问题.人口增长迅速,资源浪费严重,环境日趋恶化,已成为制约我国经济发展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我们面临着发展经济、摆脱贫困和保护环境、创造可持续发展基础的双重任务.只能从我国的国情出发,探索出一条适合我国国情的可持续发展道路.     

我国未来人口发展对耕地的需求分析

针对我国人均耕地持续降低及耕地质量普遍较低的严峻现状,利用一元线性回归法对我国未来粮食产量做出预测,运用中国人口预测软件CPPS对我国人口的变化趋势进行预测,通过耕地人口承载力指数测度人地关系状况.研究表明:未来耕地生产产能增长潜力较小,人口持续增长,并在2028年达到峰值14.37亿人,2011年以后人口承载力指数大于1,人口超载.未来耕地将面临更严峻的现实,必须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严格保护耕地.     

我国人口与可持续发展

本文通过大量数据说明目前我国人口多 ,增长快 ,人均资源少 ,又面临老龄化等问题 ,直接制约可持续发展。指出我国必须处理好人口数量、质量和老龄化之间的关系 ,并制定出适应新形势下的政策与措施。     

转型期中国经济增长的新源泉:新型人口红利

现代理论研究与经验事实表明,资源禀赋、人口结构的转变都会对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方式和进程产生重大影响。面对我国长期依赖的资源红利、人口红利与制度红利影响逐渐减弱,经济与社会发展面临重大转型时刻,探寻新的经济增长与发展源泉及其作用机制就变成一个重要而充满挑战的课题。该文从新型人口红利的视角探寻其作为经济增长新源泉的内涵、动力与作用机制。     

人口问题要常抓不懈

众所周知,我国目前正处在由传统生产方式向现代生产方式转换的过程中,全国各地之间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很不平衡,既有处于世界领先地位的生产力,又有极为落后的生产力。从生产力系统中的人口构成看,居于后者的占人口比重的大部分,即我国的人口质量构成系统具有典型的宝塔型特征,使我国的人口生产面临十分困难的处境。从数量上看,我国的人口规模已十分庞大,已经进入和即将进入生育期的人口比重很大,人口增长的势头会持续下去,我国的人口构成状况会加剧这种势头。我国低质量人口的比重太大,他们增殖人口的微观效益较高,从而有很强的人口增殖要求,…     

人口因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基于文献研究的视角

文章通过梳理长期经济增长理论和探索当前我国经济下行原因,发现人口因素既是经济增长的源泉也是我国目前经济下行的重要因素之一。在经济增长因素贡献比较中,资本贡献率总体呈上升趋势,并不断挤压全要素生产率贡献率,而与人口因素相关的劳动、人力资本和抚养比的贡献率虽有波动但总体保持稳定,随着资本深化,资本效率降低,多项人口因素增长率均呈下降趋势,唯有人力资本呈上升趋势。在当前经济下行逆境中,人口因素中人口红利消失、人力资本增长缓慢和配置不当,以及劳动生产率提升放缓等都导致经济下行的主要症结。未来我国经济必须以内生动力促进长期经济增长,实现发展模式由劳动、资本密集型向知识、技术型转变,而关键在于构建人口因素与经济增长的内生发展模式。     

我国人口惯性的区域差异研究

使用Preston法分析了1980-2000年我国各省人口惯性的变化趋势,探讨了地区间人口惯性的差异程度。1982-2000年中国各省人口惯性对人口增长的影响正在急剧减弱,各个省份正在从强烈正增长惯性类别向负增长惯性类别聚集。高达70%的省份的人口惯性已经告别人口强正增长惯性,北京、天津、上海、辽宁四个省份已经呈现人口负增长惯性。1982-2000年中国各省人口惯性呈现出下降速度快、幅度大的趋势。提醒人们注意到我国人口惯性在地区间的差异性,及早关注一些已经或即将出现负人口惯性增长地区的未来人口态势。     

建国以来人口结构变迁与经济增长关系研究

文章梳理讨论了我国人口变迁的历史过程,在此基础上分析人口结构的变化趋势。人口结构的改变带来劳动力供给增加及高储蓄、高投资、高增长的"人口红利",促进了经济快速发展。当婴儿潮出生的大量人口相继到达退休年龄时",人口红利"窗口逐渐关闭,与其相对应的人口负债即将到来。人口老龄化是我国未来的趋势,我国的老龄化同时还具有老年人口规模大、增加速度快的特点。我国在经济发展水平较低时期进入老龄化社会,可能使经济陷入未富先老的境地。文章系统分析了人口老龄化将对我国经济增长造成的影响,并从提高劳动者素质、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升级产业结构等方面提出切实可行的应对措施。     

探析我国人口现状与经济发展的关系

文章在探析了我国人口现状后,从经济总量向上发展,计划生育起了很大作用;人口增长给就业带来一定压力;城市化是改善人力资本的重要途径;保持适度人口增长会利于国家经济持续稳定发展这四个方面剖析了人口与经济发展的关系。     

北京市人口增长原因及其调控对策研究

本文从户籍人口和非户籍常住人口两个方面对北京市人口增长的原因及其调控对策进行分析.其中影响户籍人口增长的原因包括户籍人口的自然增长和机械增长;影响非户籍常住人口增长的原因有经济、政策因素.相应地,本文也从户籍人口和非户籍常住人口两方面对北京市人口调控政策进行研究,提出促进北京市人口合理流动、降低北京市中心城区人口密度的对策.     

人口红利衰减、稳增长约束与人口城乡迁移速度

人口红利衰减对中国经济增长产生的负面影响是中国经济未来面临的重大挑战之一.在后人口红利时代,如何维持经济的稳定增长是学术界关注的焦点.本文基于中国人口城镇化发展滞后的事实,提出利用人口城镇化破解人口红利衰减的增长难题,并基于人口红利衰减及稳增长的双重约束,探讨了合理的人口城乡迁移速度.实证研究表明:为弥补人口红利衰减带来的经济增长阻力,中国人口城镇化速度需年均提高3.53％,即城镇化率年均提高两个百分点.     

我国人口面临五大难点和四大压力

我国13亿人口日的到来，再一次敲响人口问题的警钟。未来几十年，人口总量高峰，就业人口高峰，老龄人口高峰相继到来，我国人口面临五大难点和四大压力。     

我国人口的社会结构失衡:理论机制与经验事实

随着生育率水平的持续下降,我国不仅面临人口数量增长的困境,而且也发生了严重的人口社会结构失衡.文章基于教育资源稀释理论,从理论和经验两个方面研究了教育与生育率之间的相互作用以及由此所决定的人口发展规律,从而论证了人口社会结构失衡现象及其形成机制.研究表明:(1)教育与生育率之间的相互作用机制,一方面可以使生育率水平持续上升,导致人口发展进入高生育陷阱,另一方面也能够使生育率水平不断下降,让人口发展滑入低生育陷阱,由此形成了人口发展的"Z"形变化规律,即在中等教育水平上教育与生育率之间显著负相关,而在较高和较低的教育水平上两者并无明显关联;(2)由于我国的教育发展存在明显的城乡差距、地区差距和民族差距,那么在"Z"形人口发展规律的影响下,所有居民必然会逐步分化为两类,分别向生育率的高低两端集聚,从而就产生了人口的城乡结构、地区结构、民族结构和素质结构的失衡.进一步地,文章基于全国人口普查县级数据,使用工具变量法和Hausman-Taylor估计方法,验证了这种"Z"形人口发展规律及其所决定的人口社会结构失衡.文章不仅可以丰富当前的人口结构研究,而且对我国的人口和教育改革具有重要的启示.     

区域性交通条件改善与沿线城市人口增长——基于铁路运输提速的分析

本文将可达性引入到城市人口增长模型中,分析了铁路提速引起的沿线城市可达性变化,进而对其人口增长所产生的影响.研究发现,总体上,铁路提速对沿线城市人口增长有着明显的正向影响.铁路提速所导致的沿线城市可达性每提高1％,可使其人口出现0.39％的相应增长.特别是,对于提速沿线城市,其可达性每提高1％,可引起人口出现0.52％的相应增长.但对于非提速沿线城市,这种影响在统计上不显著.铁路提速对提速沿线城市人口增长影响还表现出明显的区域差异.在我国东部地区和东北地区,城市的可达性每提高1％,可引起其人口分别出现0.90％、1.5％的相应增长,但在中部和西部地区这种影响在统计上不显著.     

人口转变时期的经济增长与仿真

文章建立模型探讨人口转变时期人口变动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文章利用由Compertz函数的导函数衍生出的单峰函数模拟人口转变时期的人口生育率及人口参与率的变化过程。将具有人口转变时期人口变动生育率与劳动力参与率变函数引入经典的索洛模型,得到一个非自治的微分方程。该微分方程的解是渐近稳定的。文中利用数值仿真展现人口转变时期的人口变动与劳动力参与率变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最后,通过比较常值人口增长率下人口增长与Logistic人口增长方式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来探讨产生"人口红利"的原因及"人口机会窗口"的大小。     

经济发展过程中“人口红利”的反思与再定义

经典文献和学术界主流更多地从人口年龄结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这一角度来观察和分析"人口红利"。经典的"人口红利"概念不足以体现人口转变对经济增长的积极影响。人口年龄结构变动对经济增长产生的积极影响,与这一过程中人口质量的提升密不可分。因此,"人口红利"应该被定义为:在人口转变开始后,由人口年龄结构变动与人口质量提升共同作用形成的、有利于经济增长的人口条件。文章利用生产函数构造了新的"人口红利"测度指标,在此基础上,分析了中国未来人口变动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结论是人口质量提升能够使人口变动长期有利于经济增长。因此,中国未来人口发展的方向是人口质量的提升,而不是依赖生育政策来延续所谓"有利于经济增长的人口年龄结构"。     

人口年龄结构、工资与区域经济增长——基于1995—2015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由人口年龄结构转变带来的人口抚养负担对经济增长产生的阻力能否由工资的正向调节配置而发生逆转呢?就此问题,利用中国1995—2015年省级面板数据以及多种识别策略实证分析了人口年龄结构与工资对我国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着重探讨了工资上涨对人口年龄结构和区域经济增长的调节效应及传导机制。研究结果表明:政策引致的总抚养比迅速下降有利于中国区域经济的增长,总抚养比、少儿抚养比与工资的交互效应显著为正,说明总人口负担对经济增长的抑制效应随着工资的上涨而被弱化,少儿抚养比的下降对经济增长的贡献随着工资的上涨而被强化。合理的工资上涨不仅能有效调节家庭资产配置、减轻社会人口抚养负担、提高社会劳动生产率,而且能够通过影响社会储蓄和消费影响作用于经济增长。     

老龄化时代中国人口红利向何处去

作为最具活力的生产要素,人口对经济增长的作用不容小觑。在收获了长达三十年的人口红利之后,中国正面临老龄化时代的拐点,适龄劳动人口数量下降、社会养老负担加重成为经济增长的制约。新背景下中国人口红利向何处去?人口结构该如何继续推动经济增长?综述相关文献,分析中国传统人口红利促进经济增长的作用机制、老龄化对经济增长的冲击,梳理出新背景下继续发挥人口红利的应对之策。从对策入手深究,要想从根本上利用既有人口红利和创造新红利空间,最关键的是相关政策制度的完善。     

城市密集区人口变动研究——以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和京津唐地区为例

利用第三、四和五次全国人口普查资料,对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和京津唐地区人口增长和空间分布的变化过程进行分析.研究表明,自1980年代以来,各城市密集区人口增长速度加快,人口规模不断扩大;空间分布变化幅度大,总的趋势是集中化、不均衡化;人口变动状况具有阶段性差异;外来人口的迁移流入是人口变动的主导因素.在此基础上,探讨了城市密集区发展过程中的人口演化趋势以及人口变动规律,其结论是:城市密集区人口变动遵循逻辑斯蒂增长规律、波动推进规律、圈层扩散与等级扩散规律,人口增长将由高速到低速,人口分布将由集中化迈向相对地均衡化.     

中国人口转变与人口红利分析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人口再生产模式经历了从"高生育率、高死亡率"到"低生育率、低死亡率"的人口转变过程。这一人口转变过程为经济增长所带来的有利发展契机,即人口红利主要通过劳动力供给、储蓄率和人力资本三个渠道影响经济增长。只有从这三方面对人口红利问题进行全面考察,才能为经济可持续发展提出科学合理的政策建议。利用"刘易斯拐点"概念来简单判断我国劳动力供给总体状况及变化趋势,或片面强调由劳动人口增长快于消费人口所形成的第一人口红利,都是偏颇的,而由此得出的结论也不能成为调整人口政策的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