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我国CRM流转税处理的思考

信用风险缓释工具在我国的推行有效满足了市场参与者管理信用风险的需要,但关于信用风险缓释工具的税务处理还处于空白。本文梳理了我国关于信用风险缓释工具流转税处理的政策,结合国外经验,提出我国信用风险缓释工具流转税处理的政策建议。     

我国信用风险缓释工具发展初探

信用风险缓释工具是我国近年来出现的信用衍生产品,在一定程度上防范了金融产品的信用风险.分析我国信用风险缓释工具市场现状,针对市场发展初期出现的如参与者单一化、定价基础较为薄弱等问题,提出我国信用风险缓释工具市场体系改革途径及建议对策.     

非经营性项目贷款信用风险缓释工具优化选择研究——基于地方政府“土地财政”的视角分析

政府融资平台项目贷款风险管理系列问题的研究,是我国监管当局和金融界高度关注的课题.本文以"土地财政"的视角,在对政府融资平台贷款项目可提供担保品的情况下,研究非经营性项目贷款信用风险缓释工具优化选择的问题,得出了相关的结论和政策建议.     

基于信用风险评估的商业银行中小企业贷款定价影响机制研究

本文结合我国中小企业特点以及商业银行风险管理的经验,提出了一个较为全面涵盖我国中小企业信用风险评估内容的度量模型,该模型由财务实力、管理实力、社会实力三个因子组成,然后基于该信用风险评估模型,探讨我国商业银行的贷款定价影响机制。研究发现,中小企业信用风险各因子对贷款定价均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即信用实力越强,贷款定价越优惠,同时,信用实力对缓释工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另外,缓释工具对贷款定价也有显著的正向影响,是中小企业信用风险影响贷款定价的调节变量。最后基于研究成果对商业银行如何应用模型加强中小企业贷款管理提出了建议。     

合并所得税会计处理的中美比较

一、有关企业合并所得税规定的比较 1．与合并所得税有关的法规、准则的比较。我国有关合并所得税方面的税收法规有：1994年5月颁布的《企业所得税若干政策问题的规定》、2000年6月颁布的《关于企业股权投资业务若干所得税问题的通知》、《关于企业合并分立业务有关所得税问题的涵知》和2001年2月颁布的《关于汇总（合并）纳税企业实行统一计算、分级管理、就地预交、集中清算所得税问题的通知》等。这些法规仅对企业合并时的所得税缴纳和处理作出了规定，但对合并后发生的内部交易所引起的合并所得税的缴纳和处理并没有作出规定。会计准则也没有涉及合并所得税方面的规定。     

发展我国信用风险缓释工具相关问题研究

信用风险缓释工具(CRM)的推出有助于完善风险分担机制以吸引更多的市场参与者,提高直接融资份额,提升商业银行资产业务的综合管理能力,金融市场自此再添新的信用风险管理工具.我国CRM推出的时间短,发展速度相对非常缓慢,CRM在初步发展过程中存在着市场参与主体单一、缺乏专业的法律法规、市场监管难度大、信息披露不完整等问题.应大力发展多元化市场参与主体,制定专业的法律法规配套措施,提高对市场的监管能力,加大信息的披露力度等,以保证CRM快速的发展.     

会计政策变更、会计差错更正对所得税影响的处理

企业发生会计政策变更及进行会计差错更正时，如涉及前期损益，需要考虑其对所得税的影响，并编制调整分录。其中关于所得税的会计处理比较复杂，是会计实务工作者面对的主要难题。本文通过对会计政策变更、会计差错更正而产生的前期损益调整事项的性质进行分析，探讨其对所得税影响的情况及会计处理。     

现代信用风险度量模型的分析及其在中国的适用性研究

现代信用风险度量模型是商业银行信用风险量化管理和动态管理的主要工具,随着对信用风险评估模型领域的探索研究不断地深入,急需建立适合我国国情的商业银行信用风险评估模型.本文通过对有国际影响力的四个信用风险计量模型进行比较研究,指出其特征和优缺点,为我国商业银行信用风险评估模型的建立提供借鉴和参考.     

我国商业银行信用风险转移及贷款规模动态调整的实证分析

信贷风险转移对商业银行影响很大。本文基于2003-2010年我国28家商业银行的基本数据,构建了我国商业银行信贷规模调整的动态面板计量模型,实证分析了商业银行参与CRM(信用风险缓释工具)市场工具交易对商业银行的影响。实证研究发现,商业银行参与信用风险转移能够促进商业银行资产规模扩大,CRM市场交易对商业银行信贷规模的弹性大约在3%左右。因为金融市场的不完善和非市场化因素影响,我国商业银行调整信贷规模的时间周期平均为2.4年左右。因此,商业银行的资本金水平和平均资产回报率对商业银行的信贷规模有正向影响,但对商业银行流动资产和贷款利率影响效果微弱。     

信用风险缓释凭证“缓释”了民营企业债券融资成本吗？——基于银行间债券市场的实证检验

作为一种信用衍生产品,信用风险缓释凭证应当具有降低债务融资成本的功能。在不完全债务合约情形下,信用风险缓释凭证可以通过加强债权人的谈判地位、约束债务人的机会主义行为等降低债务融资成本。将中国重启发行信用风险缓释凭证作为准自然实验,利用2018年1月—2019年11月的银行间债券市场数据,采用固定效应模型、双重差分法、平行趋势检验、动态效应分析和安慰剂检验等方法分析信用风险缓释凭证对民营企业债券融资成本的影响,结果表明：信用风险缓释凭证的创设发行,能够显著降低民营企业标的债券的信用利差和发行利率,且股东议价能力越强、清算成本越大,其融资成本下降效应越明显。进一步的研究发现,在短期融资市场存在由所有制差异引发的结构分化现象,信用风险缓释凭证的重启发行一定程度上减小了民营企业同国有控股企业之间的债券融资成本“剪刀差”,实现了对优质民营企业的定向支持。因此,应进一步发掘信用风险缓释凭证的结构化定向调节潜力,并加强对创设发行机构的监管约束,在有效降低债务融资成本的同时避免风险聚集。     

结构性减税政策对就业水平的影响研究

本文结合规范分析和实证分析,旨在研究结构性减税对我国就业水平的影响方式与程度,并提出结构性减税过程中如何稳定、提高社会就业水平的相关建议。结构性减税是＂有增有减＂的税制顶层设计,营业税改增值税、间接税改直接税、资源税改革等将通过影响企业盈利能力对就业产生传导作用。政策牵涉税收构成的调整,将改变不同类型经营实体的盈利能力和市场竞争力,改变劳动力市场的需求结构。要辅之以人才培养及导向政策,鼓励劳动力集中到减税力度较大的服务业中去,集中到中小企业中去,才能释放税改政策的就业红利。     

工业税收负担及其影响因素分析

在描绘与工业相关的税收政策变化轨迹的基础上,对工业从1991年的税收绝对额、税收结构和税收负担进行了测算,然后针对影响工业税收绝对额变化的因素,运用时间序列向量自回归模型(VAR模型)进行实证分析。研究结果显示,工业制成品出口额、广义货币发行量和国内生产总值都影响到工业税收总额的变动,特别是在滞后三年影响达到最大,随后逐渐减弱。工业税收负担的变化情况,从1994年分税制改革之后税收负担有明显的下降趋势,直到2001年才开始出现上升趋势。这反映出税收政策对于税收负担的调节是最直接和响应速度最快的。在工业转型升级过程中,税收政策可以针对不同的行业和经济形式的变化形成不同的税收体系,来指导产业未来的发展方向。     

银行应收未收利息营业税征收问题探讨

2009年1月1日开始实施修订的《营业税暂行条例》及《营业税暂行条例实施细则》,此政策与原银行应收未收利息征收营业税的规定有较大差异,给广大金融从业者对应收利息如何征收营业税带来了一些困扰。笔者根据应收利息特点、税收法规并结合多年从业经验,对银行应收利息及税收处理提出建议。     

商业健康保险税收优惠效应：争议与展望

多数国家通过税收优惠促进商业健康保险发展,而关于税收优惠效应的研究存在争议。当前,我国开展商业健康保险个人所得税优惠政策试点,迫切需要深入研究税收优惠的政策效应,然而囿于实践数据的限制,缺乏相关实证研究。国外大多数学者对商业健康保险税收优惠效应持辩证的态度：税收优惠一方面可促进商业健康保险业务参保率的提高,但另一方面也可能会产生“马太效应”和道德风险,同时还可能对劳动力资源配置产生影响。商业健康保险税收优惠效应难以简单判断,取决于税收优惠的对象、方式,应综合社会价值取向和客观现实等因素进行综合考量。理论研究不能因为实践积累不足而“止足不前”,应借助现有的理论、借鉴国外的方法积极开展相关研究,以促进商业健康保险税收优惠政策的制定和实施。     

从拉弗曲线变异看我国企业税负差异

政府经济主体与市场经济主体的经营目标、市场地位不同,面对税收负担变化的反应也有所区别,后者的税收负担敏感度要高于前者。在评价我国宏观税收负担时,应该考虑不同性质经济主体之间的行为选择差异,科学合理地调整税收政策,使政府企业与民营企业发挥好各自的社会责任。     

能源税问题探析——基于实例与模型的分析

随着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能源的地位日益重要。国家对于经济发展中的能源瓶颈问题,通常会采用一系列手段进行干预,主要包括:税收、法令、补贴。征收能源税是现在发达国家逐渐采用的保护环境、应对能源问题的主要手段之一。征收能源税的目的在于:(1)它能够有效地将能源使用的外部成本内部化,引导企业积极主动的进行技术创新,更有效率的使用能源;家庭也会注重采取节约能源的生活方式。(2)能源税的收入可以投入到公共领域,改善公共能源系统和社会福利。(3)征税相对于其他规制手段来说,社会的监督成本会比较低。因而本文希望通过对现有国际能源税制的比较与模型分析,为中国能源税的制定提供一些思路。     

降低我国宏观税负问题研究

宏观税负是税收政策的核心,税制改革首先要考虑宏观税负水平的高低。据GDP历史数据修订后的宏观税负水平分析,我国小口径宏观税负接近或达到最优宏观税负水平并保持上升态势,大口径宏观税负无疑偏高。我国应在稳定小口径税负的基础上,适时降低总体税负,同时,降低税负的改革应统筹考虑大中小口径宏观税负的调整。     

基于企业价值视角的“营改增”政策效应研究——兼析治理环境的调节作用和控制权性质的影响

“营改增”改革的目标在于减轻企业税收负担进而最大化企业价值。基于微观企业数据的双重差分检验表明,“营改增”显著提升了企业价值,且税改后增值税税率越低则企业价值提升越显著;治理环境会影响“营改增”的政策效应,金字塔控制层级越少、两权分离度越小、所处地区市场化水平越高的企业价值提升越显著;非国有企业的税收政策敏感性强于国有企业,“营改增”的企业价值提升效应及治理环境的调节作用仅在非国有企业中显著,而在国有企业中不显著。为强化税收政策的企业价值提升效应,政府应深化增值税改革和国有企业改革以进一步降低企业税收负担,各地区要加快市场化改革进程以优化宏观治理环境,企业也要不断完善自身内部治理结构。     

论我国增值税出口退税政策的选择

针对我国当前增值税出口退税面临的问题,应对相关政策进行调整,包括:实行宏观零税率、微观差别退税率制度,以利于我国经济的协调发展,解决当前出口退税面临的财力不足等问题;实行由中央统一退税,以确保出口退税的顺利进行;实行进口国报关单查验制度,以有效防范出口骗税行为的发生;实行欠退补偿制度,以有效维护出口商的合法权益及政府诚信退税的形象;统一生产企业与外贸出口企业退税额的计算依据,完善间接出口免税制度,使出口退税更具公平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