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源型产业集群的"RIS"识别与评价

产业集群的识别是产业集群研究的重要领域,是选择合适的产业以培育成为带动区域经济发展的产业集群的重要依据.根据产业集群的识别理论,结合资源型产业的特征,在钻石模型和"GEM模型"的基础上,建立的基于"资源集聚-产业网络一服务体系"的"RIS模型"可以对资源型产业集群进行定性识别;在"RIS模型"的基础上,建立的基于"RIS模型"的资源型产业集群的识别评价体系可以对资源型产业集群进行定量识别和评价.文章以陕北煤炭资源产业集群为例,对"RIS模型"的应用作了简单分析,分析结论认为陕北地区煤炭资源产业已经初步形成了资源型产业集群.继而对基于"RIS模型"的资源型产业集群的识别评价体系的加权平均应用作了简要的分析说明.     

农村文化产业评价指标体系的研究

为了科学地分析和评价各区域农村文化产业的结构和发展状况,遵循构建农村文化产业评价体系的原则对农村文化产业构建三级评价指标,包括总指标、五个一级指标和十七个二级指标,并用层次分析法建立评价体系的模型,得到各个指标相对总指标重要性的权重。输入不同地区农村文化产业的数据可得到不同地区农村文化产业的发展水平,并对其做出评价。     

城市商品住宅价格合理性实证分析

首先从商品住宅价格市场的形成、居民承受力和协调比价体系3个方面出发,建立了商品住宅价格合理性评价体系;然后,以经济发达地区为参照,选取合适的标准化方法,建立了商品住宅价格合理性评价标准;最后,选择简单可行的加权综合评价方法,建立了商品住宅价格合理性综合评价模型,运用模型对上海市近几年的商品住宅价格合理性进行了实证分析。     

湖北经济发展现状及竞争力评价

科学地评价一个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或经济实力,不仅需要建立一套合理的指标体系,也应有一套科学的评价方法。在引入社会福利、居民生活质量等更为人性化的软性指标基础上,跳出“构建模型-选择指标-目标评价”这一传统模式,通过因子分析法在得出目标评价结果的同时,找出各项指标与主成分间的因果联系,进而构建评价体系,以期建立一套对区域经济发展水平进行综合评判的科学方法,尤其是能针对湖北等中部地区省份的经济发展水平进行评测和分析。     

我国全面启动碳交易市场

正在各试点运行四年多之后,全国统一碳交易市场千呼万唤始出来。2017年12月19日,国家发改委经国务院同意正式印发了《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建设方案(发电行业)》(下称《方案》)。该文件的出台正式标志着我国碳排放交易市场体系的正式启动。尽管此次只纳入了发电行业,但随着碳排放交易市场的不断发展与完善,其他的高能耗、高排放行业也将会被逐渐纳入到碳交易市场。国家发改委已经确立了"成熟一个、纳入一个"的基本原则,明确了中国碳交易市场的开放性模式,最终逐步扩大全国碳排放交易市场的覆盖范围。     

广东省循环经济发展综合评价与区域差异分析

从经济社会发展、资源能源消耗、资源综合利用、污染控制和生态管理五个方面构建了广东省循环经济指标评价体系,对各市的循环经济发展水平进行了综合评价。评价结果显示广东省循环经济发展水平存在明显的区域差异,不同区域在发展循环经济的过程中应该实行差别化的策略。     

欠发达地区低碳经济发展的金融支持研究——以甘肃省为例

欠发达地区发展低碳经济不仅面临着转变发展方式和进行经济结构调整的巨大压力,也需要构建完善的金融支持体系有效解决低碳经济发展中的资金瓶颈问题。文章以甘肃省为例,分析了商业银行、资本市场、碳交易市场、财税政策对欠发达地区低碳经济的金融支持现状,提出了创新商业银行碳金融服务方式、加快碳交易市场体系建设、完善资本市场体系和财税政策支持体系的具体路径选择。     

碳交易试点是否提升了区域绿色全要素生产率？

以碳交易试点运行构造准自然实验,基于2007-2018年中国30个省市平衡面板数据,运用双重差分模型与中介效应模型检验碳交易试点对区域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机制和作用机理。研究结果表明：(1)整体上,碳交易试点政策对区域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在经过多项稳健性检验后,上述结果依然成立;(2)机制分析表明,碳交易试点通过能源结构效应、技术创新效应与产业结构效应最终提升试点区域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其中产业结构效应带来的影响最为显著,技术创新次之,能源结构效应的影响较弱;(3)异质性分析发现,碳交易试点对区域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作用在东部地区显著存在,西部地区不显著,而中部地区一定程度上产生了抑制作用。     

我国四大经济区域技术创新能力体系评价及地域差异研究--兼议西部地区技术创新能力的提升

区域技术创新能力是衡量区域技术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准,更是一个区域经济增长和竞争的决定性因素。构建出区域技术创新能力评价体系并选取31个省市、四大经济区域的16个原始指标,运用因子分析模型,在对各地区区域技术创新能力及差异进行综合评价与分析的基础上,探讨东部及中西部地区差异化形成的原因及其对策,以期为各地区尤其是西部地区制定区域经济和技术发展政策提供依据。     

江河源头水源涵养生态功能区生态补偿机制研究——以江西东江源区为例

流域下游地区对上游地区予以适当经济补偿已经成为我国解决区域之间社会经济失衡、保护流域水资源生态安全问题的重要手段和迫切需要。在简要回顾国内外流域生态补偿机制理论研究和实践模式的基础上,以江西东江源国家级水源涵养功能生态保护区自然生态环境条件和社会经济发展现状为背景,分析了在江河源头区域实施生态补偿的现实必要性及其政策法律依据;根据"受益者补偿"的原则,确定了东江源生态补偿主体和受体;运用"成本—效益分析法"和"工业发展机会成本法"测算出生态补偿标准总额为51 335.2万元;以水量、水质和用水效益三个指标为基础,建立流域环境保护与生态建设成本分担模型并测算出流域下游地区广东省环境保护与生态建设成本年分担份额为10 861.33万元,就东江源区域实施生态补偿应当遵循的原则和途径进行了设计。     

广东省终端能源消费碳排放增长的驱动因素

将居民能源消费的二氧化碳排放纳入研究范围,采用LMDI分解法对2000—2011年广东省终端能源消费碳排放增长的驱动因素进行分析。结果显示:在影响碳排放增长的各种因素中,经济规模、人口规模和收入对碳排放增加整体上表现为正效应;产业结构、生产部门能源强度、生产部门能源结构和能源碳排放因子整体表现为负效应;生活部门的能源强度和能源结构的效应不确定;总体上正向驱动效应超过负向驱动效应,致使广东省的碳排放量呈不断上升态势。     

Pollution havens: international empirical evidence using a shadow price measure of climate policy stringency

Given the ambiguous empirical results of previous research, this paper tests whether support for a climate policy-induced pollution haven effect and the pollution haven hypothesis can be found. Unlike the majority of previous studies, the analysis is based on international panel data and includes several methodological novelties: By arguing that trade flows of dirty goods to less dirty sectors may also be influenced by changes in policy stringency, trade information on primary, secondary, and tertiary sectors are included. In order to clearly differentiate between dirty sectors and sectors with high pollution abatement costs, separate measures for pollution intensity and policy stringency are implemented. For the former, two intensities, namely the sectors’ carbon dioxide emission intensity and the emission relevant energy intensity, are used to identify dirty sectors. For the latter, an internationally comparable, sector-specific measure of climate policy stringency is derived by applying a shadow price approach. Potential endogeneity between climate policy stringency, trade openness and the trade balance is controlled for by employing a dynamic panel generalized method of moments estimator. The results provide evidence for a pollution haven effect that is also present for non-dirty sectors, i.e., a sector’s net imports rise in general if the sector faces an increase in climate policy stringency. Moreover, a stronger pollution haven effect regarding carbon dioxide intensive and emission relevant energy-intensive sectors is revealed. However, no support for the stronger pollution haven hypothesis can be found.     

中美贸易中隐含的碳排放以及贸易环境效应——基于环境投入产出法的实证分析

中美贸易的巨额逆差带来的不仅仅是贸易问题,还包括一系列的环境问题。利用环境投入产出模型测算1997年-2009年中美贸易中所隐含的CO2排放量,得出如下结论:中美贸易中中国大部分行业污染贸易条件均大于1,且呈不断恶化趋势;出口规模越大、贸易竞争力越强的产业单位出口的CO2排放强度越小,中国出口美国的产品与污染品并无必然联系;美国对华FDI转移并未引起美国污染产业向中国转移,而全球FDI向华转移使得"污染天堂"理论在华成立;中国出口CO2排放速度低于其出口速度,单位出口的CO2排放强度呈下降趋势;改变中国污染顺差国的地位,中国需加强对美国污染品的进口,积极改变粗放型的生产方式,加快对价值链高端清洁产品的生产。     

广东省化石燃料碳排放的地域差异

碳排放的研究是认识和发展低碳经济的基础。采用2000—2009年广东省化石燃料消费和人口、经济产出等数据,对广东省10年来化石燃料消费所产生的碳排放进行了估算,分析碳排放量在时间和空间变化上的地域差异,并采用因素分解法对碳排放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定量分析。结果表明：①2000—2009年间广东省碳排放总量变化大、增长速度快,时序内表现出快速、平稳和稳定增长三个阶段性特征;工业部门是广东碳排放的主要力量,且行业差异性特征明显。②通过对广东省各地级市碳排放量的聚类分析得知,广州、深圳、东莞、佛山4城市和多年GDP变化类似,聚类于碳排放量最高的等级,和其他城市差距较大;广东省碳排放的变化在空间上呈现出＂中心—外围＂结构,表现出由集聚向扩散的演变规律。③能源结构、能源消耗强度、经济发展状况以及人口因素等是影响广东碳排放地域差异的主要因素。     

产业结构变动、技术进步与低碳经济发展:以广东省为例

本文基于碳排放强度的视角,运用转换份额分析法,将结构变动和技术进步从碳排放强度变化率中分解出来,实证度量了广东省产业结构变动和技术进步对低碳经济发展的影响。结果表明:1999年以来技术进步是决定广东省碳排放强度变化的关键因素,而产业结构变动对碳排放强度变化的影响作用较小;从产业部门看,工业部门对整体经济碳排放强度变化的作用最大。因此,在优化产业行业结构中,支持重点产业行业的节能减排技术进步,进一步降低二氧化碳排放强度,是广东未来实现低碳经济发展的关键。     

工业结构与碳排放的关联性——基于江苏省的实证分析

结合江苏省工业部门的碳排放情况,基于一种改进的灰色关联度模型,测算并分析了江苏省的工业内部结构与其碳排放之间的关联性。结果表明:江苏省的工业结构与碳排放之间总体上呈较强的相关性,但各工业行业产值与碳排放量的关联程度存在一定差异,主要取决于各行业的特性、生产和节能技术水平、发展阶段等因素。最后提出,在制定工业部门的低碳调整目标时,除了应重点关注各工业行业的碳排放影响力外,还必须考虑上述因素。     

碳中和目标导向的省域消费端碳排放减排模式研究——基于多区域投入产出模型

文章以多区域投入产出模型为基础,研究了中国省级和行业层面基于消费端的碳排放及碳转移,并解析了碳中和导向下的碳减排模式。结果表明:23个省份本地消费碳排放大于外地输入碳排放;资本形成是碳排放最大贡献者;能源生产和供应业以及非金属和金属业是碳转移的主要行业,能源生产和供应业输出碳排放量最大的内蒙古主要输出给北方地区,非金属和金属业输出碳排放量最大的河北主要输出给江苏等省份;中国30个省份可以根据消费端碳排放的来源特征和净碳转移方向分为四类。在碳中和目标导向下,本研究有助于倒逼各省份绿色发展和绿色低碳产品的输出,绿色低碳也将是未来贸易市场趋向。     

经济发展水平、产业结构与碳排放强度——中国省级面板数据分析

利用我国29个省市自治区1995—2007年的面板数据,本文分析了二氧化碳排放强度同经济发展水平及产业结构之间的关系。通过多项计量检验,比较了不同计量模型之后,笔者选取了能够修正面板异相关和自相关的可行的广义最小二乘法(FGLS)模型。研究表明,(1)碳强度同人均GDP之间存在"N"形关系。(2)第二产业比重同碳强度存在正相关关系,即第二产业比重越高,二氧化碳排放强度就越高。(3)对经济发展与碳排放之间关系进行的情景分析表明,如果产业结构不改变,没有实施另外的政策,经济增长速度本身难以引致碳排放强度的大幅下降,2020年二氧化碳排放强度下降40%~45%的目标难以实现。     

GREENHOUSE‐GAS EMISSION CONTROLS IN AN OPEN ECONOMY*

To examine how greenhouse‐gas emission controls affect a country's industrial and trade structures, this article presents an open economy model that has both Ricardian and Heckscher–Ohlin features. We specifically compare emission quotas, emission taxes, and emission standards. The patterns of production and trade critically hinge on those policy tools. It is shown that a domestic emission control may lead to carbon leakage and may not reduce the world emissions, and that emission standards may work as a “hidden” production subsidy toward an emission‐intensive industry.     

全球价值链嵌入、出口技术升级与制造业增加值隐含碳——来自浙江细分行业的经验证据

以外向型经济和制造业大省浙江为例,运用投入产出法测度2001—2017年浙江制造29个细分行业出口增加值隐含碳,并运用面板数据模型研究了嵌入全球价值链、出口技术升级对出口增加值隐含碳的影响。研究表明,浙江省制造业出口产品单位贸易利益的二氧化碳排放成本即出口增加值隐含碳大幅度下降。出口技术升级、贸易开放显著地降低了浙江省制造业出口增加值隐含碳,能源强度、人力资本、参与国际垂直分工等因素导致了出口增加值隐含碳的增长。交叉项检验表明,研发强度较高的行业出口技术升级会显著降低出口增加值隐含碳,外商直接投资、煤炭消耗占比、资本劳动占比较高的行业出口技术升级会导致出口增加值隐含碳的增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