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便利化测评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

构建投资便利化衡量体系，并运用主成分分析法计算“一带一路”沿线48个国家的投资便利化水平。在确定沿线国家投资便利化得分的条件下，采用固定效应的检验方法考察2008-2016年沿线国家投资便利化水平对中国OFDI的影响。结果表明：投资便利化、国内生产总值、人口数量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存在正向拉动作用；而东道国与投资国的距离对OFDI呈负向影响。未来中国应积极推广“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基础设施建设，逐步提升合作国的投资便利化水平；并通过推动区域投资一体化，带动跨国企业对沿线国家的投资。     

双边政治关系、东道国制度环境与对外直接投资

在企业对外直接投资中,双边政治关系能否对东道国制度环境起到一定的优化补充效应？以往研究往往忽略了双边政治关系与东道国制度环境间的交互影响。本文基于2005-2014年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数据,通过构建双边政治关系、东道国制度环境差异等指标,实证分析表明:第一,友好的双边政治关系对东道国制度环境具有一定的优化效应,促进企业海外投资;相反,双边政治冲突则表现出一定的恶化效应;第二,不论是正式制度还是非正式制度,友好的双边政治关系对东道国制度差异均起到了一定的补充效应,降低了东道国制度距离的阻碍,增强了企业海外投资的合法性;第三,进一步,友好的双边政治关系与东道国制度环境的互补效应,能够显著提升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成效;第四,在较差的东道国制度中,双边政治关系的优化互补效应更为显著。基于上述分析,在中国“一带一路”战略实施进程中,一方面要增强与投资东道国的互联互通,注重与制度环境差异较大的国家进行政治交流,同时要积极构筑企业自身的所有权优势,保障企业对外投资收到实效。     

汇率如何影响我国企业OFDI

<正>研究发现,汇率上升有助于企业OFDI规模的扩张,尤其对上市企业和国有企业OFDI的促进作用更加明显;非上市企业更加关注东道国的市场规模和资源丰裕度,民营企业更加关注东道国的市场规模,而国有企业更加关注投资环境和资源丰裕度。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高速增长,已经发展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成功吸引了大量国外直接投资,同时也成为主要的资本输出国。尽管我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在全球排名第一,但相对于主要发达国家的直接投资存量仍然相对较低。在影响对外直接投资的因素中,汇率因素不容忽视。因此,在人民币汇率市场化的背景下,深入研究汇率水平的变化对企业对外直接投资规模的影响显得尤为重要。这有助于全面了解中国对外投资的发展路径,为微观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活动提供具体和有针对性的建议,同时有助于理解中国在全球经济中的角色,以及更好地引导和支持企业实施对外直接投资。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碳排放效应研究——基于空间杜宾模型

本文基于2003-2020年中国对外投资面板数据,从理论和实证两方面探讨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对全球碳排放的影响。结果显示,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能显著降低东道国碳排放量,存在“污染光环”效应,即中国投资是环境友好型投资。中国投资对“一带一路”和非“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碳排放影响存在显著差异,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更能降低东道国碳排放效应,比非“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多降低东道国碳排放量0.008个百分点。进一步研究发现,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主要通过结构效应和技术效应来抑制东道国碳排放量,而规模效应未产生显著影响,在稳健性检验下该结论仍然成立。建议宏观上持续深化国际经济合作的广度和深度、积极宣传和推广中国境外直接投资的绿色效应,微观上进一步规范和引导中国企业境外投资。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研究——基于贸易开放的中介效应分析

投资环境的不确定性会影响企业对外投资的战略和决策,尤其是投资东道国经济政策的调整,已成为影响企业“走出去”投资战略的重要因素。本文通过构建中介效应面板数据模型,检验投资东道国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我国对外直接投资（OFDI）的影响以及投资东道国贸易开放水平的中介效应。理论和实证研究结果均表明：投资东道国的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OFDI有直接抑制作用;贸易开放水平表现出显著中介效应,即投资东道国经济政策的不确定性下降会通过提高贸易开放水平,进一步拉动OFDI增长;经济政策不确定性通过出口贸易开放度对OFDI的间接影响略低于通过进口贸易开放度对OFDI的间接影响。基于以上结论,从宏观层面对促进我国对外直接投资提出政策建议。     

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制度性障碍与制度创新

我国对外直接投资仍处于初期发展阶段，对外投资规模与其经济地位极不相称，对外投资效益不尽如人意，而出现这些现象和问题的主要原因是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存在着投资主体产权障碍、政府宏观管理制度障碍和东道国投资环境制度障碍。为了消除这三大障碍，促进我国对外投资事业的长足发展，进行制度创新是非常必要的。     

东道国税收环境与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

近年来税收影响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重要性日益显示。本文将东道国税收环境概括为总体税负、税制合理性、税收管理效率与税收透明度四个维度。本文收集了2012-2017年沪深A股采矿业、批发和零售业、制造业170家上市公司在77个境外国家和地区进行对外直接投资的相关数据,利用混合回归方法从微观企业行为出发研究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与东道国税收环境的相关性。研究发现,中国企业倾向于在总体税负低、税收效率高且签订税收协定的东道国进行对外直接投资,但对东道国税收透明度的敏感程度不高;不同的行业对东道国税收环境敏感度也不同,批发和零售行业对东道国税收管理效率、税收透明度更为敏感,而制造业则对东道国税制复杂程度更为敏感。     

中国对非洲直接投资的影响因素研究——基于计数模型的实证检验

基于以下两个问题:中国企业在非洲投资的动机是什么?东道国的自然资源因素是影响中国对非洲投资的关键因素吗?利用计数模型实证分析了中国对非洲直接投资的动机及决定因素。结果显示,国有企业对非洲投资的直接动机是寻求市场,非国有企业在非洲投资的目的是寻求市场和寻求效率,因而非洲东道国的自然资源因素对中国企业在非洲的投资活动没有显著影响。同时还发现,中国企业倾向于在与中国有经济合作关系且宏观经济稳定的东道国进行投资,而不倾向于在制度环境较差的东道国进行投资;中国与东道国签署并实施的BIT没有对中国企业在非洲的投资活动产生影响。     

对外直接投资模式选择

我国对外投资体制及其东道国的制度环境通过影响中国企业的生产力水平和不同投资模式的组织成本,进一步影响了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模式的选择三十多年来,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模式选择更多地受到了我国和东道国制度环境的影响和制约。我国对外投资体制及其东道国的制度环境通过影响中国企业的生产力水平和不同投资模式的组织成本,进一步影响了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模式的选择。     

"一带一路"投资便利化水平测算与潜力分析

在测算"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的投资便利化水平的基础上,将贸易引力模型运用到国际直接投资领域,着重分析我国内地向"一带一路"沿线直接投资的关键决定因素及其影响程度,最后通过模拟中国内地对"一带一路"沿线直接投资的潜力数值,考察未来能够释放出的投资增长潜力.研究发现:"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投资便利化总体水平不高且洲际差异显著,欧洲最为便利,其次为亚洲,最后是非洲;在影响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直接投资的诸多因素中,东道国的投资便利化水平、劳动力规模、自然资源禀赋、双方的国内生产总值和汇率水平均对其有正向的创造效应,而两国之间的地理距离和东道国的税率水平则具有明显的消极影响;未来我国对"一带一路"沿线直接投资潜力最大的地区是亚洲尤其是东南亚地区,其次为非洲.     

增值税转型、产权特征与企业投资

以产权特征为视角,实证分析了增值税转型对不同企业的影响.研究发现:增值税转型增加了企业投资规模;国有企业投资规模显著高于民营企业;中央国企和地方国企投资均明显增加,二者差异在统计上不显著.政府干预程度较高地区的地方国企投资规模显著高于干预程度较低地区.此外,增值税转型使得国有企业长期回报率明显低于民营企业.     

反倾销如何影响了对外直接投资的二元边际北大核心CSSCISSCI

关于反倾销对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以往研究往往忽略了对外直接投资的结构特征,在一定程度上可能导致反倾销贸易壁垒所产生效应估计存在偏误。本文通过构建相关理论模型以及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二元边际,实证分析发现:反倾销对企业对外直接投资二元边际影响存在显著的差异性,即反倾销对于企业投资扩展边际具有较为一致的促进效应,但对于企业投资集约边际促进效应并不显著。分投资行业来看,反倾销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能源行业和金属业投资规模和投资范围的扩张,但抑制了交通运输业投资二元边际的扩张。分投资目的国来看,反倾销能够显著地促进企业对发达经济体和资源型经济体投资二元边际的增长,但对于新兴经济体投资的促进效应并不显著。因此,随着对华反倾销进入"常态化"阶段,企业一方面要积极理性应对,力争将贸易保护的负面影响降到最低,同时要主动对接国际竞争新规则,提升企业投资的国际市场竞争力。     

国家风险、海外投资保险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北大核心CSSCI

本文研究了国家风险、海外投资保险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海外投资保险通过风险补偿效应和保单融资效应影响中国对外直接投资。风险补偿效应对对外直接投资具有促进作用;当保单融资能够降低企业融资成本,或当风险补偿效应能够弥补保单融资导致的融资成本上升时,海外投资保险对对外直接投资具有促进作用;当保单融资成本过高,风险补偿效应无法弥补保单融资导致的融资成本上升时,海外投资保险对对外直接投资具有抑制作用。实证结果显示,东道国国家风险对中国对该国的直接投资具有抑制作用,海外投资保险对中国对该国的直接投资具有促进作用,且国家风险和海外投资保险的影响在中等风险国家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尤为明显,海外投资保险在促进资金融通,保障中国企业海外利益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双边投资协定质量与跨国企业海外经营绩效

本文以2011-2019年中国制造业跨国企业的554家海外子公司数据为样本,从投资便利化、投资保护和市场准入三个维度对双边投资协定的质量加以衡量,研究双边投资协定质量水平对跨国企业海外经营绩效的影响,结果显示：高质量的双边投资协定能通过降低跨国企业在东道国的不确定性程度来促进跨国企业海外经营绩效的提升;相比于市场准入和投资便利化而言,投资保护条款对跨国企业海外经营绩效的提升起到一定的主导性作用;进一步针对不同发展水平国家和不同所有制结构进行异质性检验,结果显示双边投资协定的促进效应以及市场准入、投资保护和投资便利化的主导性效应存在明显差异性。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税收竞争力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税收竞争力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具有重要影响。实证研究发现,"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税收竞争力的提升显著促进了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增加。因而,中国政府应致力于加强国际税收合作与区域协调,构建"共商、共建、共享"税收新体系;为企业投资"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地区)提供优质的跨境涉税服务和税务风险预警指引,从宏观上引导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健康发展;完善国内税收政策体系以提升国际税收竞争力,更好吸引外来投资;企业应密切关注东道国税收政策变化,有效防范风险,利用"一带一路"倡议带来的机遇,积极拓展海外市场。     

BIT的签署影响中国OFDI的区位选择

<正>中国偏好投资制度质量较差的东南亚国家，具有一定的“特殊性”，且BIT的签署可以促进中国OFDI。BIT可以弥补东道国制度环境缺陷，为中国企业进行对外直接投资提供更好的制度保障。亚洲是中国对外直接投资（OFDI）的主要地区，据商务部统计，2020年，     

对外直接投资和出口的技术溢出效应分析

随着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力度加大和出口规模的壮大,在经济转型的关键时候,我们有必要来探讨一下对外直接投资和出口对我国的技术进步提升的贡献值。文章运用单位根检验、协整检验以及CH变形模型,考察对外直接投资和出口对中国整体技术水平的影响。结果显示CDI是技术进步的长期原因,并且对外直接投资的技术溢出效应稍大于出口的溢出效应,所以我国在经济转型之际要扩大对外直接投资规模,分享发达国家先进技术成果。     

对外直接投资和出口的技术溢出效应分析

随着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力度加大和出口规模的壮大,在经济转型的关键时候,我们有必要来探讨一下对外直接投资和出口对我国的技术进步提升的贡献值.文章运用单位根检验、协整检验以及CH变形模型,考察对外直接投资和出口对中国整体技术水平的影响.结果显示CDI是技术进步的长期原因,并且对外直接投资的技术溢出效应稍大于出口的溢出效应,所以我国在经济转型之际要扩大对外直接投资规模,分享发达国家先进技术成果.     

北京市私营企业实施“走出去”战略的现状与问题——经济全球化下北京市私营企业发展对策研究之二

一、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动因与优势分析 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动因分析 一般而言,跨国公司从事对外直接投资(FDI)的动因包括寻求海外市场、出口导向、寻求资源、寻求技术和寻求效率。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动因以寻求市场型为主,包括寻求东道国市场和第三国市场(主要是东道国市场)。中国企业寻求资源型FDI单个项目规模大、数量少;寻求技     

基于博弈论视角的中国企业技术获取型对外直接投资逆向技术溢出效应研究

近年来,伴随着我国对外开放局面的优化和自主创新能力的提升,国内企业技术获取型对外直接投资蓬勃发展起来,对我国经济转型和结构调整产生了深远影响。为此以博弈论为研究工具,构建包含母国和东道国两厂商的博弈模型,探讨了我国企业技术获取型对外直接投资逆向技术溢出的行为特征、动机及收益。研究结果表明: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存在明显的技术获取动机,且在这种动机的引导下通过逆向技术溢出效应显著地影响了母国及厂商的技术水平和收益,并提出了政策建议以期更好地发展技术获取型对外直接投资。