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劳动生产率影响商品价值量问题的思考

在传统的劳动价值理论中，劳动生产率作为影响商品价值量的重要因素，与单位商品价值量的关系成反比，已是理论界长期广泛应用的定论。但若深化对这一理论的研究，我们还能发现，从简单劳动和社会必要劳动时间这两个前提出发，我们完全能获得劳动生产率与单位商品价值量关系的另一解：劳动生产率的变化(提高或降低)，与劳动者劳动量的支付能力成正比，与单位商品价值量的大小无关，与单位时间内商品的价值总量成正比。这一认识也是对商品价值量与劳动生产率间的真实关系的描述，这样的认识并不妨碍我们对传统经济理论的若干重要问题的理解，且可能提供出一个解释现代社会诸多经济现象的新视角。     

商品价值量与劳动生产率的关系新探

一、决定商品价值量的究竟是怎样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 马克思说:“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是在现有的社会正常的生产条件下,在社会平均的劳动熟练程度和劳动强度下制造某种使用价值所需要的劳动时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52页)。从这句话中我们不难看出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所表现出的严格的时空限定和质量规范的特性。 1.“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中的“社会必要”首先具有宏观含义,即在社会范围内这种劳动时     

论劳动生产率与商品价值量的决定

劳动生产率有个别劳动生产率、部门劳动生产率、社会平均劳动生产率和国际劳动生产率四个层次。不同层次、不同时代的劳动生产率对商品价值量决定的意义是不同的,四个层次的劳动生产率对商品价值量决定都产生重要影响。     

质疑单位商品价值量与劳动生产力成正比说

单位商品价值量与劳动生产力成正比说错误的理论根源在于,否定了马克思的劳动二重性学说,混淆了使用价值与价值、具体劳动与抽象劳动之间的质的差别,其结果是将劳动生产力与商品价值量之间的关系错误地理解为劳动生产力与使用价值量之间的关系,进而否定了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是理论的倒退。运用价值转形理论可以更好地解释单位商品价值量与劳动生产力成反比的原理,破解所谓的＂马克思的悖论＂,从而更好地坚持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     

劳动生产率与单位时间创造的价值量成正比的理论:一个简史

劳动生产率和单位时间创造的价值量成正比的理论(简称成正比理论),在国内已有了半个世纪的发展史,其间几代学人为这个理论的形成和发展做出了贡献。本文对该理论的发展及其主要观点做了评述,提出成正比理论主要有如下核心观点,第一,在商品按价值出售的前提下,把生产率进步带来的超额剩余价值归因于单位时间创造了更多价值;第二,成正比规律与成反比规律并不矛盾,成正比是以成反比为前提的,两者是由同一原因带来了同时并存的规律;第三,成正比规律不仅存在于个别企业的层面,还可在一定条件下推广到部门和国民经济的层次。这些观点构成了成正比理论的硬核,并因之成为勾勒一个学派的基本特征。     

马克思"商品价值量与劳动生产率变动规律"新探--对劳动价值论的一种发展

本文在坚持马克思关于活劳动创造价值的理论基础上，对“商品价值量与劳动生产率变动规律”这一劳动价值论的重要内容作一新的创造性发展，认为关于劳动生产率与商品价值量反向运动的表述只是一种实际状态，而非全部状态，且不完全合适应纵向分析；强调就一般意义上讲，个别企业，同一部分或行业和全社会的劳动生产率提高，会使商品价值总量呈现出增长趋势。这是因为，在现实经济活动中劳动生产率提高或多或少都会伴随着劳动复杂化和熟练化的提高。     

论活劳动的价值量和劳动的价值量

活劳动指劳动者在劳动过程中体力和脑力的耗费。活劳动的价值量区别于劳动力的价格，前者指劳动力的耗费量，后者指劳动者获得的报偿。活劳动的价值量是一切价值量活的源泉。物化劳动价值量是活劳动价值量物化形式的结晶。在劳动过程中，活劳动的价值量与消耗的物化劳动价值量共同形成劳动的价值量。它们都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存在。如果否认了活劳动的价值量，就否认了劳动的价值量，从而也就否认了劳动结果——商品或产品的价值量。     

论国民收入价值量的内涵扩大再生产

本文认为,由于我国传统的理论否定了投入产出率的提高可以带来产品价值量的增长,因而导致国民收入价值量的内涵扩大再生产理论在经济学方面仍然是一个盲点;划分社会扩大再生产方式的准则不应是“数量规模”的大小,而应是“投入的劳动是什么类型的劳动”,即从劳动投入的角度寻求划分两类扩大再生产的分水岭。作者认为,实现国民收入价值量的内涵扩大再生产的现实途径是通过密质劳动替代同质劳动,以科技进步和组织创新为中介,推动生产要素投入产出水平的上升,使国民收入的价值量和使用价值量同步增长。     

价值规律新说

本文对价值规律的传统认识提出了不同看法，认为计量劳动量的尺度应该是知识使用量而不是劳动时间，商品价值应该由最新知识而不是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现实的价格运动中心应该由生产要素的最优配置而不是资本的力量决定。     

劳动、价值、分配“三论”新解

在科技革命的新形势下,作者结合我国改革实践,从劳动论、劳动价值论分配论三个方面,对社会主义社会劳动和劳动价值论进行了再认识,进一步深化和发展了马克思的劳动和劳动价值论。     

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理论阐释与实践价值

文章基于国内外经济发展的现实,按照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分析范式,运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社会再生产理论和社会资本循环理论,从理论、历史、实践等角度,对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科学内涵、生成逻辑、实践价值进行了深入研究,回答了什么是新发展格局、新发展格局从何而来、新发展格局价值何在等热点问题.研究认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是一个具有丰富科学内涵的战略决策,与新发展理念、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现代经济体系、安全发展等理论全方位对接,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发展的新成果.双循环新发展格局适应了新时代中国发展的新要求,反映了新时代中国发展的目标和规律,为未来中国经济发展开辟新道路,为世界经济的复苏注入了新动力.     

劳动与资本在价值创造中的正和关系研究

在传统剩余价值论的架构中,劳动与资本在价值创造中只存在零和关系。本文试图在劳动价值论的前提下,论证劳动与资本在价值创造中可能存在的正和关系。经历了有关资本主义劳动过程的长期争论,多数西方马克思主义者认为,发达资本主义经济中存在着工人技能升级的长期趋势。这一点为我们运用"成正比"理论奠定了经验的前提。劳动生产率与单位时间创造的价值量成正比的理论,在国内已有半个世纪的历史。本文进一步发展了这一理论,将其运用于分析以技术变革和劳动复杂程度提高为基础的价值形成过程,并据以论述了劳动与资本之间的正和关系得以实现的经济条件。这种在不同层面存在的正和关系构成了相对剩余价值规律的抵销因素。     

李嘉图学说两大矛盾新解

李嘉图学说中存在的资本和劳动的交换怎样同价值规律相符合、平均利润率的存在怎样同价值规律相符合这两大难题,虽然早已被马克思进行了科学的解答,但这并不妨碍我们在马克思的基础上对它进行新的研究和解答。事实上,李嘉图学说的第一个难题来自于李嘉图把商品的价值与商品所能创造的价值这二者混淆了。而其第二个难题来自于不管资本的有机构成的高低都假定剩余价值率为100%这个不合理也不现实的假定。     

跨国基金的产权关系:一种新诠释

本文在假定基金产权划分为直接产权与间接产权、物质产权与价值产权的基础上,以离岸基金为例探讨跨国基金的产权关系.基金产权相互分离,且归属于相对独立的不同产权所有者,是基金实施跨国经营和跨国融资的产权基础,其中关键是,基金的国家间接物质产权与国家间接价值产权相分离并分别归属于不同国家的政府.实现跨国基金的制度创新和管理创新需要,规范各类基金产权所有者的权利和行为,降低基金内部的交易费用,重新构建基金治理机制.     

另解“逆向突围计划”

2002年8月12日出版的《中国经营报》,刊出了吴盛刚、韩彦撰写的《给中国移动运营商的逆向突围计划》一文。文中的“中国移动运营商”仅指“中国移动”,而不包括“中国联通”。为了使中国移动“摆脱与竞争对手争夺新客户的正面战”,文中提出了两大“逆向突围计划”;一是“死守中高端老用户”:二是“企业市场先下手为强”的“超越竞争”的战略:本文作者对此方案提出另一高见,我们非常希望感兴趣的读者参与这个讨论,与本文作者一起进行设计。     

行业分析师盈利预测偏差的新解释

对于卖方行业分析师(简称分析师)盈利预测偏差的现象,本文提出一个新假说,即作为理性投资的代表者——分析师的盈利预测偏差会受到投资者情绪或噪音交易的影响,并通过我国的数据证实了该假说。首先,通过实证研究,发现国内行业分析师盈利预测存在系统性的偏差。其次,构造月度投资者情绪指数,通过非参数和参数的统计方法,针对盈利预测偏差的时间序列和面板数据两组数据,证明了情绪是分析师盈利预测偏差的一个重要因素。国际文献中对分析师偏差的绝大多数理论解释通常是基于经典金融学的框架,即假设分析师是完全理性的,其偏差主要来自利益驱动(他们供职的机构或个人利益最大化)。而本文认为情绪和利益驱动因素相结合才能更好地解释分析师预测的偏差。     

中国经济增长的趋同特征及其成因分析

本文以经济增长理论中的趋同假说为基础，对中国地区经济增长进行经验分析认为：中国地区间经济增长存在明显的趋同非线性、区域性、南北二元分异的特征；人力资本、经济结构变动、市场化水平等对增长趋同存在显著影响；实现地区经济协调发展，关键在于为欠发达地区创造形成趋同的条件。     

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现状:一种解释

农地流转率低是个基本事实,但对其原因的分析却有很大分歧.有关农业土地流转的很多文献认为,当前农地生产效率低,是因为农业土地流转率低,未能形成土地的规模经济;提高农业土地流转率是提高农业效率的一个重要手段,而土地流转率低是因为农业土地的保障功能等因素的作用.农业土地经营承包权的流转率提高不可能提高农业经济效率,土地承包权流转率过低是因为土地的农业用途的经济价值低和农业土地向非农转化的高预期价值使土地承包权转让意愿降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